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作者的深思,我们也应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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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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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所以中华大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草原民族是兄,华夏民族是弟。这两个东亚古老的民族同时崇拜天、崇拜腾格里。这种共同的最高崇拜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现在看来,炎黄以后的中华历史表明,这对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的文明和历史。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后来在软弱的弟弟实在扶不起来的时候,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入主半个中国,甚至入主整个中华,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到与西方文明相遇。兄弟两族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世界惟一的奇迹——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深深地蕴涵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潜力。


中华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软弱农田上产生出来的奇特之路。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


蒙古民族是以狼为祖、以狼为神、以狼为师、以狼为荣、以狼自比、以身饲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强悍、刚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骑兵则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战的蒙古草原狼训练出来的军队。因而,以草原狼图腾精神武装起来的蒙古骑兵也就创造了世界奇迹,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达到了草原游牧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


软弱的金国南宋的灭亡,和蒙古骑兵的胜利,跟生产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农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运,就必须部分保留或创造能培育强悍民族性格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存在。总之,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鲜卑北魏、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退化。由于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然而,从性格上讲,受血者总是弱于输血者。初期强悍的明朝后来仍然没有战胜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骑兵力量的源泉,当蒙古骑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骠悍起来。明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军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样行踪诡秘的蒙古主力骑兵。相反,蒙古骑兵却屡屡重挫明军,击败徐达的主力大军,全歼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长城。最惨的是,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区区两万骑兵全歼明英宗亲自率领的50万大军,并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谦率军民奋力死战保卫北京,元朝还可能复辟。此后,农耕民族的羊性旧病再次发作,宋明理学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关外几千里游牧国土再次丢失,直到被满清灭亡。还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现代史家称颂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同样不堪一击,被凶悍的满族骑兵所消灭,重蹈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大军被游牧骑兵消灭的覆辙。汉民族经过元朝蒙古民族输血所得到的一点元气再次耗尽。汉民族终于无力独木支撑中华大厦,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让位给北方游牧民族——满族。


女真满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和大有作为的朝代。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统治了几亿汉族人口;居然打下了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国的巨大疆土;而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康乾之治”,时间长达120年,比汉民族最引以为荣的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的时间加起来还长一倍多。满清是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的不是帆船时代的西方列国,而是发展到铁甲巨舰时代的西方列强,我相信励精图治的康乾时代很可能会出现中国的明治天皇,取得维新成功。并以进取的游牧性格来引进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业,彻底改造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与西方文明狼竞争搏斗,改变千年停滞不前的民族命运。可惜满清被华夏农耕和儒家软化下去以后,西方列强才发展到铁甲巨舰的大工业时代。


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满族统治集团吸取了鲜卑北魏、契丹辽国,特别是满族祖先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元朝的失败教训,没有全盘汉化,而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实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项国策:其一,保持满族骑射搏击的传统,从小抓起,全民族参与,连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组织大规模木兰围猎,皇帝亲征,八旗子弟跟随,以猎练兵,与狼近战,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庄展馆里有介绍,康熙大帝一生曾亲手猎杀过几百条草原狼;其三,保留东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两区两治,农区农治,牧区牧治,严禁农民进入草原毁草垦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维护草原,就是维护游牧民族强悍性格的根和源。从满清盛期的整个版图来看,清朝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国家,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国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包括东北、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么辽阔广大的狼性草原,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多少强悍的血液和兵马;其四,满蒙通婚,满汉禁婚,以加强狼性血液的纯度,避免受农耕汉族羊性血液的同化。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缘关系,女真叶赫、哈达等部与蒙古有姻缘关系。到清朝,为借蒙古强大的骑兵来共同统治亿万汉族,于是更加大规模多层次实行满蒙贵族皇族联姻政策。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杰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战,鼓励军功,以战养性,以战强兵。康乾盛世又是战火纷飞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主战派占据优势,对削藩、收复台湾、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乱、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毫不妥协,直至胜利;其六,建立以满族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为骨干的游牧民族联盟,加强游牧精神,共同统治人口稠密的汉人;其七,废止汉族腐败无竞争的太子制,皇位继承人由皇帝择优定夺,使皇子们像群狼争做狼王一样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软弱无能之辈,出狼王、出人杰。


这些措施对长期保持满族的强悍性格和清朝长治久安,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太广阔,农耕势力太深厚,加上满族全盘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经济繁荣,农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后期竟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六七倍,农耕性格呈全面压倒性优势。所以,满清的上述国策最后仍然未能保住满清统治集团的强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比汉族的南宋还是强了许多,至少没有向列强拱手交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游牧女真满族,对中国贡献巨大。主要的贡献依然是两个:首先,再次给予中国一块仅次于元朝的疆土。经过元朝明朝两次国土的确认,再加上清朝长达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辖,虽然清末又丢失了近一半国土,但还是保住了自汉唐确立的中国疆土,还加上了富饶的东三省。几千年的民族生存竞争,在中国农耕和游牧两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杀下,终于把2000多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保留到现代。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千古伟业,比世界上其他古老农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连民族本身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更不用说是古老的国土了。就是后来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辽阔国土,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孝庄皇太后还曾是严禁满族和汉族女人缠足的开放派。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残和束缚被统治者的自由独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丢人最遭耻笑的事情。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占绝大多数、农耕历史那样漫长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欠缺的却是勇敢进取,没有勇敢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劳往往就是劳而无功,或为他人作嫁。


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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