巨贪成“大侠”是低层沦陷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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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侠客,古往今来都是民间演义的道德范本。一腔义气,打抱不平闯荡天下,从“桃园三结义”到“梁山结义”,再到纵横武林的“笑傲江湖”,可以说,江湖义气有着深厚的民间土壤。因此,当背负一身江湖义气行走于官场之时,人们很容易在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之后,在洒脱豪气的慈善济贫之时,找到民间情感所共有的道德依附———近日被纪检部门双规,通过矿主的“进贡”,抑或“以办案为名‘敲诈’”,拥有上亿财产的山西省繁峙县原副检察长穆新成,正是脱胎于这样的民间江湖土壤。他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灰色收入,而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东窗事发后,还能找到称其为“侠客”的众多拥趸。(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15版)


穆新成的为官轨迹在当今官场有着标本意义:先利用职权在管辖领域闯出一片江湖,与相关利益者亲切地称兄道弟,利用手中职权摆平各种利益纠葛,充当黑白两道通吃的“带头大哥”,且不时散财济贫,散发出侠士本色的魅力。


中国社会大体上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携所谓侠客之义行走天下的江湖风气,也因此很容易找到生存土壤。特别是这个人还是居庙堂之高的宦海之士,就更让人觉出官场人物的草根本色,从而生出一份亲近感。随之而来的利益往来,自然也仅限于兄弟情义,职权之下的利益斡旋所得财物,也只是“为朋友排忧解难得的钱”。做官,也像是走江湖。因此,当穆新成父亲的临终托付人问其钱财来源时,他可以打包票地表态:“您放心,我的钱都是朋友给的”。“为朋友排忧解难得的钱”,当然可以用得光明正大,这就是所有以江湖规则行走于官商两界的权力者的逻辑。


正是这样一个以江湖义气求一己之财的权力中人,得到了民间称之为“侠客”的美誉。缘何?穆新成的过人之处或许就在于,他用这些钱财的一部分,做了接济穷困的善事。“相比他从繁峙拿的,他付出的不是很多;但相比其他腐败却不为民做事的,强了不少吧”,这或可看作贪腐之风盛行之下,民众权利普遍沦陷后无奈生出的相对认同感。而这种认同又将其幻化为“侠客”、“道德”的化身,反而更映衬出底层权利集体沦陷的无力与悲哀。


正是有了这些江湖的肯定、民间的褒扬,这样的为官之道开始在普遍的人情土壤中如鱼得水。曾因卖官而震惊全国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江湖气息的人。他粗暴的脾气、不拘小节的性格、讲究义气的作风,成了他为官的个人魄力。他曾在抗洪、救火时冲锋在前,这又增添了民间对其的道德肯定。很显然,这些为官之士有意无意表现出的豪爽义气之举,是很能让人忽略他背后的贪腐行为的。


可问题却在于,如果一个人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攫取不正当收益,不管他表面裹挟了多少侠义、道德的外衣,其必然戕害民众应得的权利。通过剥夺一些人的权利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利益诉求,民众在其中受到的利益损害,却反而在普遍的贪腐之风,以及其后的所谓慈善、义勇之举中得到原谅,这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在这样的官场江湖内,没有国家,没有民众,没有法律,只有团伙。在团伙利益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对外均同仇敌忾,更不可能将民众纳入其中。可悲的却是,不管这样的利益剥夺戕害了多少民众,其后的慈善之举,却又往往让民众感恩戴德。对穆新成案件的采访,到最后之所以会成为一段民众称之为“侠客”的黑色幽默,可能就正肇始于这样的底层普遍沦陷与崇尚江湖侠义的民情土壤中。


在古语中,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淡泊的人生境界。而在现实的官场,要让权力者放弃江湖的物欲显然很难做到。江湖是很难忘的,不仅难忘,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乐此不疲地携着这样的江湖规则行走于官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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