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关麟征与陈诚相互倾轧及退隐军界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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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为尽快这全国夺取政治军事优势,国府重庆大本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即向全国各处调兵遣将。在派谁去东北与共产党争夺那片肥沃的黑土地的问题上,蒋是动一番脑筋的。最初,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向他推荐杜聿明,蒋子以默认。


可是,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使用武力把共产党势力从东北地区赶出去成为蒋所确定的新方针,他需要一个冲杀的猛将。蒋想起关麟征,他未与任何人商议,便于1945年10月8日突然任命关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蒋的任命公布后,即下令召关到重庆,与他具体商议调派哪些部队到东北进行接收。


对于这一任命,关是满意的。能被委以东北最高军事长官的重任,的确让他感到兴奋和满足。正当关考虑如何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形势突变,蒋又收回这一任命,改派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而让原云南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对于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法,关见多了。可这次是变得太快了。关接令后初则一头雾水,继则怒火满腔,拍着桌子吼道:“这一定是陈小鬼在背后捣的鬼!” 关麟征认定他之所以未能去东北,是时任军政部长陈诚在背后作手脚,因他与陈是冤家对头,这在国军高层中几乎尽人皆知。


1928年,关任南京警备司令部第2团团长时,警备司令是陈诚,那时关是陈的部下。不久,关调任新成立的第11师第61团团长。第11师是由原福建军阀周荫人的部下曹福顺旧部改编的。蒋公原想任命陈诚为师长,但遭到何应钦的反对,何认为陈资历太浅,只能任副师长。陈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不肯就任副师长之职。何、陈交恶从此开始。后陈经蒋公派人劝说,才勉强到任。


陈诚自上任之日起,想方设法排挤师长曹福顺,一心要取而代之。第11师参谋长罗卓英秉承陈的旨意,想联合在第11师任团长的黄埔一期毕业生李默庵、萧乾、关麟征等,联名向上级推举陈任师长,撵走曹福顺。关看不惯陈的那一套,当罗征求他的意见时,性格直率的关无遮拦地说:“陈矮子并不比曹福顺高明,可能比曹还坏。”不肯在信上签名。罗把这件事告诉陈,从此关、陈结怨。


陈诚在出任第11师师长后不久,有一次谒见蒋时,说一大堆关麟征的坏话,想借蒋之手惩办关。不料,蒋听后反而训斥陈一通,批评他不会容人。蒋之所以信任关是有原因的。1927午8月,蒋第一次被迫下野时,返回奉化溪口老家,当时,正任总部补充第7团团长的关鳞征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溪口晋见蒋。蒋见关在患难之时赶来拜见,很是感动。在与关谈起下野原因时,他竟挥动拳头愤怒地骂道:告诉你们同学,何应钦反叛了我!娘希匹!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


这是蒋第一次在部下和学生面前无所顾忌的袒露心迹,可见,他那时即已把关当成一个心腹,此后蒋对关一直十分器重和信任。陈诚见无法借蒋之手惩治关,便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段,以保举关升任新编第5师副师长为名,把他排挤出第11师。新编第5师是由原国军第2军改编的“杂牌”部队,关到任后不久,该师哗变,他被迫离开新5师回到南京,到张治中任师长的教导第2师任团长。经过这次变故后,关对陈更加忌恨。到抗战时期,关、陈的关系已形同水火。


1943年,关麟征在昆明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驻滇的部分军队。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陈的基本部队之一的第54军被列入该集团军作战序列,受关统辖。当时,有人向军委会驻昆明参谋团团长林蔚控告第54军军长黄维贪污,将军队的空额薪饷挪作他用。那个时期,国军官兵待遇菲薄,生活极为艰苦,一些长官将空额粮饷用于救济官兵的困难,也是经常发生的事,也是国军长官笼络士兵的一种手段。这属于心照不宣的事,在表面上国军军政部还是严禁吃空额的。


