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国民党优容知识分子实录

想当年,章太炎胸配勋章,站在新华门前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只说一句:“这个章疯子,俺不理你。”


袁大头这一光荣传统,被蒋光头给继承下来了。


1946年,刘子衡在山东省政府主办的机关报上发表著名的反战文章《打不得九论》,引起一片哗然,军统、中统、党部、三青团纷纷告“御状”,王耀武也写了检讨,七十四军首任军长、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俞济时还连忙给他解围,说是不是有人做他手脚,可老蒋的批语却是:“刘子衡这个人我知道,乃一狂士,书生之见,何足为怪。”


刘老师点名 王耀武乖乖起立


刘子衡何许人也?


穷秀才而已。说起来,他的年龄并不大,生于1903年,仅仅与王耀武同龄罢了,比胡宗南还小好几岁呢;出道的时间也不算早,直到1931年才读国立青岛大学。不过,他从小才思敏捷,论语倒背如流,还能说出其中有多少个之乎者也。精通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已经很了不起,更难得的是他还坚决反孔教,因而得到五四运动播种人蔡元培的赏识。毕业以后,他四处讲学,孜孜不倦,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顾祝同、王耀武、李玉堂、吴化文都一大批党国要员都听过他的课,世人皆称“刘老师”。


就这么一介儒生,可以骑到国民党头上作威作福。


1946年,七十四军第二任军长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屡次邀他回家看看,他理都不理,然而,当中共方面希望他利用讲学活动、积极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时,他却欣然踏上征程。


这年夏天,他和国防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韩德勤一起飞到济南。在各界人士参与的欢迎宴会上,大家请他讲话,他推辞一番后,便毫不客气地说:“我只有一点可以发言,那就是现时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他是我学生。”


王耀武一听老师点名,应声起立。


刘子衡继续说:“去年冬,王同学受命来山东,问我应当怎么做。我告诉他:1、体恤百姓,休养生息;2、要廉洁奉公,不能贪污分文;3、严整军纪,不容侵犯百姓,侮辱妇女,包括不开设舞厅。当时他答应一定照办,否则愧为学生。现在,他到山东已半年多了,做得如何呢?请大家提意见,私德方面,我应负责。”说完之后,他才摆摆手,让王耀武坐下,这位堂堂的中央委员、封疆大吏、抗日名将才乖乖坐下。


当然,王耀武一向为人谦逊,执弟子之礼,点名起立,端茶送水,甚至在老师讲课的时候亲自去擦黑板,都可理解;而叫人不可理解的是,服服帖帖装孙子的,还大有人在,连薛岳都是其中一个。当年的薛岳,那是何等发飙?统辖几个省,独挡一面,蒋委员长的最高指示爱理不理。然而,自负的薛岳,不是通知刘子衡去见他,而是自己找上门,让刘老师接见他30分钟。


对薛长官,刘老师还算客气,把他送到了楼梯口。大名鼎鼎的方先觉来访,仅仅送到房门口就完事,那方先觉还鞠躬九十度,说了声“老师再见”呢,比少先队员还有礼貌。


至于其他的文武百官,刘老师就更不客气了。


他没去山东以前,住在徐州最豪华的花园饭店,王耀武给他配备了两名少将军衔的参谋,薛岳等人来见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有天,一名上校在二楼中厅里写信,不知怎么惹他生气了,非要赶人家走,那上校见他一副乡下人模样,也没当根葱,随口讥讽几句。这下不得了,捅了马蜂窝,刘子衡大发脾气,叫他的少将参谋把对方的中将长官找来赔礼道歉。事后,这位老师还不无得意地问服务生:“那上校孬种了吧?”


