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必须对外蒙古问题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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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地区是清朝的北部边疆,也是邻近俄国的中国领土。沙俄侵略者很久以来就想把这个地区攫为己有。1727年9月1日,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同年11月2日,双方通过签订《恰克图界约》,中、俄两国进一步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外,沙俄还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但是,沙俄并没有放弃侵占外蒙古的野心。尤其在19世纪中叶后,它把吞并外蒙古当作对外侵略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1854年,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其"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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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地区是清朝的北部边疆,也是邻近俄国的中国领土。沙俄侵略者很久以来就想把这个地区攫为己有。1727年9月1日,中俄两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同年11月2日,双方通过签订《恰克图界约》,中、俄两国进一步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外,沙俄还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但是,沙俄并没有放弃侵占外蒙古的野心。尤其在19世纪中叶后,它把吞并外蒙古当作对外侵略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1854年,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其"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华帝国的意图行事"中指出:"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俄]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11页。东正教出版社,1891年)。后来在英法联军进攻中国沿海之际,沙俄在中俄边境上已陈兵数万人,准备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瑷珲"(同上,第1卷,第485~486页)。穆拉维约夫还公开叫嚣:"假如我们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即使暂时不移民也于事无损。"很明显,沙俄政府妄图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沙俄的保护国,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沙俄为侵占外蒙古地区,还从外交方面迫使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62年的《陆路通商章程》、1869年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和1881年的《中俄改订条约》及其通商章程附件和《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等。这些条约中都立有侵占蒙古地区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规定。



其中,俄国为加强对外蒙古的经济侵略,于1909年,俄国工商部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制定对蒙古的贸易政策。沙俄政府还派遣大批商队和考察队,专门调查外蒙古地区商业的活动。至1910年,当时驻库伦的俄国商人已达3000人,定期来库伦的商队也在7000人以上。仅1909年,俄国从外蒙古掠走的牲畜为31.9万头,其价值达330.05万卢布(什·桑达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蒙古的政治、经济状况》,见前苏联《蒙古经济、历史、考古学文集》第136页,莫斯科,1959年)。



沙俄政府除派商队以外,还利用文化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鼓动宣传,使蒙古封建上层信赖俄国,笼络蒙古人心。沙俄在库伦开办蒙语翻译学校,在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宗教大学设置蒙古语言研究专业,培养研究有关蒙古问题的专业人才。沙俄为吞并外蒙古,还以驻库伦领事馆和"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库伦办事处",作为他们的"暴动政治中心"。这个"中心"以经商为名往来于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及各主要商路、驿道,从事阴谋活动。它们的主要活动,"都是把精力用在利用蒙古人上的"(佚名著《蒙古考察日记》,1911年抄本)。同时,沙俄驻库伦领事馆在恰克图-库伦-张家口,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这两条驿道的每个台站,都派有一个名为"学习蒙语"的坐探,经常与清朝官员和蒙古王公接触,借此刺探情报。



除上所述,沙俄在策划外蒙古"独立"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各种机会拉拢和收买蒙古王公,以及恶意挑拨蒙古王公上层同清廷的关系,极力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培植亲俄势力,使其信赖俄国。如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政教最高首领。他四岁成为第八世活佛,于1882年由西蒙到库伦,到十二岁,就开始受到沙俄侵略势力的影响。当时,沙俄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夫利用活佛年幼的机会,"赠送"欧式玩具、绘画和几十种稀有动物。活佛长大后,沙俄又"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18页,1922年商务版),即以"女弟子(活佛妇)既生小佛爷,俄人亦献一女子,事于活佛,讳之曰乳母,以为联络活佛之手段"(佚名著《蒙古考察日记》,1911年抄本)。1900年,俄国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夫又代表沙俄政府向哲布尊丹巴赠送了金椅、大象等珍物。同年,俄国人柯乐德由于攫取库伦附近的金矿开采权,引起土谢图汗部蒙古王公的反对。施什玛勒夫为调节蒙古王公的不满情绪,又以"赔偿"为名,当场拿出10万卢布贿赂蒙古王公。并在蒙古王公会议上,公然散布汉族要在"经济上、政治上灭亡蒙古",俄国是"希望把蒙古王公从这种难堪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只有"通过俄蒙贸易和金矿开采",才能"增进蒙古的国王、人民和王公的繁荣"(失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第346页,1925年东京版)。并暗中拉拢和收买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扎布、杭达多尔济亲王和札萨克头等台吉那木萨赖等人,使其靠近俄国。



