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军事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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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以“义战”为核心的战争观战争观是军事教育思想的总纲,它是对战争的起源、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总体认识,它决定人们对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决定人们对战争的态度。中国古代对战争起源的认识,在春秋战国时期愈趋理性。孔子的认识见诸《易·序卦传》:“饮食必有争,固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孔子关于战争发生于“饮食之道”的争讼,和孔子关于“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思想是一致的。原来孔子所主张的礼乐之治的礼与饮食是分不开的,不仅上层社会的天子、公卿、士大夫谁吃什么,怎么个吃法,祭祀时供什么,怎么个供法,用什么样

(一)以“义战”为核心的战争观战争观是军事教育思想的总纲,它是对战争的起源、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总体认识,它决定人们对军事活动的出发点,决定人们对战争的态度。中国古代对战争起源的认识,在春秋战国时期愈趋理性。孔子的认识见诸《易·序卦传》:“饮食必有争,固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孔子关于战争发生于“饮食之道”的争讼,和孔子关于“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思想是一致的。原来孔子所主张的礼乐之治的礼与饮食是分不开的,不仅上层社会的天子、公卿、士大夫谁吃什么,怎么个吃法,祭祀时供什么,怎么个供法,用什么样的祭器,都要合乎礼的规定,就是一家人坐下来吃饭也不能有悖于礼。战争的争讼由饮食之道起,礼的制定从饮食之道起,二者和而为一又一分为二,这一认识符合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真实,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关于战争的起源,孔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孔子认识到战争与私有制有关,他对战争的理解又向真理迈进了一大步。

春秋末期战争频繁且日益残酷,孔子以他的“道”为政治标准衡量当时的战争,区分战争的性质,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的战争观是从有道与无道的判断中得来的。孔子认为争伐自诸侯出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这种战争就是不义之战。孔子把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凡是拯民于水火,吊民罚罪,为维护大一统局面,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的战争都是义战,应该支持和拥护。相反,为争名逐利,戕害生灵,强凌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都属于不义之战,应该坚决反对和谴责。

孔子对战争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子之所慎:斋、战、疾。”但并不一概地反对战争,而是严格地用义与不义相区别,认为战争应该是一种禁暴除害高尚正义的事业。在中国古文字中,征与政都从正,即含有正义、匡正的意思。在兴师征伐的战略决策上,主张以兵昭德,以义昭不义。孔子的战争观立足于战争的性质,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看战争的功能与作用,因而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反对违背道义原则的战争。“义”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观点,“义”的基本含义是指行为对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孔子把义的概念引入战争,系统地提出义战理论,这是孔子军事教育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它揭示了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使其战争观在哲学上得到升华,在理论上趋于成熟。

孔子的“义战”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儒家始终高举“义战”这面旗帜,并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兵学的战争规范。孔子首倡义战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距今已经二千五百年了。西方与此相似的理论有所谓“正义战争论”,它的思想渊源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正义论”,以及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的把“正义因素引入战争领域”说。但形成理论体系还是在中世纪时期,由***神父阿奎那完成的,他提出了战争正义论三原则: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法定的统治权威来宣布;战争必须以正义事业为目的;战争必须出于正确的动机,既要达到善良的目标,又要避免邪恶的行为。这一理论在西方影响至深。中西比较,这一理论观点和基本行为规范,在中国产生的更为久远,而在西方近现代发展得较为完善。

(二)崇尚人本精神,强调民为兵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首先在思想意识领域表现出来,传统的天命观渐渐被淡化,人们由重天命转为重人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民本精神由萌生到趋向成熟,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商、周时期,思想意识领域基本上还是神主宰的世界,到春秋时期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孔子从理性上把人们信仰中的神抛在一边,把人还给社会,在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时,突出人的价值,轻鬼神重人事。据《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神的存在,却时而流露出这种意念。他曾对学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孔子已经把神化的天还原为自然的天体,认为天并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表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对神道观念的改造和修正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开始逐渐在思想领域中剔出天命观念,主张天人相分、重民轻神、先人而后神。

从春秋开始,古代一些思想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已充分意识到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政权的稳固或崩溃,并不取决于天命,而决定于人事。“天道远,人道迩。”“民,神之主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些精辟的论述体现了先哲对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民本观。孔子将其纳入仁学体系,并渗透到军事教育方面,使得民为兵本的军事价值观得以确立。