再说他了山东、发表那篇反战大作后,国民党的山东省委书记庞镜塘和人大主任裴鸣宇见攻击无效,为缓和关系,特来拜访。当时,刘子衡住在王耀武官邸,卫兵进来禀报,他隔着门帘,看见两位省领导鹊立客厅,故意问:“哪来的庞主委、裴议长?我不认识,不见!”又厉声斥责一句:“你们就这样保护我?倘若是土匪,也让他们上楼?”卫士赶紧解释,他们可不是上匪呢,平时来见王司令长官都是直接上楼的。刘子衡把脸一沉,说:“不知道他们比土匪还坏吗?他们是怎样上来的,你让他们怎样下去!”卫兵只得喏喏而退,正愁怎么开口谢客时,却只见庞主委、裴议长已灰溜溜地闪人了,没有半点党领导一切的英雄气概。


同为少将,王牌军旅长向年轻的保安旅长敬礼


中央军欺负地方军地方军欺负保安队,这是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嘲笑国民党军队的一句台词,流传甚广。


1946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留守处的两名士兵在镇江街上买东西不讲公道,还要打老百姓,被当地的保安团给缴了械,由于主力都在苏北打共军,留守处没多少弟兄,当连长的,只能带几个兵到保安团要枪。那保安团的团长后台也有点硬,是省主席王懋功的侄儿,见对方人不多,官阶也不大,便打起哈哈,一番客套之后,答应请示查处,便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保安团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城防指挥官兼保安第二旅长陶鸿钊,这位少将听之不理,倒很喜爱那两把美制冲锋枪,放在了自己床头前。


第二天晚上,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回到镇江,亲自出马,带着那名连长闯将进来,嚷着要找城防司令,听声音火气很冲,门岗欲挡不能。虽然,陶鸿钊胸有成竹,十分镇定地请他们进来,但身边的副官给吓着了。五十七旅不就是以前守常德的那个五十七师吗?虎贲万岁的美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这下好,在太岁头上动土,惹出麻烦来了,急忙把挂在墙上的大衣取下来朝冲锋枪上一盖。


刚盖好,人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说动武,至少也有一场舌战。谁知那个闯进来的王牌军旅长,一见陶鸿钊,却“啪”的-声,来了一个立正敬礼:“老师好!”然后,保持立正姿势一动不动,随他进来的那个连长,见上司如此老实,也只得垂着两手站在后面发愣。这戏剧性的一幕,也把陶鸿钊的副官看呆了。陶鸿钊则不卑不亢,先对陈嘘云说:请坐请坐,然后又对副官说:拿烟倒茶。


原来,这位保安旅长,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炮科毕业以后,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当过教官,陈嘘云是他的学生。一晃10年过去了,尽管年龄要比自己大几岁,整编七十四师还是国民党的头号主力,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就是这样根深蒂固。

接下来的故事,自然是老师又给学生上了一课。陶鸿钊说:我最容不得当兵的欺压百姓,这是军人的耻辱!陈嘘云连声称是,只字不提还枪的事。


画家不让道,顾祝同还要陪笑脸


顾祝同这个人很有意思,其他将领干过的事情,他都干过;别人没干过的事情,他也敢搞,比如杀记者,民国的记者节,就是他一枪打出来的。因此,当时新闻界对他印象很不好,以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其实这位顾将军文质彬彬,颇有戏台上周郎的风度。


杀记者一事,原因很多,暂且不提,我们先看看另外两件事:


抗战时期,顾祝同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让宦乡当《前线日报》总编辑,对自己的机关报走中间偏左的路子,不曾说过半句话。后来,他麾下的18名政治部主任联名向老蒋告状,揭发宦乡暗通中共,这位顾长官也只是请宦乡来吃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劝他不要向左转,当宦乡表示要辞职的时候,他也认为人各有志,并未强求,于是,宦乡后来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


第二件事,更为典型:


有一天,顾祝同坐小车从上饶去浙江,前面有辆烧木炭的汽车慢慢吞吞,又不靠边走,要超又超不了,急得司机探出头来大声叫喊:“我们顾长官有要事赶路,你们怎么不让一让?”哪知前面的车根本不在乎,有人还大大咧咧地回答一句:“余绍宋不知道你们顾长官,只知道按交通规则行车!”其实,哪有什么规定可以不让路的?可是,奇迹却发生了,顾司令长官急忙叫停座车,自己一头钻出去,跑上前一个劲地陪小心:“余先生!久闻大名,得罪了您,请原谅!”


