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3):筑堤阻敌,以黄制敌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本侵略者沿陇海线和京汉线西进南下,会攻中国战时首都武汉的企图,在河南中牟赵口和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南岸大堤。黄河从花园口折向东南,流经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夺淮河水道、汇入长江,最后注入东海。决口改道后的黄河,其中下游在豫东、皖北和苏北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地障——黄泛区。分居西东两岸的中日两国军队隔河对峙,新黄河成了军事分界线。中国军队继续贯彻以水代兵、以黄制敌的策略,在新黄河西岸修筑了防泛大堤,利用黄水给日军以威胁,并相机越过黄河打击敌人。日军针锋相对,也在东岸修筑了防泛大堤。中国军队利用大堤的护拦作用,多次决堤放水,驱使黄水向东泛滥,淹没日军和伪军,逼迫日伪政权后退。在1938年以后的抗日战争中,新黄河成了中国军队牵制和打击日军的重要工具。

花园口决堤之后,中国第一战区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共同制定了河防国防兼顾的以黄治敌策略:(一)不使溃口断流,亦不使溃口集流。(二)东坝头以下之缺口听其自然,俾泛水分散成滩,使敌军重兵器不易运输,阻敌西进。(三)加强花园口溃口西坝头,设法相机挑溜分入故道,破坏敌方之新汴铁路联络运输之企图。同时,本着“能救一分民命即培一分元气,亦即无形中增加一分抗敌实力”的精神,中国军政当局除了通过新筑大型堤坝束水导水外,还根据军情变化的态势,不断地修理、疏导豫东地区的各种河沟水道,充分发挥黄水的地障作用,威慑和牵制日军。

1938年7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会同河南省政府及其他部门,组成了“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以河南省政府委员齐真如为主任委员,修筑防泛西堤(因别于改道前的黄河旧堤,此后所修新黄河大堤也称新堤)。新堤沿泛区西岸,自郑州西边的广武县李西河黄河南岸大堤起,至郑县境唐庄(今郑州东郊圃田镇东)陇海路基止,全长三十四公里。修筑时动员郑县、广武县的民工,实行以工代赈,后因时至大汛期间,加以工款不济,只修了花园口以下到郑县唐庄的长二十四公里的堤段。这段新堤虽然不是很长,但是,由于束水淤阻横断了陇海铁路,使日军只能望河兴叹而无法重建嫁接陇海线向西推进。

花园口夺流的黄水首先顶冲郑县京水镇一带,花园口附近又沿索须河回流倒灌,危及花园口以西的黄河大堤和附近的军事设施。而这里因扼守郑州门户,又控制着决口源头,所以既是防洪的重点,又是军事上的防守据点。于是,1939年4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花京大堤工程处,与第一战区在花园口以西修筑核桃园至京水镇小辛庄的长八公里军工堤防一道。但是,因为堤西的索须河及其山溪无泄水设备,6、7月间经过山洪雨水冲刷大部分塌蛰,沿岸军工设施也暴露在对岸日军目标之下。第三集团军总部呈请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转呈中国军事领导机关核准加修花京大堤,并加筑掩体和泄水设备,以资军用。工程于10月底完成,顶宽四米,高出地面二至三米,内外坡1∶2,自小辛庄向南延伸到贾鲁河岸,共长九点七八四公里,另外修筑掩蔽室三十二座、泄水口六处,挑水坝八座,并加修各种埽工数十段。

1939年5-7月,河南省政府会同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组成“河南省续修黄河防泛新堤工赈委员会”,组织沿河各县民工继续修筑延伸唐庄以南的新堤,一直到豫皖交界地段。新堤沿泛区西涯经中牟、开封、尉氏、扶沟、西华、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到安徽界首为止,全长二百六十六公里,完成土方三百四十万立方米。新堤顶高四至五米,高出地面一米半至三米。只是由于赶工抢修,堤身窄矮,又未行硪,工程质量较差。然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束带,把河南境内的新黄河从西边尽可能地给维护起来了。

整个防泛西堤筑成以后,即移交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修防处接管,常年驻工防卫。后来,军事形势越来越紧张,河南省政府和黄委会向西迁移,黄河堤防的防守事宜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及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部署,具体由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负责。