孔子高度重视取信于民的重要言,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据《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回答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把民信放在首位。重视民心归向对战争成败的意义,是孔子战争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取信于民的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政治信条。

孔子强调富民以争取民心归附。他认识到富民对战争的根本意义和重大作用。“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冉有颇具军事才干,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古时人口众多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反映,孔子与冉有谈论政事,提出人口众多之后,要进一步使他们富起来,富裕之后则要进一步教育他们懂礼。孔子认为如此治国,“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论及富民、惠民、贵民、重民、济民、教民、博施于民,基本精神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使民众富裕,积聚民力,增强国力,在政治上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在军事上,民众为攻战之本,是攻战所需要的物力和人力来源。攻战依赖民众,民力强,攻战才能有起码的保障。富民是治国强兵之本,是孔子民为兵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重视民心、民力对战争的制约作用,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性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的优良军事传统。孔子的民为兵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它反映了孔子军事教育思想的战略意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趋向成熟。

(三)“大一统”观念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阶段,但是,分裂中孕育着新的统一。渴望统一、维护统一是先哲们十分重视的社会理想。孔子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大声疾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尊王攘夷,力求维护统一的政治局面。孔子的大一统观念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核心。他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中寓大一统于微言之中,一开篇便写道:“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传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应统一于王,这才叫统一,即以统一为大。传者解释说,唯天子乃得称元年,《春秋》记写鲁国历史,鲁国是诸侯国,所以孔子在《春秋》的记事中,几乎在鲁国各公记年之后,都取周公统一颁订的历法,这种保留周历的作法实际上是孔子大一统思想的重要体现。“大一统”的提法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西汉大儒董仲舒在论述该书的大一统思想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他强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坚持统一才能顺应历史潮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新儒学把“大一统”发展为“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求统一反分裂,成为中华民族普遍接受的判断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政治标准和道德准则。

“大一统”观念高度尊崇和重视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历经数千年而不变,与传统文化中的尚同贵一精神密不可分,孔子主张“大同”,墨子倡言“尚同”,孟子提出“定于一”。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有才略的政治家都把一匡天下、河山统一,作为政治目标。中国军事发展史的主导趋势是谋求统一。一部中华民族战争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为统一而战的历史。中国士子文人忧国忧民也以关注祖国统一为着眼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应了先哲最初的一统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中国境内各民族绝大多数认为大家出自同一祖先,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据史料记载,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统治者都是炎黄的后代,中原以外的诸侯邦国也不例外。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根和祖的认同。认祖归宗,血浓于水,落叶归根,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中华民族共有的同族意识是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统一的巨大原动力。

中华“大一统”观念源远流长,“中国”一词初见于《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中国”在当时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对举。又见于《诗经·小雅·北山》:“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这里以中国与四方对举,表示中国与四邻及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这里的“中国”指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孔子的统一观以及战国时期诸子对统一理论的探讨,为秦的统一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也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体系,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结束了以前那种“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并存的局面,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从秦代开始,中国的涵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实现了华夏民族更加紧密的大融合,标志着华夏文化的新的认同。孔子“大一统”思想自秦汉以后已深深印在国人心中,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

(四)“义勇”精神是战争取胜之本,也是军人武德内容之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勇”是人类最美好的品格之一,是天下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尚勇”对于军人来说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孔子说:“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勇敢为战争取胜之本,这一思想为后代兵家所普遍接受,“夫战,勇气也。”“器械为宝,勇斗为首”,“三军勇斗,莫我能御。”战争是勇敢者的舞台,“勇”成为传统武德之一。孙子把勇列为将领五德之一,后代类似提法虽略有差异,但“勇”不可或缺。《六韬·论将》称:“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更把勇排在了将德的首位。

孔子倡导智勇。他认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谨慎,好用计谋,才称得上智勇。智谋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子路“果烈而刚直”,孔子煞费苦心地教导他只有勇敢是不够的,勇敢不仅受仁义的制约,还要以智谋为依凭。只有刻苦学习以砥砺自己,才能成为有勇有谋的人。子路听从教诲,终于成为“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的将才。后代武士以智勇双全为追求目标,并成为古代武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曹操曾说:“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明代何去非说:“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夹,亦曰智谋而矣。”

孔子倡导义勇。他认为遵循道义的行为才称得上勇敢,勇要接受仁义的统率和支配,要把勇纳入仁义的轨道。据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承认子路勇敢,但强调勇更要有义,没有是非观念的勇是不足取的。