沙俄新任驻华公使廊索维慈是策划外蒙古"独立"的急先锋。1908年,他在赴北京途中,特意绕道库伦,伙同新任驻库伦领事刘巴,给哲布尊丹巴"赠送"价值两万多卢布的金银珠宝、钟表和多种俄式奢侈品。俟后,他们"在蒙多年,善牢笼之术","常与活佛及蒙古王公馈遗不绝"(《蒙古考察日记》1911年抄本)。沙俄为拉拢和收买哲布尊丹巴,向他不断地灌输亲俄思想,私送大批俄国快枪,建造俄式房宫,甚至"活佛庙中时有俄女出入","活佛门首,每日必有多数俄人往来其间,并有俄文信札往返"(《外蒙近世史》第18页)。可见,当时外蒙古之库伦,由于沙俄长期的阴谋策划,业已成为"暴乱的政治中心"。1910年初,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盟长,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宗教机构沙比衙门的首脑额尔德尼商卓特巴(额尔德尼是一种尊称,商卓特巴系官名,负责管理喇嘛寺院),曾经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上递呈文,以反对清朝"新政"为名,在蒙古人中制造对清朝统治的怨恨和不满情绪。在呈文中说:"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阿拉特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大家希望能让我们仍按古老的方式生活下去"(那楚克多尔济《喀尔喀史》,第126页)。同年4月当三多任库伦大臣不久,就在库伦发生了一群喝醉了酒的喇嘛在木厂和汉人斗殴的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大群喇嘛向三多和他的卫队投掷石头,迫使他们退回,"沙比衙门拒绝交出一个被指为主要罪魁喇嘛,使三多特别恼怒";"呼图克图的宫廷要求三多拆除库伦城内主要街道交叉路口上的汉人商亭"(托马斯·E·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原载前西德《亚洲历史杂志》第12卷,康右铭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第150~151页)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带有"暴乱"政治性质的。总之,自从1909年或1910年以来,"新政"就成了汗和王公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只有土谢图汗盟的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和大沙比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等几个人,坚决主张独立和与俄国联合,其他大多数人却担心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为时过早。不久,沙俄政府为支持外蒙古实现"独立",公然以"援助"为名,出动军队到库伦,积极支持库伦叛乱集团,把外蒙古"独立"运动推向高潮(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1911年外蒙古“独立”运动经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在沙俄的策动下,库伦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同年春,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来自内蒙古的海山(海山,曾任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二品顶戴,因重案被清廷削爵通缉,逃往哈尔滨后,在俄人的庇护下得以逍遥法外)联名上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密谋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借喀尔喀四部王公和上层喇嘛进献"曼荼罗"("曼荼罗"又作"永生",为宗教术语。这里指许多有德才的人聚集一起,祝贺博克多活佛的宗教活动。在蒙古这是一个盛大节日,除宗教活动外还要举行各种比赛活动)来库伦的机会,举行会盟,共同讨论如何"独立"的问题。同时,杭达多尔济和车林齐密特等人,在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衙门内召开了"王公和高级旗官会议,传达了呼图克图向参加会议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新政是否需要执行?当时,由于"有的人主张反对全部新政,而其他的人则主张有选择地抵制",因此,会议陷于僵持,未能达成协议。后来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具体策划外蒙古"独立"。该会议还通过了向呼图克图递送的呈文,呈文内容如下: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波波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俄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8月17日,沙俄政府发表公报说:"很久以来就蒙古人给予援助和保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他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援助的"(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第105页)。



