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

灭日战魂 收藏 1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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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西班牙左翼联盟取得政权。其右翼军官以圣胡尔霍和佛朗哥为首,发动了叛乱。希特勒借此机会,联合墨索里尼派兵支持右翼,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当时的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发出号召,组织起了一支反法西斯革命军队——共产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政府。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53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纷纷响应,来到西班牙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及佛朗哥反动势力进行抗争。本书首次披露了谢唯进等中国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功绩和遭遇。

受命组织同胞参战


在欧洲组织中国人参加共产国际纵队的任务,由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负责人谢唯进来完成。中共旅德支部设在柏林市郊一座公寓里,对外这里是“国际通讯社”和“中国工农通讯社”。谢唯进于20世纪20年代初,和同学们一起由四川赴法国留学。十多年来,他送走了他的同学好友、思想上的引路人朱德,以及周恩来、孙炳文、瞿秋白等回国参加革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到了德国。


受命赴西班牙参战后,谢唯进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国同胞组织起来。他先乘火车回到自己十分熟悉的法国,在北养古汽车厂召集中国同胞开会,进行动员。之后他将法国方面的事情交由张谋操办,自己立即乘上一艘客轮驰向英国。英国对于谢唯进来说,也是旧地重游。十几年前,他曾在约克郡军校受过三年多军事训练。在伦敦,他见街头竖起了许多标语牌,正在招募赴西班牙的志愿人员,不时有人在志愿参战名单上签名。谢唯进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快步向他的朋友张书家走去。当晚,他们就在张书家开了个会,许多人当场报了名。之后谢唯进又到了约克郡煤矿,参观了英国工人志愿者们的训练。


从英国返回法国后,西班牙的战事越演越烈。谢唯进想从法西边境小镇巴荣纳进入西班牙,但法国政府却在执行纵容侵略的“不干涉政策”,封锁了法西边境。这天,他在路上低头想心思,不料撞在一个人身上。那人转回头来,是一张典型的德国人的脸,腮上颌上留着大胡子,宽大的黑衣胸前有个十字架。这是乌尔斯特神父,德国神学院的院士,受德国政府委派,正要去西班牙为派遣德军服务。谢唯进与他交谈后,便请他给予帮助。回到旅店,谢唯进把自己的介绍信和共产国际的文件,细心藏在他那口特制小箱子的夹层里,然后,作为乌尔斯特神父的“随从”,在巴荣纳火车站登上了去西班牙的火车。中途分手后,他立即赶赴国际纵队的集结地阿尔巴塞特。


血战马德里


谢唯进见到了国际纵队司令员加诺和政委马尔蒂,他们都在五十岁上下。加诺就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路易吉·隆哥,是著名的反法西斯先锋。在意大利法西斯入侵西班牙之际,他勇敢地带领一批意大利志愿战士来西班牙参战。马尔蒂是法国共产党一名领导人,年轻时当过水兵。马尔蒂握着谢唯进的手说:“我们早就盼着你来了。国际纵队欧洲人最多,你的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西班牙语都不错,是一把‘金钥匙’。再说你学过炮兵,西班牙人民等着你施展本领呢!”谢唯进听说国际纵队的炮兵部队建制是叫师、团,还是叫纵队、支队,其指挥权应如何划分,怎样训练等等,都还没定下来,便建议还是称纵队、支队、大队、中队为好。至于指挥权限,炮兵应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机动灵活地与步兵配合。加诺同意了。但现在这里所谓的炮兵,只是一群战士,大炮和炮弹还要等苏联援助。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听说谢唯进来了,知道他在英国正规军校学过炮兵,就向国际纵队提出,要谢唯进先去他们的部队帮助培训炮兵军官。加诺只得答应,但要求谢唯进完成培训后,早日回来参加战斗。谢唯进与何塞·迪亚斯见面后才知道,这位名震世界的共产党人,原来只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迪亚斯把谢唯进拉到马德里防务图前说道:“你看,敌人从西面、北面两个方向向我们压过来,从士兵的训练程度和武器装备来看,他们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我们的步兵打得很顽强,但关键时刻还得靠炮兵把他们压回去。现在我们有重炮队,但政委古斯汀不懂炮兵,所以请你去指挥。”“总书记,您能不能再给我配备一个轻炮营。”谢唯进说,“一旦敌人攻到近前,重炮队就失去了威力,而轻炮队则可以大展神威。”迪亚斯答应马上组建,并把轻炮营的训练任务也交给了谢唯进。临分手时,谢唯进提了个要求:“临来之前,我曾动员在英国和法国的中国人和华侨来西班牙参战。他们现在也该到了,请您帮我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要是中国人来得多,我想组织一个中国支队。”迪亚斯答应一定帮他打听。


保卫马德里的战斗进行了三个多月,叛军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配合下,从北面的瓜达腊马山脉,向马德里推进。而马德里市内,只有共和国军的少数部队,训练和装备都很差。


共和国军的重炮队的战士原来多是步兵,没有受过系统的炮兵训练。谢唯进一到重炮队,便先对各营、连长进行了炮战训练,教给他们一些炮兵指挥技巧。政委古斯汀也非常起劲地跟着他学。这些训练果然在战场上见效了。但是整个马德里战场敌强我弱,作为炮兵队长,谢唯进只能尽自己的努力,利用重炮和轻炮减少部队的损失,援助友军作战。


