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唯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都多次直谏的人

北斗中天大圣 收藏 0 1809
导读: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个要职,但一直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但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成为唯一敢对毛泽东与蒋介石均多次直谏的人物。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诤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又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


在《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中,张治中不惜冒丢乌纱帽甚至丢头颅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

蒋介石在大陆执掌政权期间,大权独揽,小权亦很看重。蒋介石兼职范围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最高峰时蒋介石身兼27个要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职务他始终牢牢抓住、非己莫属外,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他要兼,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他要兼,连童子军总司令他也要兼……对此,蒋麾下文武几乎均熟视无睹,甚至有些趋炎附势者,竟拍手叫好。刘继兴研究中发现:惟有一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此人就是张治中。

抗战初期,张治中改任蒋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促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未几,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乘机要自己填补真空,张联合多人表示异议,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大言不惭地表示:“没有人能任。”张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但到成都(省政府所在地)两次,就领教了地方势力的手段,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蒋介石遂辞去四川省主席兼职,交其重要谋士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被迫答允。这样,蒋介石总算又少了一个兼职。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弃暗投明,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弃暗投明后,又有了张治中四谏毛泽东的佳话。

张治中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泽东,国旗沿用至今。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厦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张治中直言相谏:“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国旗审阅小组就以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人大代表视察制度沿用至今。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但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可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张治中四谏毛泽东,使宪法更完善了。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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