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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12日,农历甲子年1月初八。

节后的长沙火车站迎来了新年首个出行高峰日,到处都是肩挑背扛的乘客,把一个只能容纳200余人的候车室挤得水泄不通。军警还嫌不够热闹,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不时命令旅客站住、转身、抬头、脱帽,稍有迟缓就要挨棒子和拳头。挨打还不知道原因,直到看见贴在售票窗口上的通缉令才明白,军警在抓逃犯。之所以这般卖力是因为有油水,明码标价——举报有奖,奖金九百;击毙有酬,酬额八千;捉拿有赏,赏银一万。悬赏人是湖南省长、湘军总司令赵恒惕,通缉犯是共匪分子、水口山锌矿工人罢工“幕后黑手”蒋先云。谁是蒋先云?通缉令上有他的照片和说明,此人是湖南省新田县亲仁乡大坪塘村人,22岁,湖南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照片上的蒋先云留学生头,着学生装,双眉紧蹙,双目凝神,鼻梁挺括,口腔圆润,十足的文人形象,与“匪”沾不上边。

此时的蒋先云正在站前广场中央。他刚下黄包车,柳条箱放在脚下,等待车夫找钱。与通缉令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学生头学生装,只不过脖子上多了一条白色围巾。

黄包车离开后,他提起柳条箱四处张望,没有发现要找的目标。正欲离开,衣服被人拽住。谁?原来是小乞丐。对方合拳作揖给他拜年,求他赏几个压岁钱。

还真忘记了还在过年。按照老家规矩,吃了月半粑各人种庄稼,过完元宵节才算过完春节。往年这个日子正是走亲戚拜年的时候,今年没有回家过年。不是不想家,而是赵恒惕的军警在通往他家的路口布下了口袋。不能回家只能把祝福托人带回家。母亲李金翠从腊月十五盼到正月初三才盼到儿子的消息,原来儿子犯了死罪。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大儿子蒋先烈十年前在武昌参加革命被袁世凯的爪牙杀害。悲剧不能重演,她让二儿子设法找到老六(蒋先云在家排在老六),让老六离开湖南,走得越远越好……李金翠的心愿与党组织不谋而合,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派她儿子去广州黄埔军校读书,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广州。

蒋先云掏出几枚硬币给了对方,转身发现身边多了一名铁路工人。不用问,看脖子上的黑围巾就知道是接头人。此人是中共湘区委员何叔衡的学生,叫董宏宁,在长沙火车站工作。

没有客套,彼此心照不宣。董宏宁带着蒋先云敲开行李房的侧门,两人穿过库房进入小巷,出巷就是站台。刚好有一列火车进站,进出旅客把他俩裹在人海中,穿过两道铁轨上站台,一列挂有“武昌—长沙”牌子的火车横卧在站台一侧,正是蒋先云要上的列车。由于粤汉铁路由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府把持,韶关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关卡,去广州要绕道半个中国——先到汉口,从长江水道到上海,再坐海轮过香港到广州。

董汉宁完成“向导”任务后与蒋先云握手告辞。

还不能上车,头几节车厢是高档车厢,蒋先云持的是四等车票,好在一、二、三等车厢只有几节,大多数是四等车厢。

蒋先云上车后背对车厢面朝窗外。窗外是两条铁轨和油淋淋的枕木,远处是低矮破旧的房屋及衣衫褴褛的行人……哐当一声,脚下的大地在抖动,火车喘着粗气数着步子在行走,一步,二步,三步,步子不断加快,接着数不清——临窗物体挨个倒下,远山和田野出现在眼前。

安全了。蒋先云从行李箱中拿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是同学所赠,扔在箱底沉睡了两年,清行李时发现它,于是带在路上打发时间。

书在手上却如芒在背,转身发现周围全是军人,难道被包围了?

虚惊一场,不是现役军人,而是一群缺膊少腿的伤残退伍兵。

重捧书本。

精力还是不能集中,干脆闭目养神。

眼睛刚合上又睁开,发现一队人马朝自己开来。这一次是真家伙,是全副武装的铁警。

“就是他们!”列车员指的人不是蒋先云,而是伤残退伍军人。

“为什么不买票?”列车员身后闪出一名乘警,臂章上标有警长字样,“跟我们走!”

“上哪里?”有人问。

“少费话,到了就明白。”警长显得不耐烦。

“一只手”说:“瞎了你的狗眼,老子是民国功臣,曹老帅的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没有坐头等车厢是体恤政府困难,坐这个破位置还要我们买票?有本事找曹老帅和吴大帅去!”

“吴大帅,” 警长哼了一声,“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这里是湖南,是赵省长的地盘,谁个不知道湖南是自治省,中央的话高兴就听,不高兴就是耳边风……在湖南的地盘就得听赵省长的,管你无(吴)大帅还是有大帅,不补票就得下车。”

“一只脚”说:“湖南还不是芙蓉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自治省。老子是民国的功臣,要票没有,要命有半条,送给你就怕不敢接……”

“放肆!”警长把手一挥,“不给点厉害不知道好歹!”