新堤建成后,由河南黄河修防处接管,为此专门成立了三个修防段。其中,防泛新堤第一段:自广武县李西河起,越索须河入郑县境,经东赵、金家堤沿贾鲁河入中牟境,经蒋冲、毕虎、小潘庄、古城至胡辛庄入开封境,经高庙、后曹牛庄入尉氏境,经水黄、北曹、荣村、马立厢至小岗杨止。该段堤长一百一十七公里,历经郑县、中牟、开封、尉氏四个县,指挥部设在尉氏寺前张。防泛新堤第二段:自尉氏小岗杨入扶沟县境,经韩寺营、寺院庄、白潭,沿贾鲁河右岸至吕潭南越贾鲁河经坡谢至道陵岗入西华县境,经刘干城、徐楼、胡楼复沿贾鲁河左岸至毕口入淮阳境,再经李方口、下炉、八里棚与周口护寨堤相连。该段堤长九十八公里,历经扶沟、西华、淮阳三县,指挥部设在扶沟吕潭。防泛新堤第三段:自周口南寨沿沙河右岸经康湾、牛滩入商水县境,经李埠口、苑楼又入淮阳境,经苑寨、郭埠口、水寨至苏庄入项城县境,经槐店南关、陈口至孙营入沈丘县境,经戴寨、卜楼至豫皖交界的界首止。该段堤长约一百公里,历经商水、淮阳、项城、沈丘四县,指挥部设在淮阳水寨。

1939年7月,中国军事领导机关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防泛西堤作为前线阵地,要求严加防守,黄河成为抗战时期的国防线。

1940年以后,黄河两岸的战局较为稳定。为继续贯彻以黄治敌的原则,当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黄河水利委员会,指示处理黄泛的办法:“ (一)查黄泛所以阻敌西侵、屏蔽宛洛,而大河北岸数十万国军之后防补给及陪都外围翼侧之安全,胥赖此保障,故依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原则,不能以民生关系分疏黄泛归槽,减少阻敌力量;(二)且黄水泛滥就现有形势已将三载,沿泛居民或已迁徙,或已习于沿泛围筑堤垛保护田亩,无复当年痛苦,如使黄水再改流,反使人民重遭流离之苦……(三)、(四)、(五)基于上述对豫、皖黄泛应维持现有形势。”

1940年7月,泛区主流东移,东岸太康境内王盘一带民埝冲决,河水漫向东南,流入涡河。1941年凌汛期间,又决太康王子集,6月再决逊母口、姜庄寨,加大了过水流量,涡河一带走水约占全泛区水量百分之八十多,老泛区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泛水主流由尉氏,经太康、淮阳、鹿邑,沿西肥河漫流入淮河。当时淮阳县城,处于涡河以南沙河以北地势较高地带,一直未被泛水波及,是日军在泛区以南唯一的据点。若淮阳以南沙河以北泛区断流,淮阳的日军就可以无阻碍地长驱南犯。因此,第一战区和当地政府深怕泛水全部进入涡河。为保持淮阳以南的泛水不断流,但又不使泛流太多造成黄河夺沙,又于1941年初在泛区东岸成立了阻塞王盘工程处,堵塞王盘一带口门二处,并复堤六公里,修筑柳坝十余道,使大溜移至王盘以上江村口门附近上下,减轻了入涡的流势。同时在周口成立了整理沙河工程委员会,将沙河以北黄河入沙河的十一道串沟,堵塞八道,保留三道,并于周口至淮阳济桥段修筑沙河北堤长四十公里,既不使泛水大量进入沙河,又不使淮阳以南泛水断流,起到了阻敌的作用。

防泛西堤在修筑的时候,正值抗战艰难时期,人民疾苦,运输困难,又缺乏石料,防洪工程多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加之是仓促施工,土质沙松,又未行硪,御水能力较差。同时河面宽阔,风浪严重,汊流众多,流势多变,一遇大溜冲刷或较大风浪拍击,如抢护不及,即决堤为患。因此,防泛西堤修成后,决堤事件非常频繁。决口最严重的,一为尉氏荣村口。1943年1月,黄河携带冰凌而下,水势陡涨一至二米,荣村堤段发现大小漏洞三十余处,堵塞了二十余处,尚余四处因料物不济,口门扩大,2月初方才堵复。同年5月麦黄时节,黄水上涨,原堵口处又告溃决,一直到11月才合拢。1944年8月又在荣村决口,因正值日军西犯,约在1945年方堵合。另一处决口最严重的为西华道陵岗。1942年8月花园口流量为每秒一万四千立方米,道陵岗堤段上下决口七处,到年底堵了六处口门,惟第一口门到1943年4月才堵合。这年5月发生飓风,道陵岗二次决口,到年底堵复。

