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否将“克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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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作者马丁·雅克与《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作者威尔·赫顿,就中国最终是否会成为“西方化社会”展开辩论。雅克认为,尽管中国受到西方影响,但不存在中国成为“西方化”国家的可能性。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新价值观念的上升,这些新价值观念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压倒。赫顿则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中国虽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经济模式和制度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英国《卫报》6月23日文章]题:在中国迈向全球巅峰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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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作者马丁·雅克与《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作者威尔·赫顿,就中国最终是否会成为“西方化社会”展开辩论。雅克认为,尽管中国受到西方影响,但不存在中国成为“西方化”国家的可能性。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新价值观念的上升,这些新价值观念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压倒。赫顿则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中国虽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经济模式和制度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英国《卫报》6月23日文章]题:在中国迈向全球巅峰之际,西方统治地位的寿数将尽了吗?

中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国家”

马丁·雅克: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力量的天平正在从富裕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人们尚未认识到且很少进行讨论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所产生的政冶和文化影响。我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西方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它们(发展中国家)最终将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克隆体。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这是一种谬论。如同市场和技术一样,现代化也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涉及到中国,即中国最终会跟我们一样,抑或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最终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吗?

在我看来,不存在中国成为“西方化”国家的可能性。当然,中国将受到西方的影响,它已经受到了这种影响,但它仍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或许有人会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会认为西方的行为规范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种极度偏执、傲慢的思维模式。

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现在以及将来仍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尽管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自称是一个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但实际上其实质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人主要是从文明国家而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构成中同认同感的所有因素早就预示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短暂生命。一个文明国家的基本规律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国家的幅员辽阔,它必须容忍多样性。

或以人种为例,不同于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92%的中国人将自己看作同属一个人种:这是中国独特的、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意识的直接产物。它还意味着,中国人并不会以许多社会常用的那种方式承认差别: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很快会得到改变。

所有这些特性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大国;但它们肯定将使它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国。我们为何会感到意外呢?世界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历史文化组成的。欧洲(及其派生出来的美国)碰巧存两个世纪的短暂时期内主宰着世界。如今这个时代即将终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彼此竞争的现代化时代,而不再是一个西方适用一切的时代。

“文明国家”说是空洞的概念

威尔·赫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希望中国拥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拥有言论自由,拥有自由的工会,拥有自由的煤体,公民有能力向政府问责——你却将所有这一切都说成是“西方化的”,它们还因为你预言中国即将主宰世界而引起了质疑。

我认为,所谓一个国家因过去的包袱被以同样方式笼罩在未来的阴影之中的观点无论从经验主义还是从哲学角度看都是错误的。“文明国家”说是

一种空洞的概念:所有国家都能反映各自的文明,而各自的文明反过来又包含各种处于矛盾关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与极权——之中的传统。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种族是同一的,那么你的读者能从你的这种爆炸性的观点中获得什么呢?这等同于宣称:西方的每一个人都是白人,因此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看法并不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山东和河南与繁忙的商业地区珠江三角洲和上海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难道你并不认为人们对于美德、成就、尊严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向往都是一样的吗?

你或许会反对说,中产阶级几乎没有起来反抗共产党。你是对的——迄今为止是对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至少在实行****之前是不能持久的。

将一切智慧归于西方是自大表现

马丁·雅克:我们存在分歧的部题是,中国是否在一些重要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不同,或者说,中国是否最终注定会成为一个西方化社会,或多或少与我们相似。

你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不屑一顾,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宣传部门似乎使用了这个概念。请允许我提请你注意刚刚去世的最重要的美国汉学家之一白鲁洵的话。他曾撰文说:“中国不仅令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又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中国远非你所说的“空洞的概念”,理解中国的特性——这个国家、统一的概念、民族观念、身份认同感以及其它很多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对这个概念完全不熟悉而这个概念又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非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这个事实不能成为我们蔑称其是“空洞的概念”的理由。

你的基本观点似乎是:觋代性只有唯一的一种形式,那就是西方的形式。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做法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换句话说,我们是唯一可以提供借鉴的人。当然,这使得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分析变得容易得多。我们不需要真正了解它们的特异性,我们只需要知道它们有多西化。在我看来,将一切智慧归于西方是西方极度傲慢自大的表现。恰好相反,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具有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学习的独创性和洞见。随着我们进入一个越来越不西化的世界,这种状况会变得极为明显。

中国经济社会模式存在机能障碍

威尔·赫顿:你回避了我的主要论点。选举是民主的至高点,但民主还受到其它许多东西的保护和支撑。民主是正义、问责制、相对多数票、制约和平衡以及一切与这些相伴的过程。它既与有效的公司审计、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独立的工会以及强有力的公司治理有关,也与未经审判的逮捕和羁押或是言论自由有关。不管怎样,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启蒙运动”制度。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亚洲大多数地方都在逐渐建立和深化这些制度,不论是印度韩国还是日本。从这些方面来看,亚洲正在开始一场反映人类根本欲望的启蒙运动,当这些欲望的实现受到阻挠时就会产生经济和社会功能失常。

