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三大必死之罪 zt

杨立青 收藏 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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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为明季抗清名将,时人及后人多以其死为大冤。我于袁公,既认为其被惨杀实可悲悼,然袁公自己见诛,实乃大有咎由自取之处。何者?请看袁公必死之罪之三:(以下行文中未注明出处之史料均出自《明史•袁崇焕传》,即《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其一:专权独断(包括不遵上司命令;排挤患难与共之同僚)。纪律与服从是军队的生命和战斗力所在。孙武练宫女为兵,斩吴王二位宠妃以正军纪;令行禁止,宫女之兵遂“虽赴水火可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憙宗朝时,经略王在晋厚遇袁公,荐以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于恩公况且如此,岂不遭朝野物议?

天启五年(1625),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且不论此撤回关内之战略究竟利弊如何,而袁公再违顶头上峰之命令,则明矣。

天启六年(1626),后金军大围宁远孤城。后宁远之围解,袁公与诸将皆受优奖升叙。“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桂即满桂,是与袁公患难五年(天启二年始),共抗强敌的同僚,大将。袁公此时已经完全明白自己专权之大受非议;遂于奏疏称:“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廷臣对袁公的物议是不是”谤书“与”毁言“,我们自可看得一清二楚。憙宗正值用人之时,“优旨褒答”。

思宗朝时,“关外大将四五人,事多掣肘。后定设二人,以梅镇宁远,大寿仍驻锦州。至是,梅将解任,崇焕请合宁、锦为一镇,大寿仍驻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梅驻宁远,而移蓟镇率教于关门,关内外止设二大将。因极称三人之才,谓:“臣自期五年,专藉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届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归死于司败。”帝可之,崇焕遂留镇宁远。自肃既死,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帝亦报可。”后来袁公杀毛文龙时,历数后者“十二斩罪”头一条就是“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可是我们看到袁公此时拒设文臣之巡抚,那么袁公又是不是该杀呢?

袁公见忌于魏忠贤,乞归。思宗立,忠贤死,袁公复起用。袁公对皇帝曰:“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帝起立倾听,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其二:擅主和议。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崇焕锐意恢复,乃乘大军之出,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书议和。”“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言官们说得对不对?我认为有相当道理。如果袁公不与后金和议,严辞拒之,陈兵以待;后金之伐朝鲜,固在未定之数矣;而朝鲜者,明朝之藩国也;更兼毛文龙被兵——袁公和议之修养生息之论固然可以成立,然而言官们的指责也是可以成立。最为关键的是,如此大事,袁公竟然不予早早上报朝廷以求批准,其视朝廷、皇帝近于无物亦明矣。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这句话一般仅用于具体军事战术方面,就是在军事战略上一般也是必须得到朝廷及皇帝同意的。如此重大政治事件,与强敌议和,袁公自己或可不避嫌疑,而竟置皇帝百官于何地乎?事出突然或可便宜行之(战争危急之时“遣使议和”是允许的),然如此重大而非急切之二国政治及军事、外JD事,袁公竟自行之,无乃不置自己于死地乎?

其三:专戮大帅。这指的是袁公杀总兵毛文龙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袁公于崇祯二年(1629年)擅杀重将毛文龙,其实早在天启二年(1622),袁公尚为经略孙承宗之属下时就大有端倪。“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明史•袁崇焕传》)史书誉其“果于用法”,吾则见其专权擅杀耳。其为监军则 “立斩一校”,为督师则斩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先是“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袁公于此时遂至皮岛以阅兵为名,伏擒总兵毛文龙;历数“十二斩罪”, “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斩尔,朝廷DF;今祭尔,僚友私情。’为下泪。”吾读至此,甚为袁公不值。杀便杀了,为自己专权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又何必如此假惺惺地猫哭耗子?王在晋、孙承宗乃其恩公,袁公且大不敬;满桂为其重要同僚,复大事排挤;袁公固于毛文龙为关外辽事之同僚,然何为“友”何来“私情”矣?如此收买人心,岂视天下人为何物乎?毛文龙纵然十二大罪都能够成立,而可杀其人者,唯国法军纪,唯崇祯皇帝尔。“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必须指出的是,史书载二人于皮岛会谈之时,“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益不悦。”活脱脱袁公之诛杀异己,明矣。袁公自己杀毛文龙后,“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缟待罪。’”明帝前面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与褒奖,终于让一个刚愎专权的督师,走到了这一步。

袁公此举,终于让自己的仕途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就是皇帝是罢其官,还是下其狱;是杀其身,还是竟灭其族的问题了。一个旷达之君尚难容如此拥兵自重,无视朝廷,目无君上,专权独断,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之一方军阀,更何况是明思宗这样的一个皇帝呢。周勃有安汉之功,然面有骄色,礼不恭谨,则文帝抑之;袁公据辽东之地,俨然一独立王国,皇帝居然也“针刺不进,水泼不入”(只有“优旨褒答”,“优旨报闻”云云);袁公的死期确实已到了。

思宗何许人也?《明史•流贼传》(《列传第一百九十七》)这样说到:“(庄烈帝)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对思宗的类似评论于《明史》比比皆是;亦为后世史家之公论。

这里给出一些崇祯朝时的数字统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思宗在位十七年,凡杀总督七人,包括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一灿、范志完,赵光抃。凡诛巡抚十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等。至于被捕自殺者,未捕而自殺者还不计在内。同时文臣武将被赐自殺者,亦未列入其内。思宗朝,兵部尚书用十七人,阁臣五十人,首辅亦十余人。如此只能用“走马灯”来形容的用人,只能说明身为重臣而竟因罪而废,亦几如家常便饭矣。虽然《明史•昭烈帝本纪》最后的“赞”中,史家主要还是以褒奖为主(主要是肯定其求治之心),但于《明史》其它之处,史家则是毫不留情地对思宗进行了批判(而不仅仅是批评)。

有如此皇帝,有如此大臣,则皇帝安得不疑忌权臣,则权臣又安得其死矣?固吾曰:袁公无必死之罪,亦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矣;况乎专权独行,独据一方;既擅主和议于前,复专戮大帅于后;困于党争之谤,陷入离间之套,磔于市者其宜矣。

故于政治、法律(从法律而言,“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项死罪是完全成立的)而论,袁督师有必死之罪三;我等后人不必太过惜之。故吾曰,袁公有必死之罪三,其诛宜矣。至于叛国罪,其本传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我个人看法是,思宗未必不疑矣。他真正不疑的是袁公骄横跋扈之心之行矣,促使他最终下定诛杀袁公之心的就是袁公擅杀毛文龙之事件。

本文主要说的是袁公三大必死之罪,关于袁公之死的其它相关分析,详见《袁公之死》;于此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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