关接报后,立刻派人到第54军调查,查明确有其事,他立刻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何也是陈的政敌,得到这样—个整陈的机会岂能放过,即马上签字呈蒋将黄维撤职,并通知关保荐继任人选。关接到何电令后,即推荐第52军军长张耀明接任第54军军长职务。


第52军是关一手创办起来的部队,张耀明与关既是黄埔一期同学,又是陕西同乡。关派张出任第54军军长,也暗有吞并这支队伍的意思。这时,关另—位陕西同乡杜聿明正好也在昆明,私下里劝说关:第54军是陈辞修的基本部队,你要吃掉它一定会惹出麻烦来的,不如慢慢来,先升任陈的部下、第54军副军长傅正模当军长,这样较为恰当。


关办事一向雷厉风行,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一拍桌子,愤愤地说:正因为是陈诚的基本部队,所以我才要吃掉它。这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关没有接受杜的劝告,坚持派张耀明任第54军军长。副军长傅正模没当上军长,恨得要命,他跑到陈诚那里去告状,说张上任后对进行人事大更换,闹得官兵人心惶惶。陈让傅写一个报告,呈报给蒋。蒋看了后,来电警告张耀明一番。


关见傅处处与张耀明为难,为帮助张巩固对第54军的统制,关提出将该军所属第14师2个团与第52军第25师的2个团对调,名为交流,实际是对第54军进行内部改造。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起草一份清愿书,胁迫全体军官逐—签名,分别向昆明参谋团及重庆军委会控告,列举关扰乱军制、任用私人等几大罪状。傅还鼓动军官给陈诚写信诉苦,促使其出面反对关。傅等还对陈说什么“辞公大公无私,别人则是大私无公”。


陈诚见关要吞并自己的基本部队,怒火中烧,再经傅等煽动,更按捺不往,随即晋见蒋,强烈要求惩办关。关知道后,亦不甘示弱,迭电蒋、何应钦,要求严办不守军纪、无事生非的傅正模。


这一桩公案还未了结,陈诚即被委任为中国远征军司令,乘飞机来到昆明。关与宋希濂、杜聿明等到机场迎接,并送到官邸。关当面向陈提出要惩办傅,陈不理不睬,关生气了,说:你要不惩办傅正模这个小人,就请撤销我的职务。


陈一听,竟疾言厉色地说:“你想当军阀吗?”


关性烈如火,当面顶撞说:你说我想当军阀,我指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第2师、第25师,南征北战,打了多少胜仗,现在我指挥的部队只多了一个第195师,论实力还比不上当年3旅1团的第2师。今天杜聿明在场,你问问他,我的人事处理有—丝一毫的私心没有?你当年带的第11师、第18师二三万人,现在扩充到40多万人。你带的干部不打仗,只升官,谁想当军阀?谁有私心?事实俱在,还用说吗?!第54军是国家的部队,还是你私人的?归我指挥,有傅正模这样的小人在背后捣鬼,我指挥得了吗?你为播弄是非、兴风作浪的傅正模,置我这个集团军总司令威信于何地?


关一番话竞说得陈哑口无言。据说,陈被气得当天就吐了血,不久即称病回重庆,请求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


关与陈结怨如此之深,也难怪他怀疑蒋改调他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是陈在暗中阻止的结果。但关仅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什么证据,对此事也不便发作,他认为蒋听信陈的话,如此对待他是赏罚不明,是非不分,深感不平。


按关的性格,他原本是不会接受这一任命的,但后来还是一声不响地接受了,当时许多人大惑不解。多年后,替关撰写回忆录的香港作家张赣萍在《抗日名将关鳞征》书中道出其中的原委:中央令调龙云任军事参议院长,为防龙抗命,曾密令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注意。而杜竟派兵包围龙氏住宅,未遭抵抗,竟开枪炮示威。事后遭到多方指责。不久蒋公特召见关说:杜聿明处理昆明事件失当,有违军纪。我要处罚他。一班云南人对你很好,派你去办理善后罢。