1943年大复堤。自黄河南泛到1942年,由于泛区连年淤积,堤身高度不足,洪水时常漫溢为患。1942年河南省发生严重旱灾,民生凄苦,加上工款不济,无力施修。当年12月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召集黄委会及苏鲁豫皖四省的代表,在安徽临泉开会,研究河防问题。会议决定成立黄河视察团,以边区总司令部高参钟定军为团长,视察范围上自河南尉氏,下至安徽颍上,对泛区河势、沿河堤防工程情况,作了调查研究,提出《黄泛视察团总报告书》。其中强调豫省工程浩大,如不及时加培堤防,势必泛流改道,国防民生将两受其害;为保持原有泛区,巩固抗战国防,兼顾民生计,在河南境内估列培修加固堤防土方为六百多万方,建议以工代赈,争取于1943年4月以前完成。

于是,1943年1月,汤恩伯在漯河召开第—次整修黄泛工程会议。会议根据黄河视察团估列的工程项目,决定当年麦前完成,并组织工程总处,以苏鲁豫皖边区副总司令何柱国为总处长,负责指挥,以军工为主,进行复堤工程。至5月中旬,大部工程即将完成。但是,就在这一时候,忽然发生飓风暴雨,西华县道陵岗口门西坝工程冲陷,扩大口门,其他堤段也决口多处。

1943年6月,汤恩伯在周口召开了第二次整修堤防会议。议决四项:继续堵筑未堵塞的口门,修筑贾鲁河及鄢陵双洎河堤防工程,加修周口以西至逍遥镇的沙河北堤,重点加固周口以东沙河南堤,以防泛水越过沙河。7月又在临泉开会,决定由河南省政府、黄委会及边区驻军合组河南整修黄泛临时工程委员会。该会于11月初在周口成立,由汤恩伯、何柱国、张含英领衔电报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要求拨发工款三千万元,以便进行堵口复堤和防汛。按照以上决议,于当年11月在许昌成立了整修豫境黄泛临时工程委员会,赶速进行尉氏荣村、西华道陵岗及淮阳沙河北堤宋双阁各口门堵门和各堤段的复堤工程。12月开工,到1944年麦收前基本完成。

防泛西堤修筑前,沿岸民众曾自发地因势就利修建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民埝,多少起到了一些束水的作用。防泛西堤修筑时还部分地利用了这些民埝。防泛西堤修成后,又时常被洪水冲决或被日伪军队破坏,沿岸的民众又在其外面继续修筑了新的更多的民埝。西堤在里,民埝在外,形成了至少两层的束水地带。二者相互结合,共同起到了防洪、阻敌和驱水东去淹敌的作用。

在中国军民于新黄河西岸修筑防泛大堤的时候,东岸的日军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紧急修筑堤防,针锋相对。黄河东岸是日军占领区,日伪政权为防止其辖境缩小,灾民作乱,影响其推行殖民统治,一面派员对民堤修筑及溃决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向华北伪政权提出紧急呼吁,要求华北伪政权,速派得力人员,拨发专款,赈济灾民,修筑黄河东岸新堤,使河南日占区伪政权,得以确保已有的统治地域。

1938年6月,日军在开封成立“临时新黄河水利委员会”,由华北伪政权建设总署督办和伪河南省长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主持修筑防泛东堤,同时还聘请了日本水利专家。1938年8-12月,先在开封县瓦坡北砂丘间,南北方向修筑了4000米堤防。

1939年春,在开封成立“新黄河筑堤委员会”,先后在北京和开封召开会议,由河南省建设厅厅长任委员兼任施工处长,所有筑堤重要技术和经费开支、材料购置,均由日本人负责。华北伪政权拨出第一批工款一百五十万元,同时派来督工和技术人员近百名,开始进行调查勘测设计及施工准备工作。由于这一地区是日军占领区,同时又是新四军国民党游击队活动区域,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新四军政权同时存在,社会局势比较复杂。比如活动在睢县、杞县和太康三县交界地区的新四军“睢、杞、太独立团”,即驻于新黄河东北岸,以黄泛区内未完全淹没的村庄为隐蔽休整之所,如黄河新堤修成,沿堤驻上日伪军,对人民武装进行抗战工作,就会造成困难。因此,他们最初曾准备对日伪派出的勘测人员,相机阻击。日伪工作人员请沿岸驻防日军派兵保护。河堤重点工程,大部在通许、太康两县境内,伪政权头目因自身利害关系密切,同时沿岸居民,都殷切盼望早日施工,经他们通过当地群众和抗日武装部队领导人洽商,抗日武装从民众利益考虑,答应对筑堤工作不予干涉。这样,到1940年底,自中牟县杨桥西南小金庄起,经大吴、茶庵到郭厂村的堤防,方才修筑完毕。

