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将军同扩张主义派之争

石原将军同扩张主义派之争

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如果想要弄清哪些人是这场战争中的"扩张主义派"、哪些人

是"反扩张主义派",或者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鹰派同鸽派区分开来,那可是一项事

倍功半的工作。 如果假定陆海军军官们在扩张主义派阵营里处于支配地位, 而内阁的文职成

员和官僚们都是反对扩张的, 那就会对诸如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公爵这样一些人所起的作用

和影响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因为,在中国事件的关键阶段,他们作为外相和首相,是站在扩

张主义派那一边的。

把陆军参谋本部说成是反扩张主义派, 把陆军省说成是扩张主义派, 那倒是一个较有实

用价值的意见。不过,虽然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下是正确的,但也仍旧站不住脚。因为例外

情况过多, 而且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人员互调也很频繁。一位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日本专

家认为,如果非搞出一张派系表不可的话, 那就有必要作出下述细致的分析: 在陆军省内部 ,

军务课是反扩张主义的,军事课是扩张主义的;在陆军参谋本部内部,反扩张主义派支配着

战争指导课,扩张主义派则支配着作战课。1正如制表人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连这样一张表

也需要有保留地加以使用。但对战争初期来说,这张表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芦沟桥事变时以及其后约三年期间,参谋总长一直是闲院宫载仁大将(亲王) 。他是在

满洲事变时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 因为当时陆军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 决不能把这个重要职

位交给一个派系将领。 闲院宫与皇室的亲属关系使他超然于不和与争议之上, 并起着挂名首

脑的作用。他主持会议,由于他的威严仪表,使有时激烈争吵的参谋会议不至于超出军事礼

节范围之外。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则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多田为了使工作上有

统一的意见, 全神贯注于设法消除意见有分歧的幕僚之间的争吵, 所以他自己的意见并不总

是前后一致的。 要进一步看清楚中国事变怎样使陆军系统分裂为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

这两个阵营, 最好考察一下反扩张主义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尔少将的观点和结局, 他于战争

爆发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的第一部(即作战部)部长。

由于石原在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 (他在他的一九一八级中名列第二) 他于二十年代中

期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光荣地被派往国外学习。在柏林, ,他是一个勤奋研究欧洲军事史的学

生;从他的札记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诸如冯.克劳塞维茨和沙恩霍斯特等人名字之熟

悉,不亚于大多数日本军官之于东乡和大山。2一九二八年,石原中佐被派到关东军,在以

后的几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使那支军队成为日本有名的、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石

原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承担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将她的势力扩展到

整个满洲的广阔地区。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力量作了估计,制订了压倒这些军队的作战计划,

然后着手说服他们关东军本身的指挥官和东京军事当局相信发动满洲战役是英明的。 当一九

三一年九月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 他们并没有因下面的事实而踌躇: 他们的意见未能得到

东京军方无条件的支持,而且也完全和政府的目标相左。他们把满洲当作一个堡垒,既可用

之来对付南面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之来对付北面的苏联。3此外,他们把满洲看作一

个战略供应基地, 能补充日本矿产资源之不足。 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同僚深刻了解他们的满洲

战略中的循环推理,"以战养战"就是他们用以描述这种战略的名言。4

-九三五年,石原调回东京到参谋本部担任重要职务,第二年他就任作战部部长。由于他

努力争取,作战部既负责军事计划的工作又承担了经济计划的工作。在石原看来,这两者是

密切关联的。 典型的帝国陆军军官们总是一味强调纪律、 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及大和魂等等之

无比重要,认为这些是无价之宝,可以补日本在现代化战争装备方面的不足。但石原不同意

这一传统意见。 石原与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不一样, 他并没有轻视统计学家和经济计划工作者

的才能。恰恰相反,他那个部的中心工作(尤其是战争指导课)就是编写关于陆军未来需要

的预测报告以及关于日本经济实力的状况和弱点何在的调查报告。 石原从他僚属努力写的研

究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日本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保证现代战争需要的水平。 他进一步得出

