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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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冲击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成立新中国政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召集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来共同讨论这一件大事。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的哈尔滨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至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确立了筹建新中国的工作程序。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为新中国成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二战结束前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确定了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这种抗衡,不仅是美苏战略利益的矛盾,更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战略体系的对立和斗争。为在战略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美、苏都要选择和确立自己的盟友。苏联为了抗衡美国、摆脱历史上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孤立无援的境地,积极发展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并促进东欧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苏联的积极支持下,欧洲先后有8个国家先后走上民主国家、然后又走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并巩固了政权。但是,如何使民主力量比较弱小的亚洲出现转机,一直是苏联关心的问题。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苏联越来越重视中共。1948年5月,斯大林在约见苏联驻中共总顾问科瓦廖夫时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三大战役结束之际,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苏联一再建议中共抓紧时机成立新中国。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在致电毛泽东时,建议“不应停止军事行动,组建联合的中央政府”。1月31日至2月7日,斯大林派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西柏坡,听取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国共和平谈判问题,以及组建新中国政府的问题。6-8月,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再次催促中共尽早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他说:中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尽快建立新政府,不然帝国主义分子会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借口来干涉中国、扶持它们的代理人上台。刘少奇马上将斯大林的建议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建议,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协商,决定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由原来准备的1950年1月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10月2日,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2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至此,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的法律形式,正式结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有利于巩固各国的社会主义成果,鼓舞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世界和平。它是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使帝国主义链条上又断了一个环节。美国在战后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扶持国民党政府看成必然的选择,认为否则“那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英国追随美国,处处与中共为敌,出动军舰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企图制造外事争端,达到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目的。但是,国民党军在内战中的步步败退,却使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甚至使美国认为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它的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争吵。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于7月30日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它一方面披露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批亲蒋介石的议员在给杜鲁门总统的联名信中惊呼:“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失败。”而世界进步力量则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影响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中国革命给予国内反动派和在华的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以致命的打击,并给予世界帝国主义整个制度以新的强有力的打击。这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帝国主义所遭到的最为严重的失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极力诋毁,并且长期不予以承认,直到1979年才建立外交关系。这不能不说明美国在战后对华政策经过了顽固不化的长期过程,而最终失败的还是它自己。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野坂参三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对世界和日本的反动势力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和日本的革命运动有巨大的支援作用。新中国的出现对于世界劳动人民,特别是对于与中国接壤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劳动大众保卫自由与生活的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持。”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和总书记但尼斯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这标志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从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并推进了各地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使解放了的中国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队伍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刻成为越南人民抗法斗争、抗美斗争和朝鲜人民抗美斗争的坚强后方,成为中东、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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