不久.中央发表命令,将有过的杜调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派关任云南警备总司令。他接令后,深叹如此功过不分,气愤已极,原拟辞职不就,深恐被人误会与老部下杜争官位,又感于蒋面嘱他去办理云南的善后,只好再去尽一次忠。


1945年10月,关到昆明走马上任。刚下飞机便发现,他离开昆明仅个把月的时间,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到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充斥街头的是龙云残余地方武装、军统大批特务以及大批的复员军人。抗战胜利后,蒋下令裁撤一些“杂牌”军,为安置编余的军官,蒋下令在昆明成立第16军官总队。这个总队下辖5个大队,总共有约2000余人,都是失去军队和职位的军官,他们自忖抗战有功,对蒋如此处置十分不满。这些人经常闲逛街头,无事生非,无法无天。因此,昆明的治安很坏,“一二一”惨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关虽不是制造“一二一”惨案的元凶和幕后主使,但他却不能不替幕后主凶——蒋委员长背黑锅。蒋为平息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和学生们的义愤,下令将关“停职议处”。


关赋闲将近一年后,于1946年7月,被蒋重新启用,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那时,各军事学校校长都由蒋兼任,教育长实际上负责主持校务。关上任不久,蒋便自动解除各军校兼职,关正式升任校长。


中央陆军官校的前身即是黄埔军校,关是黄埔军校开办以来的第二任校长,也是黄埔学生中继蒋后荣任母校校长的第—人。关引以为荣,认为哺育军事人才,大有可为,所以专心一意,干得非常起劲。


关就任校长之初,即提出要在校实行四大改革(一)废除体罚,培养廉耻;(二)赏自下起,罚从上先;(三)改革教学,时间第一;(四)人事公开,经济公开。


为做到经济公开,关令从学校到各总队以及学生中队的一切财务都必须公开,学生中队由学生选举产生经济管理委员会,让学生自己管理伙食;在人事方面,关则强调一切人事安排都要由校务会议公开讨论后决定。


为赏罚严明,关规定,对有发明创造、办事认真、能严守守职责者给予晋升官司职或者给予物质奖励。对办事不认真,工作出问题,违反纪律者,决不留情面,轻则停职,重则撤职或禁闭。当时,中央军校和各地分校都仿照当年黄埔军校,在校门口两侧写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道;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关下令撤掉这副对联,他认为这种口号不务实,对于有功有能的将士,国家赐爵酬功是应该的。


有一次,第二十一期入伍生队期满后,照例进行长途征军,谁也想不到部队出发以后,关会驱车视察他们的宿舍。结果,关发现有2个中队的内务很差,营房也打扫得不干净,非常恼火,训斥说:你们不务实,认为马上就可以分科了,别的事都可以马虎了。为什么要马虎呢?将来你们带兵怎么办?不属于自己的事就可以不理了,怎么打仗?幸亏只有2个队使人失望,要不然你们全得再次入伍。


随后,关下令给予这一期入伍生总队长撤职处分。这个总队长本应晋升为少将,报告已送到国防部了。但关又让人重新打一份报告,取消对他的保升。对这期入伍生的处罚则是取消他们的假期。


关在任校长期间,校规和军纪都极严格。有一次,在成都中央军校北校场,举行第21期学生毕业典礼大会,全校师生按时进入会场,关准时走上主席台,由校值星官宣布开会。这时,训导处长王锡钧中将坐吉普车来到会场,关看表已超过一分钟,当即命令王不要上台,就地立正站在台下,以示惩罚。王规规矩矩地站在台下一动不动。此后,军校的大小官员再也没有一个人敢迟到。


自关担任军校教育长后,便立下一个规矩: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他要亲自给学员们讲兵法。这一天是全校同学非常惬意的—天。因为平常军校集会,凡在行列中身体偶有摇动的人,只要让关看到,都要严厉处分。但这一天却非常宽松,学员们可以架起枪,放下背包,或半坐,或半卧,或斜倚在别人身上,无拘无束,听关讲课。