结论,除非把日本的经济置于总体战的体制上,它就无法适应陆军当前可预见的迫切需要。

必须按照轻重缓急来重新调整国民经济, 以便适应一支远离日本本土而作战的现代化、 机械

化、机动性高的陆军的需要。据此。石原的部下起草了一个综合性的五年计划(一九三七-

一九四一) 。这个计划要求大大提高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飞机、煤、钢铁、电力、大米等

方面的生产不足都一一注意到了。5

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 而且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哲学家。 他的研究导致他主

张进行一场类似《圣经.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战争(即世界的最终决战) 。6

他对他自己在满洲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所形成的观点, 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作了多次修正。但在

这些观点里, 始终贯穿着世界上两个大集团,即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这样一个

主题思想。 冲突之根源在于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 而不单

纯是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 一旦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决定了这两种文明孰优孰劣, 世界人民就

能够在永久和平中团结起来。 当石原于二十年代末期第一次阐述他的理论时, 可以明显地看

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技术的重要性。 他感到, 由于发展了具有大规模破坏能力的武器 ,

战争将会是短促的;能作环球飞行的飞机也将起重要的作用。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在这最后


的一战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成为西方文明价值的最有力的捍卫者美国将同东方文

明的卫道士日本相对抗。 石原把满洲也包括到最后一战理论中, 因为这个地区本身不仅在军

事上很有用, 而且在那里进行的扩张是使东亚人民能团结起来的第一步。 中国显然是连自己

本身也团结不起来的, 更不用说来团结全东亚各国人民了; 因此日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起主

导作用,以使东方各国人民能在未来史诗般的战斗中团结一致。

石原始终认为苏联是西方的一部分。 但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 她构成威胁的大小随着不

同的时期而变化。到三十年代中期,就是在他到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前后,他已经开始把苏

联看作是对日本的最直接的威胁了。 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东亚方兴未艾的挑战, 较为遥远的

最后大战的威胁变成次要的问题了。石原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

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

石原决不是仅仅模糊地预见到与苏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一九三六年,他估计不出五、六

年就要发生对苏战争。 当石原将军和他的部属在制订五年计划的时候, 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便

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日俄战争。该计划将在这次战争爆发的前夕执行完毕。石原完全相信,

日本军事力量决不是苏联远东军的对手。 这个估计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在张高峰和诺

蒙坎的两次较量所证实:日本军队是被装备和后勤支持占优势的苏联军队所击败的。

石原关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使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想法。 约在满洲事变(一九

三一年)时,他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

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在芦沟桥事变前夕(一九三七年) ,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

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

段。他的逻辑并没有使他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洲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

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 这就需要日本陆军放松对满洲国的严酷控制。 同时

日本必须停止在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进行军事冒险。

在石原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中,那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

争会给她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 在后方有一个敌对的中国的情况下, 日本不敢冒同苏

联作战的危险。除开这一点考虑之外,石原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是由于对国民党有了新的、积

极的估价,也由于他对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相当重视。在帝国陆军军官中,持有这种看法绝非

寻常的。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开始感到国民党并不仅仅只是

一个军阀派系,它其实是民族主义潮流的领导者(或许是追随者) 。而日本却冒险来顽抗这

股潮流。

中国的西安事变以及随后组成的统一战线促使石原更加努力地鼓吹他对中国的看法。 一

九三七年一月,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个月,他和他的幕僚准备了许多备忘录,强调有必要放

弃过去在华北和内蒙古所执行的损人利己"谋求特殊权益"的政策。 对于陆军中的许多人来

说,西安事变是一个可惊的征兆。 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比单单建立国共合作更为复杂的内容 ,

即一个针对日本的中苏联盟将要出现。石原却反对这种分析。他说:"虽然抗日统一战线的

起源和发展同第三国[苏联] ,特别是同共产党有些关系,但它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种变化。

基本上可以指望这种变化会发展成为真正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运动。 "7随着新中国的创建是

不是会产生一种敌视日本的政策呢,石原说,那就是要由日本自己来决定的事了。他作出结

论说,"决定因素"是日本愿意(或拒绝)"抛弃她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从而表明日

本的真正诚意。 "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份备忘录中,石原力主要把华北看作不同于中国其他

