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一批越南妇女被拐卖到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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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南方农村报7月4日报道:“上世纪90年代,(拐卖)这个事在围底镇很普遍,(买人)就好像买东西一样。”6月18日,阳春市松柏镇派出所所长罗志戈直言不讳,并坦言“这不是什么秘密”。   上个世纪80、90年代,农村曾是被拐妇女的重要流入地,松柏镇也不例外。   “(被拐来的人)以广西人和越南人为主。”1999年和2000年,松柏镇派出所曾做过针对性的调查,当时被拐卖至松柏镇的,如果肯留在本地,就可以办理入户手续,“两年间,办理入户的有100人之多。”   政府的打拐行动效果显著。如今,拐卖妇女

南方农村报7月4日报道:“上世纪90年代,(拐卖)这个事在围底镇很普遍,(买人)就好像买东西一样。”6月18日,阳春市松柏镇派出所所长罗志戈直言不讳,并坦言“这不是什么秘密”。


上个世纪80、90年代,农村曾是被拐妇女的重要流入地,松柏镇也不例外。


“(被拐来的人)以广西人和越南人为主。”1999年和2000年,松柏镇派出所曾做过针对性的调查,当时被拐卖至松柏镇的,如果肯留在本地,就可以办理入户手续,“两年间,办理入户的有100人之多。”


政府的打拐行动效果显著。如今,拐卖妇女的现象已不多见。除陈甘群案件外,阳春市妇联唯一记录在案的是,2007年4月24日,永宁镇妇女龙雪珍曾被拐卖至三甲镇。罗定市妇联副主席梁洁霞也介绍,近几年,妇联基本没有收到妇女被拐卖的投诉,最近受理的案件都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


出于无奈买老婆


阳春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岚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那个年代确实比较严重,在妇联工作年头长的人基本都参与过打拐行动。”


在罗定,情况基本类似。在南方农村报记者调查中,尽管罗定官方部门对此三缄其口,认为不存在“拐卖现象”。而在民间,却不时有“拐卖”的传言。


“一般都是年纪大的,家里又穷,没办法就去买老婆。”熟悉围底镇情况的村民李海(化名)介绍说,“主要是想生儿子,传宗接代!”


围底镇一摩托车司机开玩笑地说,“本地有些老男人娶不到老婆,可以娶个外国女人。”他所指的外国女人是越南人。


娶不到老婆的农村人造就了拐卖妇女的巨大买方市场,而人贩子利欲熏心,为这个市场不断提供“产品”。


陈桂玲、陈甘群、康有雀之间的关系可谓典型。康有雀因为家穷,35岁时仍是单身。经陈桂玲“介绍”,他买到了15岁的陈甘群,买人费用的一部分由其兄垫付。


6月23日,南方农村报记者来到罗定围底镇陀埇村。走进康有雀家,一股霉味迎面袭来。在堆放食物的桌子上,苍蝇乱飞。康有雀头发全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表情木然。陈甘群走后,他的日子更加艰难。


陀埇村民似乎没有“拐卖”的概念,他们在交谈中用“介绍”代替“拐卖”。


“老婆是邻居(彭)寿南的老婆(即陈桂玲)介绍的,现在寿南的老婆去了越南。”6月23日,康有雀说。他不知道的是,陈甘群和陈桂玲现都在阳春。


康有雀实在倒霉。在陈甘群离开的第三年,他买私彩中了上千元大奖,而后高兴地买了辆摩托车。一天早晨,他开车莫名其妙地撞上了公交站旁的灯柱,门牙掉了五六颗,脖子被撞歪,还得了脑震荡。为了省钱,他自己找了些山草药敷脖子,可是不仅没治好病,反而牵连到双手,几个手指现已变形并无法弯曲。


老婆走了,家中有80几岁的老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自己却是个残疾人,康有雀的日子实在难过。


被拐女子有三类


在跟“丈夫”生活了12年,并且生了三个孩子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回家。陈甘群的个案在农村拐卖现象中很难说具有代表性。


结合本地情况,李海将被拐卖妇女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初确被人拐卖至此,但来到围底镇后,觉得生活比老家好,便自愿留在此地,这类人以广西人居多。


虽然在松柏镇,南方农村报记者并未找到具体个案。而这类情况在媒体的报道中时有出现。2000年,《江淮晨报》曾报道,当地警方在打拐时遭遇了麻烦事,两位曾被拐卖至安徽的四川女孩儿官素珍和周桂芳拒绝回家,官是因为有了孩子,周则是因为老家太穷。


第二类是,被拐后,因不满意本地生活,不能接受买主(或者买主对她不好),经常逃跑。陈甘群大抵属于此类。而尽管逃离康家,对人贩子陈桂玲恨之入骨,但对康有雀本人,陈甘群却恨不起来。“毕竟有孩子在,我也不想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陈甘群说。


而第三类最令本地人厌恶。她们以骗婚为生,买主付了“介绍费”,她们便假装被拐卖并和买主生活,但一段时间后,则择机离开,同时从买主付的介绍费中分一杯羹,这类以越南人为主。


陈桂玲就有这种嫌疑。1988年,她先是做了罗定市围底镇彭寿南的“老婆”,而在1991年,又做了阳春市松柏镇梁德洪的“老婆”。微妙而蹊跷的是,1993年,她竟将陈甘群输送到自己被拐卖的第一站——彭寿南的老家。而在1993年陈启深提供的刑事诉讼材料中,陈启深举报,陈桂玲曾“拐卖一妇女到冲口村卖给黄月友为妻,骗取现金四千多元,后来黄月友钱人两空。又一次,拐卖一妇女给新联村民陈日照为妻,骗取钱财七百多元,时间不满一个月,陈日照人财两空。”


职能部门消极应对


也许正是因为农村拐卖现象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地方职能部门也见怪不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甘群并没有和康有雀办结婚手续,而她曾两次做结扎手术,松柏镇计生办并未过问任何事项。


而一旦有被拐妇女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显得困难重重。陈甘群是一例,罗所长透露,他了解到“阳江市也有此类案例”。


先看妇联。阳春市和罗定市妇联有关负责人均表示,对此类案件,他们一般接到投诉才会跟进,而跟进的方式只是提供相关法律援助,以及协调相关部门调查。


具体到陈甘群的案件,6月18日,阳春市妇联法律援助权益部王部长表示,公安局已经做出了“过了追诉时效”的决定,他们也毫无办法。


而具体到公安部门,消极应对的报道屡见报端。5月26日,《瞭望东方周刊》刊文指出,丢失儿子的惠州人陈凤雕曾说:“几乎每个(丢失儿子)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


陈启深对此也深有感触,当年他就举报陈桂玲,在这种带有明确指向性的举报下,松柏镇派出所依然以没有证据为由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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