关是陕西口音,铿锵有力,讲课时既严肃,又诙谐,深入浅出,引人人神。他对古代兵法非常熟悉,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孙子兵法》,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更是记得烂熟,常常引用他的话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问题,并加上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讲授古代著名的成皋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役时,一边分析双方胜败得失的原因,一边告诫:要学兵法,要学战史,但更要记住孙武子的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还要记住岳飞的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绝不能做不知灵活运用的赵括式的悲剧人物。


就在关专心一意“作育人才”期间,国军在战场上已开始由优势转为劣势,败讯频传。关在巡视中央军校分布在外的9个分校时,曾分别拜访过张治中、傅作义等,得到的都是对前途充满悲观的论断。对于把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送到前途堪忧的前线,关表现得很痛苦、矛盾。


据1948年夏天毕业的第21期学员回忆,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未开始,有的学员分到东北,有的分到西北,有的分到华北。限于交通条件,学员们不能一次离校,只能分批出发。每走一批,关都要亲自送学员们上车,然后讲几句送别的话。关送别话就是四句:“国事纷纷,前途茫茫,后会有期,期在何时?”一向严厉、刚强的关将军,每到这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国军在重点进攻失败、特别是精锐大整编74师被围歼后,最高当局曾在南京召开一次军事检讨会,谋求改进与共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会议闭幕后,各路将领都奉命返回原防地,只有整编第11师师长胡琏,觉得有件事必须向参谋总长陈诚当面报告,而留在南京。胡也是陈—手栽培的老部下,二人关系非常密切。


胡琏直接来到陈诚家中,陈见他后很奇怪,问为什么还没有走,是不是有什么事?胡说:报告总长,我个人和部队没有什么事要向总长报告,只是我觉得前方情况日趋恶化,似于与高级指挥官的才干有关。如果把关麟征调出军校,委以重任,当有挽回局势的希望。


胡琏与关麟征是陕西同乡,1928年国军实行整编时,胡失业,便到蚌埠投靠关。关当时任第11师第61团团长,他亲自进行面试和实兵指挥测验后,留他当一名连长,胡后来登龙发迹全是靠得关给他提供这一机遇。以后关调离第11师时,还专门向陈介绍过胡。所以说,关对胡有知遇之恩,在黄埔先期毕业的老大哥中胡琏最佩服的是关,认为他具有军事才干,用兵作战,有独到之处。胡也知道关与陈关系不睦,但为挽救国军在战场上的颓势,他也顾不得是否冒犯陈,鼎力举荐关出山。


陈诚为维护国民党统治大业,也有捐弃前嫌之意,他听胡链的话后,马上表态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我马上就向委员长建议。”


胡想不到陈“不念旧恶”,满口答应,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当即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事后陈也确实向蒋建议派关接替在山东屡战屡败的第1兵团司令汤思伯,以扭转山东的不利局势,蒋欣然应允,下令召关到南京。


关在到南京之前,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陈诚要掌握军官学校,所以要把关调开;也有人说,汤兵团的精锐主力整编74师被灭,接任汤任司令官,既无打硬仗的兵力,却要与强敌硬打,这是把关往死路上推。汤听到消息后,也给关写来一封信,关照说:雨东兄,听说要由你来接替我,千万莫上当,这些烂部队不能打,你来了准倒霉。


这些风风雨雨的话不能说对关没有一点影响,但关这时对内战的局势已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谁也没有回天之力。所以,在去南京之前,他便拿定主意,绝不上前线领兵打仗。


南京。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找他谈话,一开口便说:雨东兄,这次要加重你的责任了。


关一听就很反感,心想:抗战初期我就当了集团军总司令,指挥6个军与日军作战,获得过湘北大捷。现在要我做指挥几个师的兵团司令,还说是加重责任,岂不足有意侮辱我吗。因而,他不等陈说下去,便直率表示:如果要我去接替汤兵团,我不去,请总长另选高明。


话不投机,无法再谈下去。陈只好打电话找蒋:雨东兄来了,现在在我这里,是否要他立刻来见您?