其实这位余先生,当时只是画家,一幅中堂也不过百元上下,虽然在浙江临时参议会挂了一个副议长的头衔,却并无实权,而顾祝同如此恭谦,反倒把他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后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会客室里,便挂上几幅他画的竹子。有人说,这是顾祝同对余绍宋的作品仰慕已久,一直无缘得到手,因而在这次巧遇中特意恭谦。就算是这样吧,为了几幅画,一方诸侯,手握几十万重兵的战区司令,能够放下身段,跟着对方的汽车边跑边陪笑脸的“恭谦”,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韩德勤要尊师爱教,结果底细被泄密


1943年,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被新四军活捉,部队被全歼,是为轰动一时的“山子头”事件。


这年3月14日夜,韩德勤率八十九军、新编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七旅转移到泗阳县山子头一带,新四军某部文化教员刘振亚第二天清早还在学校里熟睡,直到被赶来报信的人叫醒。来人姓叫王,也是教师,保护刘振亚,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刘振亚一听敌人来了,收拾好文件,就隐蔽到洪泽湖边的一条商船上。


临别相约,不能随便下船,结果才过一天,刘振亚却以船上生活不习惯、要回学校复课为理由,也不怕到处都是“顽军”,径直来找王龙化。要复课,就得通过校长,听说韩德勤住在校长家,两人便决心去会会这位韩主席。


校长家在小李宅,外筑土围子,僻静易守,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到了村口更是戒备森严,直到校长出来打招呼才让进。然后,他们直接去见韩主席,说:“现在停课了,家长有意见,想请示主席,看看能不能让学生来上学?”韩德勤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人家办学校,我们还能破坏吗?复不复由你们。”旁边,有位旅长插嘴:“复什么课啊?兵荒马乱的,等一等再说。”韩德勤没有同意这一合理化建议,继续强调自己的主张:“我们来时就告诉部下,不准住学校,停课不能怪我们,复不复你们自己决定好了!”那旅长不肯罢休,又盯着刘振亚问:“你是一向教书的吗?你是当地人吗?你在部队混过几天吧!”刘振亚生怕说露嘴,只是不停地“嗯嗯”,王老师赶紧打保票,说他的确在本校教书,是从外地迁过来的等等。


结果,就让他们走了。


尊师爱教,看起来也是韩主席的美德。


他俩走后,那位旅长责问校长:“那姓刘的是探子,穿的是武工队的黑棉袍,再装,还能瞒过我?那姓王的,还有可能是教书的,不是主席在场,我就把他们扣起来。”接着,他又对韩德勤说:“此地不能再住了,巳经被新四军知道了,马上就会对我们动手的。”


不出几天,山子头战役果然打响,与新四军屡战屡败的韩德勤,虽然换了一处宿营地,还是被活捉,彻底玩完,而他那位名叫王光夏的旅长则更可悲,明明看出破绽,还不逮人,结果自己在战斗中被击毙。


直到上级领导表扬王老师,才说出实情:“你知道吗?刘振亚是我党派去的侦察员,没有你不能完成这任务,你还蒙在鼓里呢!”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国民党把知识分子捧到天上,让那帮文人牛得不行,有吃有喝,还要上街反饥饿;明明可以骂政府,还要指责老蒋独裁,成天鼓噪,最后酿成几则血案,如闻一多、李公朴之死。不过,爱与恨相比,谁重谁轻,大家应该掂量得出来。


最后,再说一段趣闻: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是重文轻武,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士大夫形象,让不少丘八为之心动,着不了一袭飘逸的长袍,就弄一顶礼帽扣头上。俞济时以前就是这样,穿军装、戴礼帽,就跟老电影中那些团丁的形象一样,不伦不类,十分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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