地区的某种"特殊地带"的那种"观念清除掉"。 日本必须停止鼓励华北五省独立, 而且必

须"明确表示, 冀察政权眼下所管辖的地区应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因此必须置于中国

的中央政府之下。"8

石原的意见和扩张主义派针锋相对。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 相信对苏战争即将发

生。但是他们根据那个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却同石原的截然相反,也就是说,中国的威胁应当


以武力来消除, 以便日本腾出手来对苏联作战。 石原和反扩张主义派把在华的日本人受到日

益频繁的袭击和越来越刺耳的抗日呼声看作是一种证据, 它证明一个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 日本应该同中国结成同盟。 而扩张主义派则把上述对日本人的袭

击和反日浪潮看作是中国"缺乏诚意"的证明, 这只能说明日本决不能信任国民党政权, 也

不能同它合作。 东条英机中将的意见充分表明了扩张主义派对中国形势发展的反应。 一九三

七年六月九日, 距芦沟桥事变的发生还不到一个月, 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向东京发出一

份绝密的紧急电报, 力主日本决不能容许国民党政权解散日本以往几年就已在华北建立起来

的政权机关和特殊关系。东条说,国民党蔑视日本,同它恢复友好关系的任何尝试只会增加

这种蔑视。他作出结论说:"从对俄国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

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9

芦沟桥暴力行动的爆发使反扩张主义派大吃一惊, 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即着手进行就地协

商以解决事端,防止冲突的扩大化。石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我们所知,他赞成全国

总动员作为进行对苏战争的准备; 而在华北的敌对行动恰好使这种必要的危机出现了, 从而

促使日本转到总体战的体制上来。 可是他却对只动员几个师团的兵力也不同意, 因他意识到

在他自己的下属和陆军省内部的扩张主义派想利用新动员起来的军队去打击中国。 战争爆发

的那个月,石原曾两度坚持撤销动员令。至于派遣军队到中国本部去,他更是断然反对。据

说,他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在外务省一次会议上说过:"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

到中国去。"10

甚至连石原自己的作战部的人也没有他这样的决心。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就顽固地反

对石原阻挠动员,反对他阻挠派遣军队去华北。一九三六年,当武藤还只是关东军的一名参

谋时,他就曾不顾石原对华亲善的政策,带头组织了后来遭到惨败的对绥远省的入侵。 (注:

一九三六年三月,满洲国军队〔指伪军。-译者注〕进犯军阀将领傅作义的地盘绥远,占领

了百灵庙。同年十一月, 这支以百灵庙为据点的军队, 配备着日本武器并有日本飞机的支援 ,

对绥远东部发动了一次目标更大的人侵。 傅作义将军的邻省军阀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把他的军

队投入战斗, 日本唆使的入侵尝试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击退。 这次人侵及其结果详见唐纳

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一书第230-239页。 )

石原为了此事立刻赶往满洲去劝阻关东军进攻绥远。 而面对石原的是寸步不让的武藤, 他提

醒石原说,"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你自己于满洲事变时在满洲所做的同样事情而已。 "11石

原自己在一九三一年曾经违抗上级擅自行动; 当他发觉他本人正成为同一类型的违抗上级行

动的受害者时,狼狈之余,还体会到这桩事的讽刺意味。在参谋本部支那课和田中新一大住

所掌管的陆军省军事课里, 扩张主义派的论调甚嚣尘上。 当中国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周里猛烈

抵抗时,以及一九三七年八月战事波及上海时,他们大谈其闪电战(即日语所谓"速战速

决")的声浪淹没了石原主张慎重的劝告。

例如,在战争初期,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就一本正经地告诉石原说:"我们只要

加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12芦沟桥事变两年后,在和竹田恒德亲王

的一次长谈中,石原陈述了他和扩张主义派之间的分歧。他告诉竹田亲王:

"满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成见, 他们从中得出了战争可以迅速结束的结论。 我认为 ,

这表明他们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理解得很朕浅。"石原(通过电话窃听)获悉中国财政部长