蒋嘱让关来见他。陈对关说:你不愿去接替汤恩伯,可以当面报告委员长。


关到蒋的官邸后,蒋对他说:这次徐州方面自从张灵甫自杀以后,前方士气很坏,你去前方把士气鼓励起来,好好打几个漂亮仗,改变一下那里的局面。


关不便直接推辞,便有意给蒋出难题说:校长让我去前方干什么?如果要我去徐州,将那里的党政军一元化,统统交给我负责,我愿出任,也能发挥力量。如果要我去接任汤恩伯,能做兵团司令官的人很多,用不着要我去。


关的话激怒了蒋,他骂了关一通,此事以后也就没有了下文。


l949年初,西北战场形势吃紧,蒋又萌生派关到西安接替胡宗南的念头。关故技重施,再次向蒋开出将西北地区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的“高价”。关明知蒋难以接受他的条件,即以此为巧妙的推辞。


关虽然不肯打内战,但他对蒋却—直忠心耿耿。关对蒋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三国时期关羽忠君报国的思想影响。关一辈子崇尚关羽,平日里也喜欢以关云长自许。当年,关任第11师第31旅第61团团长时,与第61旅旅长李默庵和第62团闭长萧乾关系最好,三个人说话十分投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关遂向李、萧提出要效法刘备、关羽、张飞的义薄云天、情同手足的精神,他称李为大哥,自居为老二,称萧为三弟。虽没有正式结拜,但关一直与李、萧以兄弟相称。


关崇拜关云长几乎到痴迷的程度,他在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时,有一次第25师评剧队演出《古城会》,当饰演关羽的演员站到古城外,饰演张飞的演员在城楼上唱道;关羽,红脸贼,你投降曹操,有何面目见我?


坐在第一排正中的关听到后,“呼”地一下姑子起来,大吼一声:混账。唱词怎么骂武圣人为红脸贼?把戏词给我改了,改完了再唱。台上的演员只好暂停演出,到后台商量了一番,改戏词,重新敲锣打鼓再唱道:关二哥,你降了曹贼,有何面目见我。


关这才满意地笑了。戏演完后,他还对一同看戏的军、师长们说:关爷是武圣人,我们国人要知道尊重。孔子是圣人,社会上没有人演孔子的戏,就怕唱词有不敬的地方。不是我闹戏,这是非常严肃的事。这件事后来成为国军中的笑谈。


1949年1月,蒋下野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在台儿庄大战期间曾与关并肩作战,对关的印象极好。他上台后,为摆脱蒋对军队的控制,提出由关麟征接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关自然知道李的用意以及他与蒋之间的矛盾,他没敢贸然答应李,而是专程赶到奉化溪口,向蒋请示。蒋不同意李的这项人事安排,他对关说:这是别人企图离间我们,你不要上当。你是带兵的人,还是任陆军总司令合适。


关回到南京后,何应钦告诉他: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广州未征求国防部及参谋本部的意见,即发表广东同乡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这是打破历史惯例的。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只好暂时委屈你任副总司令,以后想法将张发奎调开,再由你继任。”


关此时根本无意于谋取这一类的官职,他只向何提一个条件:他可以出任陆军副总司令,但必须同时兼任军校校长,工作重心也放在军校。何满口答应,于是关返回成都。


1949年夏,当共军悍然发起渡江战役之后,蒋从幕后操纵转为前台直接指挥,张发奎在当几个月的空头总司令后,因指挥调动不了一兵一卒,愤之把军装脱下,跑到香港做寓公。面对乱纷纷的局面,蒋有意让关出任陆军总司令,幻想通过这员虎将来收拾残局。他特召关到台湾谒见。


关到台湾后,以不满台湾省主席陈诚为由,滞留在高雄,不肯到台北。蒋只好屈尊就驾,从阳明山到高雄来见关,当面告诉他,已决定任他为陆军总司令,关未置可否。当他离台时,他出任陆军总司令的任命已正式发表。