1941年开始修筑自开封以下的阶段,经通许、太康县境,至涡河分流口之间。其中,朱仙镇至李庄间54公里,巨岗以下惠济河右岸8050米,通许邸阁至李庄间第二道5718米。统称“防泛东堤”。

筑堤的过程并不顺利,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有的时候,还要随着水势变更筑堤线路。二是地处黄泛灾区,民逃居多,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即使实行以工代赈,也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

日军在修筑防泛东堤的时候,为减少、削弱水流东泛的总量和势头,更好的保障汴新铁路的交通安全,还堵塞了中牟赵口的决口。1939年3月初,日伪征集民工两千多人参加堵口,同时派兵三、四百人监工弹压,14日竣工。堵口过程中,河对岸的中国军队不停地朝决口处开枪射击,以图阻止堵口,机枪打得石头迸火星,子弹不断从人们身旁飞过。几个民工被打死,还有一些日军也被机枪打死。日军见堵口不成,就撤兵回营了。这年腊月,日军又强迫当地中国老百姓堵口,被抓去做工的,有好几千人。“有一次在清点人数后,日军让一部份民工跪在路上的一段水沟里。当时水里结着冰凌,一个人挨一个人,后边人的头抵着前边人的屁股,不许抬头。日军穿着大皮鞋,拿着枪在‘人桥’上来回大步行走,还不对用脚跺上一跺,耀武扬威地发出阵阵狂笑。有的人实在忍不了这种侮辱,就抬头昂首以示愤越。这时,日军使用枪托猛打下去。”

在堵塞赵口决口的过程中,日军还计划筹堵花园口口门。当时,日军称花园口决口为中牟黄河决口或京水镇决口,并且于次年提出堵口意见书,成立筹堵中牟决口委员会,但是因意见分歧,终未动工。

防泛大堤的修筑,使隔河相对的中日两国军队获得了一条相对稳定的军事分界线。但是,由于形势紧急,施工仓促,双方所修筑的大堤都不牢固,因此决堤现象颇为频繁。其中,既有自然原因的决堤,还有两国军队的主动决堤行为。1948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黄泛区灾情报告》称:“抗战八年中,官堤民埝大小决口32次、91处,致漫沙流走,愈演愈大,一片荒烟,到处凄凉”。

从中国方面来看,面对自然决堤,当地军民要进行堵口,以免黄水西泛漫延,威胁抗日形势。主动决堤一方面是要防止对岸的日军过河进击,另一方面是要逼水东去,压缩日伪统治的区域。中国军队主动决堤在1944年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时候,比较频繁,集中在扶沟、西华、淮阳三个县,计有十余次。1940年11月,为了使中牟县城东南泛区水不断流,以阻止日军过河西进,黄河水利委员会和第一战区第三集团军协同疏通该地区的大小串沟并与泛区主流连接起来,使地面障碍幅面得以扩大。1940年5月,第一战区“泛东游击队”阮勋在西华郭屯决开新黄河大堤。1943年8月,国民党睢县县长尹凯之、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第三八支队同福喜部在太康、通许等地两次决堤十八处,逼使水流东去,压迫日伪的占领区域。1944年9月,大陆交通线战役期间,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耿明显、张公达部在太康决堤两处,以后又曾四次决堤,用来阻止泛区以东的日军过河策应平汉线上的日军主力。1943年10月2日,国民党河南十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原杞县党部执行委员薛广汉决河东岸中牟至大康11处,7500米,其中杞县境内有孟寨、石寨等四处,2000余米,河水东溢,掩杞南官庄、圉镇、板木等100余村,一方面扩大日伪筑堤的开支,从经济上消耗日军,另一方面迫使日伪政权后退。

从日伪方面来看,日军因兵力不足,也经常利用黄河水力阻挡中国抗日军民。1939年,日军为防止黄河水回归故道,保护通过故道的汴新铁路,决定扩大花园口口门。7月间,乘进犯花园口之机,杉山部队在口门以东另挖一个口门,当地人称之为“东口门”,旋即冲宽扩大,东西两个口门之间相距100多米,中间留下一段残堤。到1944年8月大水,始将残堤冲去,两个口门合而为一,最后花园口口门宽达1460米。1944年8月16日,日军同时在西华和商水两个县掘开黄河大堤,宽度分别达到五十和八十米,直到两个月后方才堵合。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