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战争形态由冷兵器战争向热兵器战争的变革,是一个长达近千年的历史过程。当其接近尾声时,中国晚清曾进行过一系列军事改造运动。深入研究和分析这种带有军事变革色彩的运动及其教训,对于今天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


一、军事变革是观念革命,必须对旧有思想体系进行深刻改造


每当重大的军事变革历史时期,都是思想观念必须得到彻底解放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果旧有思想体系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军事变革很难成功。


当前,一提军事变革,就会自然想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然而,即使实现了军队的信息化而思想观念落后会怎样?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海战为后人留下了最好的回答。从甲午海战作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看,中日双方武器性能不相上下,在个别舰船的性能上,中国甚至超过日本。面对这样的武器装备水平,日本大本营对海战拟定出三套预案。其中之一是:如果日本海军 在海战中失败,北洋水师掌握了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则日本海军确保本土海域的制海权。由此可见,战前,日本对此次作战并未报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做好了战败的准备。然而,从军事思想和战略指导角度看,由于大清水师观念落后、作战理论陈旧,用祖上传下来的“八旗”观念和西方早以过时的“木帆船”作战理论,来指挥近代化的铁甲舰海军,最终含着千古遗恨沉没于祖国的黄海波涛之中。历史昭示后人:武器装备不落后但观念落后,照样挨打!


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自卑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如果观念守旧或滞后,即使有了先进的“杀手锏”装备,也难免在战争中重演甲午海战的历史悲剧。


二、军事变革是科技创新,必须把科技发展置于重要战略地位


军事变革,从根本上讲,是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的结果。中国古代虽然也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果,但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长期的农业社会物质基础,长期的儒家思想文化约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致使愚味和无知充斥整个社会。这些为晚清军事变革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人类社会军事变革历史表明,进行军事变革,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作为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离开了科学技术的支持,军事变革必然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必须面向世界,学习其他国家或民族优秀的科学技术成果,否则军事变革就会成为空谈。


三、军事变革是系统工程,必须促使各种军事要素有机结合


军事变革不仅仅是军事技术的变革或武器装备的革命,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武器装备、军事思想、作战理论以及军事制度等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军事变革仅限于武器装备的更新,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提高武器装备水平上,军事变革就无法实现。


鸦片战争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他们只感到中国武器装备不如西方,而看不到军事机器是整个社会肌体的一个外在表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他只看到了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忽视中国整个军事系统的落后,这是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缺陷,也直接影响着后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的成效。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和主导下,甲午战争前,中国买了几万支洋枪,建立了全部新式装备的陆军,还买了几十艘英国、德国的军舰,建立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单独从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和数量看,中国军队并不比日本军队差,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国却落后日本一个时代。当时日本已经模仿西方实行了军事体制的改革,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作战实行散兵队形。日本海军则模仿英军。清朝陆军则还是古老的湘军营制,打仗时拿着近代的武器装备却排列着古代的密集队形,往往在日军进行炮火准备时便溃不成军。


晚清的军事变革,采取的是不触动根本军事制度,而是在旧体制的边缘改制创新的办法。对于这些改革来说,确实取得了局部的成功,但从整个全局来看,由于新的军事制度不能顺利确立,军队建设的整体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当中国军事步入世界舞台时,落后绝不仅仅表现在武器装备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从武器装备、战术技术、军事思想、作战理论、人才素质结构及军队体制编制等诸多方面并进。如果仅仅把目光盯在武器装备上,而不去全面改造整个军事系统,即使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很难取得军事变革的成功和未来战争的胜利。


四、军事变革是自主行为,必须把学习外国与立足国情紧密结合


军事变革既要遵循世界军事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必须着眼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全盘照搬西方军事的完整模式,中国的军事变革就会走上歧途。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船坚炮利”的技术和先进的“养兵用兵”方法不断战胜中国传统军事优势的严峻实现,中国各阶层、各种人士都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其中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时为布衣的魏源。他呕心沥血编著成长达百卷的著作《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这部著作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并为后世的维新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魏源的诸多主张也具有盲目仿效西方的局限性。魏源等人并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进步的原因,对西方军事也缺乏深层次的把握,因此,他对于如何“师夷之长技”的许多建议,带有明显的全盘照搬西方的倾向,基本上是不可行的。魏源称赞西方人制器精利,却不知道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上找原因,只能归之于人的性情和用脑方式。他认为中国只要官办船厂、炮厂仿制西式武器装备,就能解决武器装备和海防问题,也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幻想。


与此同时,中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把目光转向学习西方上来。他们主张严修武备,坚决抵抗外来侵略。一部分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开办工厂,制造枪炮和战舰,并购置洋枪洋炮,装备和训练军队,聘请外国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讲授西方军事学术,并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科学,翻译和编著多种军事书籍,从各方面介绍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1911年潘毅等人翻译的《大战学理》,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但是,清王朝统治集团虽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的指导思想,但带有相当明显的生搬硬套的特点。


分析表明,中国的军事变革必须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尤其今天,世界军事强国军事变革的理论、模式蜂拥而入国门,如果忘记了中国自身的特殊性,盲目追逐西方新概念、新理念、新模式,就会最终导致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