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章宗朝:金朝的华夏正统意识随之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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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完颜亮侵宋失败,被部下杀死,主张文治的金世宗完颜雍登上了皇帝宝座,金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完颜雍从完颜亮的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宋、金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宋金双方谁也吞并不了谁,他所要做的是把金朝现在实际管辖的地区治理好。于是他决定与南宋罢兵讲和,转而专意在自己统治的北部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建设。完颜雍在位的29年间,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臻于以文治为主要特色的“治世”,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3](卷8《世宗本纪赞》)金世宗死后,金章宗完颜璟延续了



完颜亮侵宋失败,被部下杀死,主张文治的金世宗完颜雍登上了皇帝宝座,金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完颜雍从完颜亮的失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宋、金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宋金双方谁也吞并不了谁,他所要做的是把金朝现在实际管辖的地区治理好。于是他决定与南宋罢兵讲和,转而专意在自己统治的北部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建设。完颜雍在位的29年间,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臻于以文治为主要特色的“治世”,他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3](卷8《世宗本纪赞》)金世宗死后,金章宗完颜璟延续了世宗的治国路线和方略,继续推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建设,尤其在礼乐、朝仪、刑法、官制、科举、典章文物等属于封建国家基本政治文化体系的建设上,参酌汉、唐,确定规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史家在赞扬章宗朝“文治”的成就时,将其与世宗朝联系起来加以描述和评论道: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又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矣。[3](卷12《章宗本纪赞》)

总起来说,世宗、章宗在位的将近50年中,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有意提倡和引导,加上由金王朝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汉族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积极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于是在熙宗、海陵二朝就已全面启动的汉化运动进入了完成阶段。这就使得金朝社会发生了“质变”——演变成了一个与昔日那个东北原始部落大不相同的华夏文明社会。大定—明昌时期的金王朝,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传统王朝没有多大的区别。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里,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空前高涨,并频频地、极其鲜明地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

这一时期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之所以呈高涨的态势,主要原因之一是被元好问《中州集》称为“国朝文派”的新一代汉族文人趁时崛起并主导了金源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方向。这一代文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国朝”——亦即金朝人。他们一来到人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他们的国家叫“金国”,而“金国”建立在华夏传统的中心区域,是华夏正统之所在。这就使得他们的国家观念和文化家园意识与其上一代文人——亦即前面说到的“借才异代”的一批人(尤其是由宋入金的那些文人)大不相同。那一批文人多半是被迫仕金的宋朝旧臣,他们自称“南朝词臣北朝客”(刘著《月夜泛舟》),不免常常有“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园情”(高士谈《不眠》)的故国之思。以故,一方面,金人把他们称为“宋儒”,排斥在“国朝”之外[4](卷1《蔡珪小传》);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斩断“故园”之情而认同“北朝”,当然更不可能视金政权为华夏正统了。而“国朝文派”诸君则有异于是。在这些新生代的北方汉族文士的心目中,他们的“故园”就是黄河南北的中原大地,他们的国家就是金朝。他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认同了“国朝”,因而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金国即中国、金国属于华夏正统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文士的华夏正统意识有些什么内涵和时代特征呢?在这里我们仅举大定、明昌间的著名文士王寂为例就能说明问题。



王寂(1128—1194),字元老,号拙轩,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他出生于北宋灭亡之后的第二年,其家乡玉田属于辽国旧地,其父王础为由辽入金的汉族文士,仕金至归德府判官。所以无论从出生时间、出生地或家庭背景来看,王寂都是地地道道的金朝子民,与“故宋”没有任何瓜葛。像他这样的金朝汉族臣子,内心绝对没有对宋朝的感情牵挂和对金朝的潜在怨恨,更不会有“寄身异朝”的屈辱感,而只会由衷地认同已经高度汉化了的金王朝,并把它视为华夏正统。试看他的两首七律诗《别高丽大使二首》:

万里朝天礼告成,归途冰浒积峥嵘。相从遽作春云散,款语何妨夜月倾。

两地关河伤远别,一天风雪叹劳生。他年币玉重来日,对立罘罳眼更明。

送迓都忘百日劳,匆匆言别奈无聊。渡江相见迎桃叶,分马能忘赠柳条。

烟抹鸡林山隐隐,云横鹤野路迢迢。君侯此去应前席,为赞忠嘉事圣朝。

在这两首诗里,作者以金朝为华夏正统的思想意识表达得十分自觉和鲜明。他将高丽使者出使金朝称为“万里朝天”,这就是说:高丽是外夷,而金朝是“天朝帝国”——亦即正统的华夏王朝。不惟如此,诗中还称金朝为“圣朝”,要高丽使者回国以后,告诉其国君更好地臣服于金朝这个“圣朝”。人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每一个中原王朝的臣民,都尊称本朝为“圣朝”。王寂称金朝为“圣朝”,说明在他心目中,这个原先由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华夏正统的资格。如果说,这样用于外交场合的诗,其中难免含有一些应酬成分的话,那么他为自己父亲祝寿的诗《上大人通奉寿三首》中也有“圣朝文物方求备,会补遗书访济南”这样的句子。这说明:在王寂的心中,视金朝为华夏正统的观念是十分明确而坚定的。




王寂的以金朝为华夏正统的意识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认定金朝统治区就是“中国”,而把本属中国的南宋王朝统治区视为化外的“蛮荒”之地。试看他贬官蔡州期间所写的这首《一剪梅·蔡州作》:

