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衰弱并非美国和中国反修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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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一度出现的政治混乱、经济衰退以及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统称为“俄罗斯现象”,并认为这是由于苏联的改革失败造成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俄罗斯现象”确实发生了,但这与改革没有关系,相反,正是由于社会变革建立起的全新的制度,为彻底消除“俄罗斯现象”提供了制度保证。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俄罗斯现象”的出现呢?回答是:是实行了多年的极权政治。


根据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苏联的政治可以说是典型的极权政治。


极权政治是指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有学者认为,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


苏联时期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持异议即是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在这一僵化的体制下,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种麻木状态。


这样的极权政治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①极权政治的结果之一——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被认为是所谓“俄罗斯现象”的最突出表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这时的政府是典型的无能政府。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同样也是个相当“软”因而也是相当弱的政府。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权威主义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这一时期的苏联,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之前的整个时期和解体之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执政者同属相同的权贵集团,在这样的时期,国内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寡头政治的特点,而政府则是受利益集团支配的无能的政府。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政府无能完全是传统制度的产物,与改革毫无关系。


这种情况到普京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不过,如果不是叶利钦时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普京时期的“政治光明”是无法出现的。


②极权政治的结果之二——“分封化”与“犯罪化”。


“俄罗斯现象”还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


“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


对俄国经济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分析原因,罪魁还是极权体制。首先,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大多是苏联时期掌握资源和国有资产的部门的官员,苏联解体的初期,他们利用原有计划体制崩溃、新的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间歇,摇身一变就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成为大企业主和财团寡头。这样的结果更加说明苏联长期实行的所谓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虚伪,因为如果这些财富真的属于全民,能如此轻易地就为极少数人攫为己有吗?其次,“分封化”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一切只有在政府完全掌控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政府完全掌控资源则是标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极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


再说说俄国社会的“犯罪化”。社会的“犯罪化”前提有二,其一,法制的极度衰弱;其二,国民普遍的“野蛮化”。这两者都是极权制的结果,在极权制下,有人治没有法治,制度一旦崩溃,法律几乎是空白,当然犯罪盛行;有资料表明,尽管苏联时期对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共产主义”教育,但苏联解体时,其国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比沙皇时期还低。所以,国民的“流氓化”和“恶棍化”自然会导致社会普遍的“犯罪化”。


再看中国,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俄罗斯现象”,但中国的腐败和“犯罪化”并不比俄国逊色。目前中国的腐败真有“不尽长江滚滚流”之势。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而由于中国的****严重滞后,要克服“俄罗斯现象”,消除“俄罗斯现象”发生的原因,会比俄罗斯困难得多。再看“犯罪化”。有学者做过统计,1979年到2003年,中国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此外,国民道德败坏、诚信尽失,坑蒙拐骗泛滥,制假贩假盛行,更有甚者,官黑勾结、警匪勾结的事也多有发生。所以,尽管我们不用“俄罗斯现象”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中国的情况也并不比当初的俄罗斯好多少。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今天的俄罗斯情况已经大为好转,而中国却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


五、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由于主张私有制,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提倡“绝对的”经济自由,因而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最大的消极后果莫过于造成了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一个时期经济的极度混乱。正因为如此,批评“休克疗法”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就是其中之一。


斯蒂格利茨1998年年初在联合国大学发表荣誉性年度演讲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与建议,他的意见与建议基本是反“休克疗法”的,其主要内容有:①私有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必须与监管的竞争政策相结合。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于必须建立一个监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统有效地运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②如果不建立一个有竞争的市场,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好处。“私人垄断而无竞争对手,效率同样不高,也不会有创新。”③“政策应当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行动使市场运行得更好,纠正市场的失效。”④政府有必要应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实现“更广泛的目标”,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只不过是成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目标。所谓“更广泛的目标”,也就是“将发展和改造社会作为其核心目标”,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持续发展”、“均衡发展”、“民主发展”,使所有社会集团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些意见和建议中有几个关键词:监管、政策、政府、平等,其矛头,直指“休克疗法”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取消监管和去政府化。


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不满意,还因为“休克疗法”过于注重了对产权的私有化改造,而忽略了公平竞争,在他看来,提倡公平竞争比改革所有制更重要。斯蒂格利茨具有一定代表性。


应该承认,斯蒂格利茨确实准确地抓住了“休克疗法”的不足,他提出的意见也很有建设性。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第一,“休克疗法”只不过是应付危机的临时措施,是一种应急方案,从来也没有人把它作为一种长久政策来坚持;第二,“休克疗法”也有成功的实例;第三,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度转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程中都难免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所不同的只是混乱持续的时间和混乱的程度。一般说来,旧的社会形态越落后、越顽固,转型就越困难,交替过程更长,混乱持续的时间更久,乱的程度更深。


这样来认识“休克疗法”,似乎更合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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