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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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眼里,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周森锋29岁担任市长,是引进人才,实现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一件好事。但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却引来社会的广泛质疑。


其实,29岁当市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自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就进入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胡适、梁漱溟在二十六七岁就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台,而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并创建史语所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如今大家把29岁当个县级市市长就当做一大新闻,实在是时代的悲哀,也有点少见多怪。


其实,有没有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人究竟是一块什么“材料”。所谓“材料”,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才,一种是奴才。区分人才和奴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有没有人格。有人格就是人才,没有人格便是奴才。奴才不仅要有溜须拍马、惟命是从的本领,还要学会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手段。最近有网友发现,周森锋的一篇论文有抄袭之嫌。这让我想起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学校厕所丢了灯泡之后,他对同学们说:“你在学校里敢偷灯泡,毕业后就敢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拿竺可桢的话来衡量周森锋这位政治明星,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想当年,不仅是学界,连政商两界也往往是年轻人的天下。比如曾经担任过民国时期南京市市长的沈怡就是一例。沈怡早年在上海同济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交通部供职,后来赴德国美国深造。留学归来后,姐夫黄郛出任市长,他被委以上海公务局局长重任。时年才27岁。


沈怡的背景本来应该引来非议,但是黄郛在就职典礼上公开说:“凡事非人不举,然欲求真才,必先除私见。此次市政府组织,用人标准以专门学识与办事经验为衡,而因上海环境之恶劣,同时尤不得不注重于德性。故高级职员之选择,有多少深知者,亦有素未谋面者。但求合乎于上述之标准,决不敢稍挟成见于其间。”也许是因为这种公开,并特别注重“真才”和“德性”,黄市长这种“内举不避亲”的做法,才没有引来非议。不久,黄郛离职,但沈怡却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呆了十年,并先后与多位市长合作。这说明黄郛的选择基本正确,沈怡确实是德才兼备。


“合则留,不合则去”,是人格独立的具体体现。如果是为了迎合上头的想法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十足的奴才。当然,要想不当奴才,还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炒鱿鱼”和“炒老板的鱿鱼”已经逐渐成为企业的常态,这标志着国人的独立人格正在觉醒。相比之下,这种觉醒在公务员中还没有看到什么苗头,这就是奴才容易升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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