在频繁的战斗间隙,他时刻惦记着他的中国战友。终于,迪亚斯总书记亲自给谢唯进送来了已收集到的前来参战的中国同胞名单,上面的名字有:毕道文,国际纵队高射炮大队医官,原在英国行医(外科),英国共产党员;李丰宁,共和国军50师195纵队战士,英国华工,无党派;张长官,国际纵队工程兵部队工程师,原法国巴黎北养古汽车制造厂工程师,法共党员;张树声,共和国军50师195纵队指挥部交通员,原英国邮局职员,无党派;张书,共和国军45师14纵队13营军需主任,原伦敦铁路技术员,英共党员;刘景田,共和国军45师14纵队救护队队长,原法国巴黎北养古汽车厂技术工人,法共党员;杨春荣,国际纵队14纵队步兵战士,法国工人,法共党员……谢唯进将这个名单反复看了几遍,他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来西班牙参战。


在敌人的紧逼下,重炮队接到共和国军总部的命令,向马德里市撤退。与此同时,迪亚斯命令谢唯进火速回国际纵队报到。国际纵队政委马尔蒂让谢唯进到新组建的炮兵纵队去当政治委员,谢唯进有些犹豫,他想到军事指挥岗位上去。马尔蒂笑道:“我们知道你是个出色的炮兵指挥官。但是你想,新组建的炮兵纵队战士们来自几十个国家,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这思想政治工作该有多难做。希望你用出色的语言才能,用一把‘金钥匙’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炮兵纵队司令员伊戈纳朵夫是一位苏联来的炮兵专家,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谢唯进决心和他配合好,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下部队了解情况,组织炮兵纵队的官兵宣誓。


这支“多国部队”的战士们都是各国的优秀共产党员和热血青年,但由于语言不通,听不懂上级的指示,相互之间也很难交流并引起矛盾。谢唯进和翻译们忙过一阵后,部队开始稳定了。


战斗又将打响,国际纵队的林肯支队、季米特洛夫支队、台尔曼支队、李斯特支队、巴黎公社百人团等,不断派人来接洽战斗中的炮火配合问题,繁重的联络工作自然又落在谢唯进肩上,每回都要由谢唯进协调解决。1937年3月初,酝酿了两个多月的瓜达拉哈拉战役打响了。炮兵纵队和卢卡奇将军指挥的两个旅,共和国军的三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两个骑兵团,编成了第四军,开往瓜达拉哈拉前线。此时共和国军12师的防线已被意大利远征军突破,急需炮兵支援。这场战斗进行了五天五夜,共和国军转入全面反攻,从敌人手中把12师丢失的阵地夺了回来,并乘胜追击。战斗中,谢唯进因受伤,被送进医院。


被关进了集中营


然而在首都马德里,德、意法西斯和佛朗哥的军队已推进到了市区,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部队减员严重,西班牙到了危急的关头。在这样的日子里,谢唯进收到了由国际纵队总部转来的,毛泽东1937年5月15日写于陕北延安的一封信——“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认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现在所领导的战争,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战争……我们很喜悦地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其间……”谢唯进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坚决抵抗到底”,但他们在政府里势单力薄。此时,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防部长普列托·贝斯泰罗却已开始了他的投降活动。谢唯进被这险恶的战局搅得心绪不宁,从医院出来后,他带着队伍缓慢地撤退。1938年3月11日,德、意法西斯的入侵军已经占领了阿斯图利亚斯。一个月后,英国和意大利签订《英意协定》,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占领”,撕掉了“不干涉主义”的假面具。在英国的纵容下,德、意法西斯更加严密地封锁了西班牙边界,断绝了国际社会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援。


西班牙共和国已经失去了60%的国土,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情绪也在加剧蔓延。共和国政府的社会党领袖萨沃里特·普列托·贝斯泰罗主张投降;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袖曼·阿萨尼亚主张与敌人妥协。以何塞·迪亚斯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派共和国军的代表去莫斯科请求援助,斯大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答应再给他们价值一亿美元的武器装备——250架飞机、250辆坦克、4000挺机关枪、650门大炮及其他军用物资。可是这些武器装备运到西法边界时,却被法国政府卡住无法过境。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的新型飞机、大炮、坦克却源源不断地通过法国运到西班牙,装备佛朗哥的叛军。


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终于彻底投降了,他们要把国际纵队和共和国军的各国志愿人员交给一个叫做“国际监督遣反志愿军委员会”的组织。到了1939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发布一道命令:国际纵队再也不许参战。接着,一批国际纵队的官兵在“国际联盟监察撤退外国志愿军委员会”的监督下,被送进了集中营。谢唯进和刘景田、张书、毕道文、张谋等十几位中国同胞,在卡萨德拉赛尔瓦镇集中营相遇。在谢唯进的提议下,他们在集中营建立了党小组,以团结起来与“国际监委”开展斗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集中营生活后,负责看管集中营的法国军警才于1940年为谢唯进等一批中国人办理了归国手续。


谢唯进回国后,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对敌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1946年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南京参加国共谈判。1948年调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任空军工程部政委,后改任工程部副部长。他已于1978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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