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孔子的军事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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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学,把由殷商至西周滥觞的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将这个思想引入军事领域,用以观照战争问题,产生了独具特色而又影响深远的军事民本思想。本文仅就孔子的军事民本思想做一探讨。


攻守在民


民众在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民众对于战争胜负起什么作用?随着春秋末期战争的频繁发生,这个问题越来越鲜明地提到军事政治生活中来,摆到了思想家们的面前。孔子对这个问题不仅十分关注,而且给予了正确的回答。《说苑·指武》载: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吾欲小则守,大则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礼,上下相亲,民之众皆君之畜也,君将谁攻?若朝廷无礼,上下无亲,民(之)众皆君之仇也,君将谁与守?”于是废泽梁之禁,驰关市之征,以为民惠也。


这是孔子晚年的成熟思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在外颠沛流离十余年的孔子回到了鲁国,不甘寂寞的鲁哀公向他咨询“小守大攻”的道理。孔子在回答中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民众拥戴之至,则无可攻者;民众仇怨之至,则无与守者。攻守之道,全在民心向背;胜负之理,皆在统治者执行不执行亲民、惠民的政策。就战争中攻守之势和大小之力来说,孔子把民众对于君主的制约,也就是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概括为两种形态:“君之畜”和“君之仇”。这种理论概括和孔子的另一阐述民本观的名言有着血缘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之畜”无疑是“载舟”之水,而“君之仇”当然是“覆舟”之水了。以“君之仇”去攻守,当然无胜利可言,以“君之畜”去攻守,才能有致胜的基础。尽管孔子的话说得太满,但其中蕴含的真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孔子的这个结论,也是对春秋时期众多实战经验的总结。如公元前576年,楚与晋会盟,楚国又北上进攻郑国、卫国,与晋争霸,晋国的栾书要对楚进行报复,韩厥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意思是说现在不用理他,楚国背信弃义,驱使国人进行不义之战,民众将叛离,失去民众,谁还为之作战?再如公元前667年,晋国将要攻伐虢国,士蔚说:“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这里士蔚明确指出,待虢公骄奢失去民心,没有民众拥戴支持之时,再去进攻他,想防御我军的进攻,可没有人为他打仗了。所以,终春秋之世,无民不可战守的观点成为时代军事思潮,这是孔子攻守在民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素养。许多战争中的成败得失揭示了这一点,士蔚说的“御我谁与”,韩厥说的“无民孰战”,与孔子说的“君将谁攻”、“君将谁与守”的思想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春秋时期战争频仍,战争的人力物力消耗,益发显示出民众在战争中地位的重要。贵族统治阶级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就不得不去重民、亲民、惠民。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在这里孔子开的药方有二:一是政治上要“朝廷有礼,上下相亲”。这肯定不是一剂“新药”,是用传统的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礼”来规范、调整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以便做到“上下相亲”。但为了达到使民众成为“君之畜”的目的,统治者必须向下层贵族士、自由民和奴隶做些让步,表示“亲民”,这就为板结的宗法社会吹进一丝活气。顺应潮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真的这样做了,就赢得了民众的拥戴,也就获取了赢得战争的雄厚力量。二是经济上“废泽梁之禁,驰关市之征”。放宽经济政策,发展农业,繁荣商贸,减少税收,也就是在经济生活上,让被剥削阶级有个基本能维持生存的温饱,使他们能够为战争提供必要的物力人力保障。民富则国殷,民强则兵壮,鲁国采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是取得民众拥戴,增强攻守实力的措施。


民众对于战争的意义既然有“君之畜”和“君之仇”两种形态,孔子军事民本观的注意力,则侧重于强调政治统治者、战争指导者防止民众成为“君之仇”,而通过统治者的开明举措,争取民众成为“君之畜”。孔子对能够博得民众拥戴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加赞扬。《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载:晋将伐宋,使人觇之。宋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觇之反,言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成悦宋,殆未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匍甸救之。’子罕有焉。虽非晋国,其天下孰能当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


司城子罕为宋国的执政卿大夫,素有“仁相”之称,据说”宋在三大万乘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司城子罕的亲民之举,引起了晋国高级间谍的注意:守卫都门的基层军官死了,子罕表示了真诚的哀悼。晋国的间谍从中看出民心在宋,“殆未可伐”!执政者亲民,上下相亲,对敌国产生了巨大威慑力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孔子认为二等侯国的宋做到了亲民爱民,强大的晋国不敢攻伐它,天下谁也不能抵抗它的力量!由此,他引证古人周任的话得出结论: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被民众欢迎拥护,就无敌于天下。孔子希望国家领导者和战争指导者都像司城子罕那样视民如伤,成为“民悦其爱者”,因为这样有利于为赢得战争凝聚力量,使“君之仇”得到淡化和消除,转化为“君之畜”。


既然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那么战争发动与否也取决于民众的拥护与反对,孔子发现了这个判定战争是否发动的价值尺度,他说: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


大概这是吊民伐罪战争观的最早出处。在孔子看来,征伐对象必须是“废道”者,也就是“朝廷无礼,上下无亲”者。因为有“废道”之君,必然有苦难之民。因此而发动的征伐师出有名的,是正义的,是讨伐暴君,拯救黎民,不以扩土掠财为目的,不仅会得到本国民众的支持,而且会得到敌国民众的响应,像得到“及时雨”那样令人欣喜,这样的战争特点是“行施弥博”,结果是“得亲弥众”。孔子常常举例,说汤伐桀、周伐殷就是这样的战争。如果违反这个原则而起动战争机器,孔子是坚决反对的。把敌我双方民众是否欢迎拥护作为是否发动战争的价值标准,应该说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战争观。