双方厮打起来。

不是战场,有枪不能使,与拐杖没有区别,还没有拐棒轻便好使。伤残军人占了上风,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健全人灵便,体力渐渐不支,失败成了定局。

就在胜负快见分晓之时,一声枪响让双方僵持不动。

谁开枪?

“一只脚”站在茶几上,另半截悬在空中;再往上看是一双手托着一支汉阳造,嘴巴在蠕动:“老子是神枪手,百步穿杨的神枪手,段祺瑞的卫队长死在老子枪口下。老子不吹牛,想打左眼就不打右眼,想打鸡巴就不打卵子,谁敢欺负我们中华民国功臣,我就让他给我做伴。”

警告起了作用,双方作了让步。

也是妥协。

不妥协不行,列车马上就要进入人家地盘,过江龙斗不过坐山虎,这伙人把吴大帅当歌唱,果真要是吴大帅的功臣就掉得大,到了人家地盘归人家说了算,现在你玩他,等会儿他玩你,咸宁到武昌县(现)过县(现)。

双方坐下来谈判。

伤残军人开始诉苦。不是想逃票,而是囊中羞涩。同是伤残退伍军人,湘军每个月能按时领到五块钱优抚金,而他们中央陆军反而被取消优抚。怕是弄错,哪有中央陆军不如地方民军?没有错,论功行赏,以贡献发钱,他们中央陆军不但对湖南没有贡献,反而屡犯湖南,是湖南人民的罪人。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本是湘军,是程潜的部队,1917年9月孙中山联合西南、两广、湖南几省在广东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对峙。段祺瑞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 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任命曹锟为南征军总司令,由吴佩孚代理陆军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陆军第三师和直隶军一、 二、三、四混成旅及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南下,与湘粤桂护法联军作战。联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到湘南一带,吴佩孚指挥大军进驻衡州。萧耀南的直隶第三混成旅在祁阳与他们湘军遭遇。萧是一个旅兵力,他们只有一个营,就像大人打小孩一样,湘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被萧耀南收编,他们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直隶军人。战事结束后他们随萧回防直隶,驻扎在刑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们第三混成旅参战。吴佩孕用兵如神,把皖军打得晕头转向,只用三天时间结束战斗。段祺瑞通电下野,曹锟控制北京政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皖系部队不复存在,其番号归直系所有,直隶一、二、三、四混成旅摇身一变,成了中央陆军第二十三师、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改吃皇粮,不再是直隶省的部队。水涨船高,萧耀南由地方军旅长变成中央陆军中将师长,他们这些士兵也穿上国军服装。1921年7月湘鄂战争爆发,赵恒惕打着援鄂旗号挥师八万犯北,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失去军心无兵可调,向吴佩孚求援。吴正想插手湖北而苦于没有机会。由于王占元跟吴的顶头上司曹锟是一个辈份,还年长曹一岁,曹五十九王六十,两人都是北洋元老级人物,曹锟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时王占元是第二师师长,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时王是两湖巡阅使,按辈份吴还得喊王叫师叔。王虽然没有曹锟的野心想当总统,但也不想被别人吃掉,还想在湖北老死。但是老昏糊涂,欠了一屁股军饷还要裁军,引发兵变,到了控制不了局势的地步。向曹锟、吴佩孚求援,曹肯吴不答应。万般无奈,王向邻居湖南求授,派鄂坤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人到湖南借兵“援鄂”。 湖南军阀对湖北垂涎三尺,加上湖南扩军需要向外发展才能养活现有军队,因此湘军将领主张“援鄂”。第二师师长鲁涤平最为积极,认为援鄂对湖南有四大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需要在全国推广;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个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湖南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减轻湖南财政压力;第三,驱王成功后能得到汉阳兵工厂,有枪就有地盘就有势力;第四,王占元已经丧失民心军心,只要援军一到,湖北军民就会里应外合,湖南人一个星期内可以占领武昌。赵恒惕觉得有理,但是害怕吴佩孚助王。鲁涤平说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直系正在和奉系暗中较劲,直奉战争一触即发,没有时间顾及湖北。他还听说吴佩孚不喜欢王占元,早就有让王休息的意思。吴佩孚的确有让王占元休息的意思,因王是长辈不好明说。王占元没有想到借兵是引狼入室,眼看督府武昌朝不保昔,只得再次向曹、吴求助。吴接到电报后命令萧耀南二十五师增援湖北。王占元见到救兵以为自己有救,哪知道萧耀南到达汉口后按兵不动。赵恒惕的部队已打过咸宁汀泗桥,不日就到武昌城。王占元过江求萧耀南出兵迎敌,萧说出实情——此次用兵助鄂不助王,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辞职。王大呼上当,但也没有办法,只得辞职。 大总统徐世昌按照曹、吴指示发表总统令,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准允王占元辞职。通电发表后萧耀南即刻过江布防,吴佩孚亲率第三师从洛阳出发。此时的吴佩孚被奉为战神,听到他名字就如临大敌。赵恒惕也知道吴佩孚的厉害,两人在护法战场上较量过,吴佩孚横扫湖南无敌手,惟有赵恒惕领导的湘军第二师还像一支军队,两人不打不成交,吴佩孚撤防时不把衡州交给湖南督军张敬尧,而是让赵恒惕悄悄接防。吴有恩于赵,赵理应息兵罢战报答,但是骑虎难下,湘军将领不答应,最好的办法就是趁吴未到之前将萧耀南所部全歼。为赶在吴到来之前结束战斗,赵恒惕将大军调到前线,自己坐镇岳州督阵,双方在汀泗桥形成拉锯战。吴佩孚到了湖北后不按常规出牌,指着地图上金口的位置对海军司令桂锡珪说:“把大堤炸开,让长江之水充当轻骑兵。”滔滔江水犹如脱缰野马汹涌澎湃,吓得湘军左翼部队撒脚就跑,由簰州、嘉鱼一口气逃到临湘。吴佩孚再次出牌,这一次采取的是掏心战术,命令杜锡珪率领军舰七艘将陆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和第十二混成团运到岳州。湖南无海军,杜锡珪的舰队悠哉游哉地通过洞庭湖,直抵岳阳楼下。岳州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响了几枪就结束战斗。赵恒惕听到枪声赶紧逃跑。岳州失守,汀泗桥、赵李桥前线湘军无心恋战,就像潮水一般溃退下阵。赵恒惕决定退守湘西,就在动身时驻长沙英国领事愿意担当“调解人”。赵恒惕抱着英人之手恨不得喊一声亲爹,两人乘坐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达岳州。在吴的江贞舰上,吴要求湖南取消自治,惩办鲁涤平等战争祸首;赵坚决不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赵只答应岳州为不设防城市。然而谈判主动权在吴手中,赵不得不让出岳州,双方以汩罗江为界撤军,武长、株萍两铁路及江西交通线这才恢复运行……