孔子的义勇观认为“仁者必勇”,“见义勇为”,“知耻近乎勇”。孔子鼓励他的学生要有勇气追求真理,提出“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有正确的行为准则,对宇宙人生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有远大志向。《论语》记述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曾子的话深得孔子的赞许,表现了孔门弟子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孔子崇尚志气和节操的培养。他认为坚持正义,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或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屈服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借助赞美松柏凌霜而傲然独立的姿质,来歌颂坚贞不屈的人格。他认为一个人与整个军队相比,其力量是微不足道,但一个人一旦立定志向,就有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气节,这是任何外力无法改变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认为为了道义,为了理想,应该连死都不惧怕,这就是义勇精神。

孔子认为勇敢不能等同于鲁莽,因一时冲动,拔剑而起,挺身而出,这是匹夫之勇。《论语》一书中多处记述孔子提醒子路注意纠正的正是这种匹夫之勇。他倡导在仁义统率下的大勇。这种大勇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行道义而“知死不避”的品格。综观古今,凡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正义事业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敢于奋斗,勇于牺牲的人,都是具有大勇品格的英雄,都闪烁着孔子倡导的“义勇”的光彩。直至今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继承与发扬了孔子所倡导的“义勇”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地前进。

(五)注重教化是以礼治军的中心内容孔子倡导以礼治军,主张运用“军礼”治理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和管理。他说:“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所谓“军礼”就是根据儒家精神而具体制订的军事典章制度和军人行为轨范。军礼是礼制在军队的具体运用,孔子在继承夏、商、周礼制的同时对周代军礼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他把仁引入军礼,使军礼沿着仁的道路向前发展,仁是礼的根本,礼的内容要用仁的道德来充实,仁的行为要由礼的规范来制约。孔子认为礼是治国治军之本,也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子把礼列为六艺之首,认为礼是用以维护社会和军队秩序的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他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视、听、言、动都要严格遵守礼制,能做到这样就是天下归仁了。

孔子以礼治军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重视教化,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在军队中的重要作用。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孔子强调“教民战”的重要性,这里的“教”既进行军事训练,同时更注重思想教育。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用道理来开导百姓的思想,用礼仪来规范民众的行动,让民众都懂得礼义廉耻,以“修德取胜”,这是孔子治军的目标。孔子崇尚礼乐仁义,德治仁政,本于政胜,文武并用,注重教化等,积淀成深厚的文化底蕴。仁、义、礼、智、信、忠、廉、节等成为古代军事教育的依据。孔子“不教而杀为之虐”后来演化为“教戒为先”、“以教化为大务”,成为军事教育的传统,为历代军事教育工作所继承。

其次,强调将帅和军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类似武德的概念,《尚书》提出“布昭圣武”的观念,《周易·师》提出“师贞,丈人吉,无咎”的命题。春秋时期楚庄王提出了武德的概念,并阐述了武德的七条标准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孔子学说是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儒家较好地解决了战争与道德的关系。关于中国传统的武德,孔子都有精辟的论述。一是在国防建设方面的道德依据,孔子有“文治武备”、“柔远能迩”思想;二是在战争决策的道德依据,提出了“义战”理论;三是在军人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及一系列道德修养准则都是将帅和军人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孔子强调武德在维系国家命运中的支柱作用,强调武德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形成中国传统军事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再次,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孔子是春秋末期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者。公元前486年,齐国发兵犯鲁,孔子得知后,动情地指教弟子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弟子们听了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古代先哲强调,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要用自己的全部爱心和责任感关心国家,报效生养自己的祖国。孔子认为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据记载:“夫子见禾之三变,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鸟飞返乡,兔走归窟。我其禾首乎,穗垂而向根,不忘本也。’”

在一次齐国攻打鲁国的战斗中,鲁国小童汪??乘车参战,为国捐躯,鲁国人破格以成人礼安葬汪??,这是不符合葬礼条文规定的,孔子一向遵从礼制,这时却打破常规,不仅不加指责,反而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汪??为保卫祖国而牺牲,不是一般孩童早夭,可以不按儿童的葬礼行事。这表明孔子把祖国的利益看得比复礼更为重要,把爱国主义列在军礼的首要位置。关心祖国的命运,在祖国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国捐躯,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爱国主义观念和行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比比皆是,“苟利国家,死生以之”。“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人有恒言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孔子的倡导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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