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汪精卫:冒死刺杀摄政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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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等谋刺载沣未遂被捕


1910年4月23日,汪精卫等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震动全国。




自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同盟会情绪日渐消沉。汪精卫悲愤欲绝,想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于是邀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他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他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最初拟炸庆王奕匡和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当日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均未得手。便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4月2日夜,黄树中、喻培伦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被发觉。16日,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音便从中劝说。4月29日,清廷下令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至少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如果慈禧还在,哪来的摄政王?纵然慈禧不死,那此时就是七十六岁高龄,居然还会怀春?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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