悬瓠城高百尺楼,荒烟村落,疏雨汀洲。天涯南去更无州。坐看儿童,蛮语吴讴。

过尽滨鸿过尽秋,归期杳杳,归计悠悠。阑干凭遍不胜愁,汝水多情,却解东流。

蔡州(今河南汝南)位于淮河北岸,本来是中原的腹地,而决不是什么“天涯”。可是在视金统治区为“中国”的王寂眼里,因为金、宋双方是以淮河为界,蔡州就成了充满“蛮语吴讴”的“天涯”,而根本就没有想到仅仅一水之隔的南宋统治区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除了这首词,他在蔡州所写的其他一些作品里,多次将蔡州称为“边州”、“淮西天尽头”(《思归》),“魑魅”之乡(《丁未肆眚》)等等。凡此种种,都显示了金人的“中国”意识及其华夏正统观念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王寂等这一批文人的作品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争华夏正统、自称为“华”而视对方为“夷”的悲喜剧,又在宋、金对峙时期重演了。钱锺书先生在论到历史上两个南北朝时期鲜卑人、金人先后与汉人争华夏正统的问题时曾经说:

后魏、北齐、后周,皆鲜卑族之建国立朝者,正汉人所称之“虏”、“夷”、“胡”。……汉人自称“华”而目鲜卑为“胡虏”,魏鲜卑自称“华”而目柔然为“夷虏”,先登之齐鲜卑又目晚起之周鲜卑为“夷狄”;后来南宋人之于金、金人之于蒙古,若是班乎?《中州集》卷四周昂《北行即事》第一首:“闻道昆仑北,风尘避仆洼;至今悲汉节,不合度流沙”,又《翠屏口》第二首:“玉帐初鸣鼓,金鞍半偃弓。伤心看寒水,对面隔华风。山去何时断,云来本自通。不须惊异域,曾在版图中”;金人对蒙古,俨然自命“汉节”、“华风”矣。至北齐人自称“华”而目南朝为“夷”,则金人于南宋所未有焉。[5](第4册,P1487)



钱先生所述,与历史事实大致相符合。这里举以为例的周昂(?—1211),为世宗大定年间进士,是一位活跃于世宗、章宗两朝的著名诗人和诗论家。而世宗、章宗两朝,正是金人的华夏正统意识高涨的时期。但钱先生“至北齐人自称‘华’而目南朝为‘夷’,则金人于南宋所未有焉”云云,则属史料偶然失检导致的误判。事实上,大定、明昌之际的金人,其华夏正统意识已经膨胀到自居“华”而目南宋为“夷”了!不信请看,世宗、章宗朝的著名文学家赵秉文(1159—1232)在章宗泰和六年(1206)宋、金战争中为金军副统帅仆散揆所写的《平章左副元帅谢宣谕赐马铰具兔鹘匹段药物表》[1](中册,P2222)就赞扬仆散揆“提虎旅之三千,破岛夷之数万”。——这是在沿用南北朝时北朝对南朝的蔑称,将南宋人目为“岛夷”。同一时期他为金军首领纳兰邦烈、史扢搭所写的《谢宣谕生擒贼将田俊迈表》[1](中册,P2223)中又贬斥南宋军队曰:“丑虏望风而奔”,将金军俘获宋将田俊迈比拟为三国时诸葛亮生擒了“南蛮王”孟获。此外,他的《谢宣谕破寿蔡州贼赐玉靴剑玉荷莲盏一只金一百两内府缎子十疋表》蔑称南宋为“蛮方”;《平章授左副元帅谢表》[1](中册,P2224)骂南宋为“丑虏”、“淮夷”[1](中册,P2220—222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并非偶然出现的话语,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来源久远(从南北朝时就产生)的北方中国人的狭隘思想观念:以华夏正统自居,而将本为正宗汉人的南方人斥为“夷”、“蛮”、“虏”。赵秉文是当时公认的文坛盟主,他的思想意识实际上可以代表整整一代金源文人士大夫。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王寂所写的《瑞鹤仙·上高节度寿》一词:

辕门初射戟。看气压群雄,虹飞千尺。青云试长翮。拥牙旗金甲,掀髯横策。威行蛮貊。令万卒、纵横坐画,荡淮夷、献凯歌,来斗印,命之方伯。赫赫功名天壤,历事三朝,许身忠赤。寒陂湛碧。容卿辈、几千百。看皇家图旧,紫泥催去,莫忘尊前老客。愿年年满把黄花,寿君大白。


这不明摆着是自居“天朝”,反而把南宋视为“蛮貊”、“淮夷”了吗?

把这种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意识表现到极端的,是刘昂的一首同样作于所谓“泰和南征”(即南宋的“开禧北伐”)期间的《上平西·泰和南征作》词:

趸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

这首词的作者旗帜鲜明地崇金反宋,他可以说是把金人的“自称‘华’而目南朝为‘夷’”的思想意识推向了极端。试看词中将金统治区定位为“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亦即华夏正统)之所在,视本朝为“天朝”,称金兵为“天兵”,反指汉族王朝南宋为“妖气”。这个辱骂性的用语其实比“蛮夷”、“丑虏”、“孽宋”之类更带歧视性,因为“夷”也好,“虏”也好,毕竟都还是指“人”,“妖”则为妖魔鬼怪,非人类矣!这就难怪南宋遗民周密要斥责此作者“敢肆言无惮如此”[6](卷20);明人杨慎要痛骂:“此亦黠虏也!天欲戕我中国人,乃生此种,反指中国为妖气也耶”了!② 分清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斗争的是非得失和所谓“华夷之辨”谁对谁错,并非本文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引用这首词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金代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极为浓重的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思想意识,而且这种思想意识在世宗、章宗朝开始染上了十分偏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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