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的“伪民主”精英的疯狂思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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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发端于美国的互联网,成为了全世界孙悟空打倒“天兵天将”的一个天大的擂台,在一个全球尺度的视野内,无数偶像和权威原来都是些经看不经用的银洋腊枪头,大到疯迷世界的“美国梦”,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话,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师泰斗,纷纷被山寨版的“齐天大圣”们打下擂台,这不仅出乎话语权垄断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自然也打开和延伸了中国学术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门背后的讲台,然而,使我们这些民间草根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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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美国的互联网,成为了全世界孙悟空打倒“天兵天将”的一个天大的擂台,在一个全球尺度的视野内,无数偶像和权威原来都是些经看不经用的银洋腊枪头,大到疯迷世界的“美国梦”,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话,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师泰斗,纷纷被山寨版的“齐天大圣”们打下擂台,这不仅出乎话语权垄断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自然也打开和延伸了中国学术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门背后的讲台,然而,使我们这些民间草根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仇视。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哪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不管是东晋士子的佛玄归流,还是宋明的“心学”、“实学”,不管是清朝的考据训诂,还是“五四”时候的启蒙救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目前的中国知识精英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堕落成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和最缺乏时代方向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自甘沦丧的“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这种被整体蔑视的产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时期的思想钳制,也不是“文革”时期的刻意丑化,而是产生在社会地位尊崇、研究经费充裕、思想领域相对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现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索。

知识精英阶层的“仇恨”来自于何处?

第一,可以说,中国目前知识精英阶层对当局的仇恨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上溯到1978年以前,那个使整个知识阶层颜面扫地的年代,从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反右运动”,从专家教授打入牛棚,到教师集体虐待为“臭老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全面蒙受极大羞辱,其程度之严重虽是元朝满清亦不能比也。这一个非常历史时期的悲惨际遇,让许多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知识分子,在心中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耻辱和集体仇恨,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看法犹如天上地下不可调和。在寻找悲剧根源的时候,知识阶层痛定思痛,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1978年以前的集权制度上,为了自己不再承受这种羞辱,为了民族不再继续这种痛苦,所以,文革后历经数次思想反思,他们认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用“民主选举”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但是,在知识精英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顽固认为,1978年以后的历届政权,继承、延续甚至强化了原有的专制集权,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在这些后来的政权身上,延续和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仇恨,“民主”和“人权”成了知识精英奋斗的目标,也成了他们批判的工具甚至武器。另外,社会主义阵营经过1990年后的溃败,西方世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这更坚定了知识精英阶层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个时候,对“民主”、“宪政”的探索,逐渐演变成一种漠视国家民族未来的“颜色革命”,演变成一场自我寻找尊严的“复仇之战”。从今天来看,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中,知识精英又不知不觉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的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们认识不到,目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专制主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集权性质逐渐淡化的权威主义,其封建色彩已逐渐淡化,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却在渐渐浓厚,即使在基层政权中仍然存在极大的官本位意识,贪腐行为也呈洪水猛兽之势,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中国社会的矛盾还远没有激化到需要改变政权性质的程度。另外,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抹去几千年留下的历史印记,这本身就没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知识精英们坚决不承认、更不接受这一点,他们用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来掩盖自己其实是社会制度破坏者的事实,他们顽固地站在所有社会管理行为的对立面,无论对错与否、不管青红皂白的反对心理,已经变成了知识精英们潜意识中一种如同排泄反射一般的本能。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强力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一个权威家长和一个青春期反叛少年之间的关系,家长大权独揽,行事强迫,少年则叛逆不服,敢怒不敢言,二者之间自然处于一种隐蔽的斗争状态。父亲让儿子苦练钢琴,儿子偏偏不学,但在棍棒下又不得不练,于是懒洋洋消极怠工,还要悄悄用小刀划烂钢琴的漆面。这种破坏性为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罚,而惩罚则让儿子更加痛恨钢琴,在他眼里,钢琴就是专制的象征,只有一有机会,他绝对会把钢琴一把火烧成灰。 但是,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知识精英阶层对权力集中的不满,已慢慢从为民请命的立场,转化为财富分配方式的诉求,知识精英不满于国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希望用“民主”和“选举”来分得权力甚至是夺取权力,但是,这个阶层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幼稚的管理观点和偏激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官方的顺应和民众的广泛支持,精英阶层就把这一切归咎为专制制度和专职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们坚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战,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强加到大学的讲台上去,灌输到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中去。

精英们向中国所有有价值的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支撑了集权的存在,所以,传统文化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们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实只是用来砸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观念与道德,都会被他们拿来进行阉割和切除。 精英们认为被洗脑的愚民支撑了集权的统治,因此,这些愚民又被咒骂为“义和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弱阶层,成为了他们攻击权力的“板砖”,但这些“板砖”扔完之后,他们又称之为“无法带入现代化”。所以,厉以宁才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所以,复旦教授朱学勤才会气急败坏,把一场夺取几万人生命的地震,诅咒为对本民族的“天遣”。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所以,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至于那个叫李银河的具有强烈窥视欲的干瘪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颂成了一个翻天复地的伟大革命。

因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阻挡了美国大兵的军靴,所以,精英们又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用“人权”来撕开中国国家的大门,建立起一个欢迎“皇军进村”的“人权维持会”。

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为集权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于是,茅于轼才会代表美国人民来抗议中国的土地保护政策,他认为中国应当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可如果买不到粮食,那就说明中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迟迟没有到来的中国社会动荡,茅于轼心急如焚,已经是只管宣传目标,不顾逻辑通顺。说穿了,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至于说“夺权”以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有的各种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及,他们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来充当所有答案,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问题,这许多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涂的“低能儿”,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能力来领导社会、指引人民。他们无视这个世界上国际斗争之间的弱肉强食,他们无视中国国内的具体国情,他们无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会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便陷入了一种“逢共必反”的偏执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们的眼睛,使他们心中只装满了对权力的“恨”,却失去了对民众最基本的人文之“爱”,他们将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的愤恨迁怒于全民族,以“民主”为凶器,巴不得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破坏殆尽。这些失去了大脑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会说是民主还不够彻底;倘若搞到国家崩溃,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庞大本身就基于专制的大一统传统,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而最后出现民族毁灭,他们更会冷酷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就因为中国实行不了知识精英们需要的的那种政治体制,所以,他们便对整个民族进行一种集体惩罚式的诅咒。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然而,在没有实现用“宪政”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之后,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们,又反过来投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争先恐后加入了各种以前他们口诛笔伐的腐败链条,但同时还念念不忘把各种理论光环呆在自己头上,所以,才会有人赤裸裸地宣称自己“为富人说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知识精英阶层的种种恶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权威,使大众更难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权和制衡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说,知识精英实际上起到了“反民主”的恶劣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来实行拔苗助长式的“民主选举”,中国的结局不会好于韩国泰国,甚至不会好过菲律宾,这种“民主”给中国人带来的命运,只会是一种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复仇和清算,绝不是什么“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识精英们在推崇美国“科技文明”的时候,恰恰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他们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霸主地位,冲淡和稀释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颠覆了他们正用来误导我们的价值标准,这是精英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互联网确实把世界变成了平的,一切思想都要在这个时代再次进行价值重估和价值再建。 全世界的“雷锋塔”都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这个时代的“礼崩乐坏”,却使中国意想不到地进入了新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2008年“5·12”那天开始,已经在天际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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