“我们几个都是在这次战役中负伤。”“一只手”说,“吴大帅凯旋回师后,我们这些老兵光荣退伍,回到衡州原籍。”

回家后才知道生活没有着落,当地政府拒绝执行中央优待政策。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湘军的叛徒,是湘人的罪人。明明是功臣并且还是胜利之师,何罪之有?罪在不该自家人打自家人,不仅不能优待,还受歧视。他们找到省长公署,要赵恒惕对话。赵让手下人传话——替谁卖命就找谁,他是湖南省长,只管三湘子弟兵。无奈他们上武昌城找萧耀南。萧是他们的师长,在湖北做督军,还兼任两湖巡阅副使,正管湖南。萧接待了他们。听完他们的苦衷,萧把赵恒惕臭骂一顿,命令秘书打电话赵恒惕。电话通了赵不肯接,让副官应付,谎称外出。萧无奈只得修书一封,让他们带回去亲手交给赵恒惕。赵看了一半将信扔进字纸篓,他只佩服吴佩孚,萧耀南在他眼里狗屁不值,两湖巡阅使又怎么样,王占元不是照打误?再次找到萧,萧说:“不是我两湖巡阅副使政令不出署,就是子玉(吴佩孚的字)的话他们也要大打折扣。大总统是一国之君,其命令一样不出京门。整个民国都出了问题,东北张雨亭闹独立,东三省宣布自治,国税、盐税、路税一分不交,自己任命省长督军,谁个把他有法?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这是造反,还指责中央政府是非法组织,他们才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与北京一样也有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各类机构齐全,谁个把他有法?湖南、西南几省闹了几年联省自治,虽然没有独立,但是与独立隔不了几远。现在地方诸侯对中央采取的是两面派手法,中央的话有利就听,无利就当是放屁,谁个把他有法?还有各大城市的租界,外国人住进去就不准中国人管理,俨然是国中之国。中国人不知道租界是中国领土?住进租界的中国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住在租界有优越感,拿同胞不当事……算了,不说这些,我看这个民国已经是无药可治,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只能同情,要不去你们去找玉帅,他能解决更好,不能解决我只能管你们来武昌的吃住和往返路费,吃一餐只能饱一顿,欢迎你们多来,毕竟咱们兄弟一场,根本问题我无法解决,我的部下伤残退伍军人很多,分布全国各地,我不是总统,管不了地方诸侯,我只能管湖北。实在对不起大家,只能怪我珩珊(萧耀南的字)无能,请多原谅。”

话说到这步田地怪招人同情。不能为难师长,只得另作打算。办法还有,就是系颈寻大树。打听到吴大帅要到汉口,于是相约上了火车。“这才打扰你们。”“一只脚”笑道。

借梯下楼,警长说念在同乡分上放他们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