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援阿”内幕:中国勒紧裤带 阿国浪费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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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9年5月,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回忆录》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披露了我国当年“援阿”的真实情况。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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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耿飚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回忆录》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披露了我国当年“援阿”的真实情况。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


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的懒惰、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又存在顾虑。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乔冠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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