孔子进而认为,一场战争是否值得肯定,要看它是否给民众带来利益。有一次,弟子子贡觉得管仲没有忠于他先前的主人公子纠,反而去辅佐公子纠的政敌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成就霸业,是“非仁者”,孔子教诲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辅佐齐桓公所进行的争霸战争,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诸侯纷争战乱不息的状况,消除了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各侯国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威胁;促进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民免受战争负担之累和战乱离散之苦。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是长期的,从齐桓公时期到孔子生活时期,已愈百年,“民到于今受其赐”,因此不是“非仁”之战,而是仁战。孔子激烈反对“刈百姓,危国家”,给民众带来苦难的战争。在2000多年前,孔子能把是否给民众带来利益作为评价标准,充分肯定齐桓公争霸战争的历史作用,眼光是犀利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民本观念的确立,使孔子在战争力量的对比中,把民心向背作为比较双方优劣的重要条件,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筹码。请看他提议进行的两场战争中,他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着眼点: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卅。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


这两场战争,事实上都没有发生。孔子对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比较,也包含着某些主观武断的成分。因为我们从史料中了解到,齐国的正卿陈恒弑其君,民众叛离的情况并未那么严重,他还是较得民心的;卫国蒲邑宰公叔氏的叛乱,其实力也不止四五个人。但孔子在比较敌我双方战略力量时,着眼点放在充分考虑民力民心的因素,把其作为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作为主战的主要依据,是渗透着民本思想的,也是正确的认识。在有关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民心向背,民力多寡,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孔子晚年喜欢研究《易经》,更加坚定了攻守在民的思想观念。他在解释《易经·师卦》“师贞,丈人吉,无咎”这句卦辞的义理时说: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比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孔子《彖传》阐述的义理是:师是部署众多,贞是守持正固。能使众多部署心悦诚服地坚守正道,听从指挥,就可以王天下,譬如刚健居中者,在下相应于尊者;履行危险之事,而顺合正理,凭借正义行师动众,攻伐天下,是为民解除苦难病痛,百姓会纷纷服从,势必获得吉祥,哪里会有咎害呢!孔子《象传》阐述的义理是:师卦上坤为地,下坎为水,卦象是地中有水,水聚地中,象征兵士就在民众中间。君子学习这一卦应当懂得广容百姓、聚养众人的道理。因为古代兵农合一,平时秉耒耜的农夫,战时就是执干戈的士兵,所以容民畜众是战争指导者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总之,孔子把战争领导者“能以众正”、“而民从之”和“容民畜众”看做是师吉无咎,进而王天下的必要条件,为他攻守在民的战争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取信于民


从得民者胜,失民者败,无民不可战守出发,孔子强调战争指导者要取得民众的信赖和信任。孔子在评论争霸战争史时,肯定和赞扬了晋文公“示信于民”的政策:


晋文公攻原,囊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侯(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为什么要“示信”?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晋文公把讲究信用看成国宝民庇,是争取民心军心事关重大的原则,宁可放弃垂手可得的城池,也不丧失民众的信任。否则,损失就大啦!“信以庇民”,是晋文公强调的核心。庇,庇护之意也。诚信才能护民。孔子以“信也”一词,概括晋文公攻原得卫战例的历史经验,见解高妙,一语中的。


“信”的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被使用到战争中来了。据《尚书·汤誓》载,成汤攻伐夏桀时,在都城告喻人民的誓词中,就有“尔无不信,朕不食言”的话。成汤用强调自己讲信用、守誓言的办法,使“众庶”信赖自己,以成就战胜夏桀的伟业。春秋时期,军事领导人对自己部属要信守不欺的观念,较为普遍地实行于军中。如孔子出生前24年的公元前575年,发生了晋楚鄢陵之战。楚国的元老重臣申叔时把“民不知信,进退罪也”这一条,作为楚国要战败的一个原因。是说人民不知将帅的信用何在,战阵之时进亦罪,退亦罪。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孔子把立信、守信、示信作为军事领导者一个重要品格,认为它是将帅和兵民之间互相信赖,从而产生感召力、凝聚力和威慑力的前提和保证。有史料表明,孔子把信服兵民的思想传授给弟子,弟子在行军作战中贯彻了这个思想原则。《左传·哀公十一年》载:


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鲁)师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


(鲁)师不逾沟。樊迟(对冉求)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为之,众从之。师入齐军。


孔子的学生冉求以家宰的身份统帅左师参战,这在春秋晚期是开创性的举动。战争关键时刻——齐军已经在鲁国都城南门外稷曲的地方摆开进攻队形,但鲁军不信任冉求,即使能越过护城河迎战也“师不逾沟”。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左师副帅樊迟及时指出,并非鲁军没有攻击能力,而是不信任统帅的号令。他建议冉求与军士订立戒约,反复申明。冉求采纳了他的建议,申明戒约,取得了兵民的信任,又身先士卒逾越护城河,部属由“不信”到“众从之”,紧随冉求其后,展开攻击,冲入敌阵,击溃齐军。冉求和樊迟这两位学生以夺得抗齐战争胜利的卓越行动,实践了老师孔子信于民而后求战的军事思想


由孔子学生的统军实践和孔子的诸多论述看来,无信即不得民心,无信即无战争胜利。孔子多侧面地讲到“立信”对于政治家、军事家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意义——强调信是领导者取得民众拥戴的前提:“信则人(民)任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无信不立。”“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孔子的思想中,“信”是治政统军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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