与你的看法不同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模式存在机能障碍。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和危害环境。中国的经济社会模式严重不平衡,还缺乏创新。这个系统的不经济被巨额储蓄掩盖了。而储蓄额如此巨大正是因为太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政权和模式没有什么希望。它迫切需要能够容纳伟大企业和创新进程的制度工具,并且在今后还需要能够促使消费者消费的信心。

中国的文化是否预先注定其发展方向与亚洲其它国家不同,大多数对文化、经济和政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突出表明了三者之间的顺应性,并且不具有严格的先决性。白鲁洵的观点处在一个极端。即便是像你这样为数不多的强硬的文化决定论者也知道,英厄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是多么相近——世俗、理性非传统并且看重个人幸福和生活质量——这表明两者的差异比你所认为的要小得多。

当然我们必颓向中国学习。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懦学学者杜维明向我们展示了儒家学说和启蒙运动价值观的极大互补性。

中国政府领导取得非凡成就

马丁·雅克:你似乎认为东亚与西方社会已经趋同,我不想夸大这种趋同的程度。当然,东亚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居住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但我们不妨以一个看起来最具西方特点的国家为例,那就是日本。事实上,它依然有着深刻的不同之处:社会关系基于羞耻感而不是罪恶感且等级森严,司法制度的作用比在西方社会要小得多,劳动力大军的性别偏见更深。特别是它的政治体制大制径庭。它常常被划归西方。该国无疑有普选权和多党制,但众所周知,自民党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几乎一直在台上,而且正如卡雷尔·范沃尔费伦所说,权力其实掌握在政府机构手里。因此,虽然日本拥有西式民主的外表装饰,但实际上权力属于一个日式的儒教政府。它不像中国,也不像西方。日本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现代气息。

唉,你对中国简直没一句正面评价。是因为尽管它30年来成绩斐然但你已经成为一个始终预言它最终会失败的否华人士吗?你宣称它当前的模式难以持续,但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认为它难以持续。事实上,自1978年以来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只能是通过一个连续而剧烈的变化与改革过程才会得以实现。中国政府领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你却丝毫未予赞扬。诚然,适当的时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模式,而这大概正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正如以前的亚洲四小龙。

中国必将随经济发展而变化

威尔·赫顿:假如我不曾了解你,那我会以为你是一个老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文化替换阶级冲突,试图炮制出又一个决定论的历史观。日本的民主制度当然是日本特有的,英国法国巴西韩国的民主无不如此。这就像油漆斑驳脱落一样平淡无奇。关键在于,各国特有的民主制度会发展变化,在演化过程中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处于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之中。在日本,反对派候选人刚刚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曾经是自民党堡垒的千叶市的市长,预示着自民党日渐消散的霸权走向终结。日本长达17年的停滞迫使其经济模式和社会有所改变,与此同时,它比在范沃尔费伦时期更加勇于质疑、不再一味顺从、更多地利用法庭,它的民主制度——跟英国的民主制度一样并非尽善尽美——在推动它前进。

我不是你的假想敌——预言所有社会都将向西方模式靠拢的狂妄自大的西方人。社会当然各有各的特点,但人类对自我表现、尊严和公正的渴望是共同的。各国特有的民主制度可以让他们尽情展现自我,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你对儒教特征的描述——关于中国的预言既悲观又壮丽——简直是一幅讽刺画。在《不祥之兆》一书中,我承认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的成就,但我注意到了缺陷,并认定这些缺陷必将加重。经济模式和制度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崛起必将颠覆西方主宰地位

马丁·雅克:我们俩的讨论该停止了,所以我总结两点。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差不多标志着人类取得长足的民主进步。两百年,西方(后来还有日本)——加起来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主宰着世界并实际上管理着世界。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迄今为止受到忽视,没有什么发言权。每当谈起西方的民主,我们几乎都是指单个国家的民主,不是全世界的民主,它们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传统背景。中印两国人口占全球总数的38%,不管中国是否变得更加民主(我当然认为它最终会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将表明全球管理大大民主化。

归根结底,你似乎认为西方的主宰地位是永恒的。恕我不敢苛同。事实上,它相对而言将是短暂的。它大约始于十八世纪末,将渐行渐弱。但人类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同的文明此消彼长,盛衰起伏。你的观点是,这次将有所不同:各国如果不在本质上与西方相似就会失败。和你一样,我承认有些价值观念是共同的。但中国、其实还有印度的崛起将伴随着新价值观念的上升,这些新价值观念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压倒,而且肯定会与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对于孔子学说中与我们自身价值观念趋同的地方你表示认可,有所不同(甚至对我们有所启示)的地方你则保持沉默。在你看来,我们的价值观念总是更优秀的。我的立场是区别看待:我们的有些价值观念很宝贵因而值得珍视,有些则不然。我想到的第二种哪些呢,首先就是你似乎绝口不提的,也就是致使我们在那两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充满挑衅性、奉行扩张主义和开拓殖民地的西方优越论。我对中国的文化(以及其它事物)也是区别看待的:有些价值观念值得敬重,有些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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