有关关麟征任职的地点,迄今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在广州,也有人说是在重庆。然而,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前后3个多月的时间里,陆军总司令关竟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动作或言论。私下里,他反而对曾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说:老兄,我对你说私话,掐住鼻子也救不醒了,咱再也不卖命了。


重庆沦陷前夕,关带着家小及细软离开大陆,定居香港。1950年3月,在台湾复职的蒋,因关滞留香港,正式下令免去其“陆军总司令”,改由孙立人接替。这时,蒋仍想借重正值盛年的关替他去经营反共复国的事业,派人请他去台湾,主持“调训干部”的“革命实践研究院”。


关一口拒绝,他满口的理由,对来人说:只要蒋公用陈诚,我就什么也不于。但关又表示自己离蒋但绝不投共。在黄埔军校与关是同队同学的共军大将陈赓也曾表示,欢迎关回大陆云云。据说关对共军发出的这些信号是充耳不闻。


在香港定居的岁月里,关麟征“无官一身轻”,每天以读书、写字及教导子女为乐,也常与—些新朋旧友来往。他熟读中国史籍,记忆力强,在与朋友交谈中,褒贬人物,纵沦古今,多有独特见解,座中无论是学者、名流,或工商界人士,对他的谈论,莫不深感钦佩。


韩战爆发初期,战局瞬息万变,关根据自己的判断,有一次在与朋友交谈时断言,美军不久有可能在仁川登陆,他这一预言不久就应验,朋友们都佩服他眼光独特,判断准确。


关的一些老部下私下里与关谈起东北问题,关叹息说:东北问题当然是以军事为主,中央派杜聿明去东北是失策的,因为杜随我工作多年,我对他知之甚深。每当作战,不是派他去受训,就是留守后方,战场历练较少,作战经验更无。突然要他指挥几十万大军作战,无异是将一副千斤重担加在只能挑一百斤的人肩上。他被打败是意料中事。虽然东北的溃灭是在他离职后,然由杜开始搞坏,其他人也回天乏术。


多年后,胡琏从台到港探望关,再一次谈起东北战事。胡问:雨公,如果你当年去东北,将采取什么样作法?关自负地回答说:我的办法很简单,第一,选一位善战的将军,任他为兵团司令官,给3个精锐军,明确指定任务就是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一切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着眼点。第二,对于满洲国留下的20万军队,我不管中央的政策如何,一律给他们以地方保安部队的番号,让其为我们所用。以东北之富饶,他们会自给自足的。待打完仗后再作善后安排。


胡琏听罢很是钦服,嗟叹不已,认为蒋当初没有派关去东北,实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误。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兴起旅游热,关将军对此本无兴趣,后在夫人与女儿的劝说、陪同下,于1972年前往美国、欧洲各国漫游。回香港时,全家人都到机场去迎接。关走下飞机,就对家人摇头表示,旅游没有什么意思,“以后再也不去了”。


不爱旅游的关将军却喜欢与家人—起看电影,特别是大陆戏曲片,如《借东风》、《杨门女将》等。有—次,他带着全家老小去看晋戏《六月雪》,影片中的唱腔与道白与秦腔十分接近,不免触动对故乡的思念,看着看着,关止不住流下热泪。


1975年4月,蒋公在台病逝后,关在蒋经国的邀请下,携夫人飞到台湾吊唁。抵台之时,黄埔同学及老部下数百人在机场迎接他。关与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的黄杰为黄埔一期同学,私交极厚,分别26年后,在机场一见面,两人就抱头痛哭。关在台呆了10个月,他任军校校长期间毕业的各期学生纷纷来拜见老师,以致不得不分批会见。蒋经国希望关能留在台湾,要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关婉言谢绝。


关麟征最后也没能返回中国大陆。1980年7月30日晚,关在家中猝发心脏病,急送往香港伊利莎白医院抢救。医生护士在急救过程中发现胸前累累伤痕,感到惊讶。关夫人介绍说:这些伤痕都是他抗日浴血奋战所伤。8月1日,关麟征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75岁。中共方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也都登载他逝世的消息和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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