8月19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把沙俄政府的决定通知了俄国驻华公使廊索维慈,并要他向清廷指出:俄国认为中国政府在喀尔喀进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即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措施"是敌视俄国的行为"(《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二辑,第18卷上册,第329号文件)。



沙俄政府对中国政府在外蒙古推行"新政",不但在外交上横加干涉,而且在军事上大动干戈。10月上旬,800多名俄国步兵和哥萨克骑兵开进库伦,"辎重车辆,络绎不绝"(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并"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继续而至"。库伦地区完全处于俄国军队的控制之下,于是,哲布尊丹巴集团更有恃无恐地进行外蒙古"独立"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相继响应,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辛亥革命宣告开始。但这次震撼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却给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以可乘之机。10月23日,俄国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与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会谈,旨在要求日本不要干涉沙俄策划下进行的蒙古"独立"活动。科科弗采夫表示:"根据1907及1910年(日俄)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经过商谈,日俄双方均愿"根据需要,适宜策划,以维护我们两国的利益"(邹念之译《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107~108页)。于是,沙俄更积极策划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当时,日本政府由于"其时大仓洋行与满清政府陆军部之间签订了一项合同,根据这一合同,满清政府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的供应"(沈巨光《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辑,第310页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因此,"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本野一郎就分割满洲和蒙古的可能性同俄国取得了谅解。"(同上,第312页注)。



沙俄取得了日本的"谅解"后,为加速实现外蒙古"独立",一面煽动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二辑,第19卷上册,第177页),一面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把15000支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000把军刀,运往库伦,交给正在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集团(《苏克贺林诺夫致尼拉托夫》,1911年11月16日,见前苏联《红档》杂志第37期第13页)。同时,在恰克图、乌丁斯克、赤塔等俄蒙边境地区驻有13万至15万俄军(《中俄关系略述》第94~96页,民国十五年版),并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伦"(《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35页)。



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在沙俄驻库伦总领事馆的策划和指挥下,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三多向来署的蒙古王公陈述利害:"如以本大臣办事不洽蒙情,宁将予一人置诸锋刃,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抑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见陈篆《蒙事随笔》第161页)。



12月1日凌晨,外蒙古库伦集团成员带着一支沙俄军队,包围了清廷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并逼三多限三日内出境,三多的卫队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古看管"。同时"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以俄蒙兵守之。街上秩序渐乱,俄兵荷枪巡行"(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第2页,1912年版)。当晚,沙俄领事派译员来见三多,假惺惺地说:"此次蒙古王公,不肯听从敝国之领事之劝阻,致忽生独立暴动,想贵大臣不免受惊。且蒙情叵测,如仍居宫署,恐有他虞"(《库伦独立始末记》,见陈篆《蒙事随笔》第162页)。还诡称:"我们不容任何一点暴力行为,对中国人的行为也要进行监督"(《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关系》第二辑,第19卷上册,第177~178页)。于是俄兵不分昼夜地在库伦和买卖城的街头进行巡逻。当时,从公署到衙衢,俄国"无不派兵干预"(《梁鹤年上大总统书》,载1912年5月8日《正宗爱国报》)。12月5日,以"保护"为名,30名沙俄哥萨克兵把三多押解出境。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以后,为使库伦当局控制整个外蒙古,一面加紧唆使各地王公支持"独立",一面出兵强占外蒙古各地。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划该地札萨克图汗发生叛乱,饬令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定边左副将军兼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参赞大臣荣恩致内阁电》,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见《辛亥革命》七,第303~304页)。奎芳虽拒不答应,但也未采取任何防御措施,而是"惊骇异常"。最后在沙俄领事出面进行威胁和借口保护下,派一队哥萨克骑兵将奎芳强行押解出境。



同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在沙俄支持下由海山、马格萨尔扎夫和俄国间谍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中国驻新疆军队曾要奉命东援,但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再三发出照会(杨增新《补过斋文牍》戊集一),加以阻拦。科布多守军与俄军和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才失陷,参赞大臣溥润及其官员和居民700余人,被俄军押解出境。至此,沙俄操纵的外蒙古"独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转自蒙古族通史网,原址在[www.e56.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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