孔祥熙正向国外订购大量武器后宣称, 他更加深信"中国将倾全力而奋战"。 石原告诉这位

亲王说:一旦打响了,战争一定会成为旷日持久的;支那课所期望的"速决战"是"不可能

发生的";可是支那课的成员却坚持说,只要日本取得华北,中国就会"在经济上破产"。

石原接着说: "他们还列举了数字为证呢。"但是他们的主张往往是"以我们在满洲取得轻

而易举的成就为依据"的。13

-九三七年夏秋之交, 当人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石原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易取胜的观点是


详细内容dzlishi.net/FanYi/TongDi/TongDi_2862.htm

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57页。本章所论述的各单位间关系的组织示意图

表见该书第200页及第347-352页。

2 石原的札记及文章收录在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

3 见绪方定子的 《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

形成》第42-43页。

4 见上书第43页。

5 见堀场一雄的 《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 第一卷第65-78页收录了石原及其僚属

编写的经济调查报告。此书的第二卷全部是日本战争年代经济统计研究。

6 启示录式的战争, 石原有时又称为"歼灭性战争",在关宏治的 《满洲危机的序幕 》

第366-367页有所讨论。仁科五郎的《满洲国的建立者石原莞尔和浅原健三》一书对

石原作了有价值的分析研究。石原写的原始材料或直接与石原有关的资料,收集在《现代史

资料》第八卷第665-778页,第九卷第722-774页,及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

资料:战争史论》中。也可见我的著作《通往中日合作之路:汪精卫叛变的背景》一文。


7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202页。内引有石原一九三七年一月

六日写的文件。

8 见上书第198页。

9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21页,其中引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文件。

10 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273页。

11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20页引今村均将军的回忆录。 (今村均,188

6-1968, 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历任要职。 一九三一年八月起, 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

曾参与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他担任作战课长期间。一

九三六年三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一九四一年六月,任

驻广东军司令官。同年十二月调任驻爪哇军司今官。一九四二年任驻拉布尔军司令官。日本

投降后,美、澳、荷共议把他判处徒刑。-译者注)另田中隆吉的《日本军方的派系斗争史 》

第82页也谈到这一事件的讽刺性转变。

1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中引有战史馆收在的未发表的文件。

13 石原和竹田亲王(他当时在陆军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工作)的谈话记录全文,收录

在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433-452页中。

14 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241-244页有蒋在牯岭讲话的英译文。牯

岭会议又常称为庐山会议(因牯岭位于庐山之中) 。

15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第323页称此为"故作镇静",原意说"一个被逮捕

的人在押送时还哼着小调",假装满不在乎。这几个字我译成英文时意思是"虚张声势"。

16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卷序言第26-27页。

17 见须田定一的《从事中日问题研究的一生》 (载《世界》杂志第207期第26

6-267页) 。另据防卫厅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452-453页载,据说杉

山将军在听到要近卫飞赴中国的计划时"皱起眉头"。 据石原称,本间雅晴将军和笠原幸雄

将军也反对这一计划。

1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72页。西园寺把石原描绘成为"讨厌的

人",照原文读是"眼中钉"。

19 见《今村均将军回忆录》第二卷第284页。

2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17-118页。武藤的同僚佐藤德隆将军说,

武藤自认为迫使石原调职应归功于己。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365页。

21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第27页。

22 见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第100页。

23 《处理时局纲要》原文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340-341页。

24 同一个星期,陆军参谋本部起草了《处理北主事件纲要》 ,其中"惩罚"的精神

显著地不见了。这个纲要的原件录于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98-1

01页。

25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76页。

26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37页。

27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2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2-283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

麿传》第一卷第422页。

2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33页所引战史馆的资料。

30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249-251页。

31 同上书,第252页。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第430页,引用了石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的手稿。

35 同上书,第461页。

36 山崎重三郎访问记录。

37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引了战史馆收藏的石原未发表的手稿,可能

写于一九三七年末或一九三八年初。

38 引自河边虎四郎将军的《对支中央政府政策》 (收录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49-50页。

39 见大仑公望的《东亚的重建和苏联》一文, (载《现代日本》杂志一九主九年第

八期第132页)

40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1 ( )

8-426页。

41 松方吉三郎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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