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酒后驾车,刑法当因时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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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金盛路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5死4伤,场面惨烈,肇事司机被证实为醉酒驾车。公众由此开始反思对醉酒驾车的治理,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我国交通法对于醉酒驾车处罚偏轻,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太小,呼吁刑法对醉酒驾车因时而变,立法严惩。


这些年,城市里私家车越来越多,醉酒驾车以至车毁人亡的例子不时触动着公众的神经。酒后开车,尤其是醉酒驾车,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危及路人与司机本人安全,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行为。悲剧已然发生,而一起交通事故上升为舆情喧嚣的公共事件,除了民意对“刽子手”司机的愤懑情绪之外,更多的还是冀望此次事件引发社会对醉酒驾车的关注,进而以更刚性的法令条文规避事故的发生。


眼下看来,现行法律体系对醉酒驾车等处罚明显偏轻。按照《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即便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也只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记12分。拘留、扣证、罚款,这样的惩戒怎能罚出醉酒驾车司机之痛感?


醉酒驾车发生事故,一般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依《刑法》第133条规定:除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以外,其最高刑期只有七年。交通肇事罪属于典型的“过失犯罪”,即当事人不希望发生车祸,或者轻信车祸可以避免,这种犯罪因主观恶性不大,很难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所以刑法的量刑较轻,一般在三年以下,至多七年。加上执行中无肇事行为的醉酒驾车基本不会拘留司机,处罚偏弱的法律在执行中一再打折,其威慑力自然更为有限。这也是造成酒后驾车、尤其是醉酒驾车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醉酒驾车已经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是一种典型的危险犯,不管有无发生车祸、有无侵犯路人权利,这种行为已置他人生命于潜在危险,对其采取刑事制裁完全合情合理。当然,也只有事前对醉酒驾车予以刑责规定,而不只是等到出了人命后才追究刑事责任,才能从源头上真正遏制醉酒驾车。


刑法之所以没有重视醉酒驾车,与当时我国汽车社会还没有形成有一定关联。公路少、汽车少,醉驾事件的概率也小。而今天,据公安部网站信息,截至今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约为1.73亿辆,其中,汽车约6700万辆。这样庞大的基数,也决定了醉驾肇事概率的增大,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在刑法层面重新审视醉驾的危险。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从立法上对醉酒驾车行为严责重罚:比如在美国,有醉酒记录者,汽车保险费用将上升近10倍,醉酒驾驶当场吊销执照并入狱一年,对造成生命伤害的酒后驾驶员可以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最高可适用死刑;在香港,今年开始实施的新道路交通条例,加重了对酒后驾驶的处罚。


深圳车多人密,醉酒驾车引发的事故并不少。上个月底,深圳交警汇集500名警力,在福田区集中开展整治酒后驾驶行动,当天就查处酒后驾车40宗、醉酒驾车4人。可见整治酒后驾驶到了须用严刑重典的时候。对于性质比较严重的醉酒驾车,法律理应明确规定应用刑罚制裁。只有醉酒驾车行为被追究刑责,且执法得力,马路杀手才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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