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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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美苏英法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及一系列盟国首脑会议,对战后世界格局做出了大致的划分。从此,美苏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开始主宰世界政治版图,彻底改变了自工业革命和殖民时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在中国,苏联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控制了中央政府。这种外部力量形成的局面加上中国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长达4年的内战。本文主要阐述战后世界格局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美苏英法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及一系列盟国首脑会议,对战后世界格局做出了大致的划分。从此,美苏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开始主宰世界政治版图,彻底改变了自工业革命和殖民时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在中国,苏联把东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控制了中央政府。这种外部力量形成的局面加上中国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长达4年的内战。本文主要阐述战后世界格局对中国内战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然而,美国和苏联主宰着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及其武装力量影响着国内各种力量,使中国在战后面临着新的复杂形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特别重视起来。它为实现自己“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需要中国顶住日本,并牵制尽可能多的日本军力,使美国得以集中对付德国而无后顾之忧;同时考虑到美国以后转移到太平洋战场时更需要中国有力的配合,以便在最短的时期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这是美国在战时的近期目标。美国的远期目标是:战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政府,以发挥多种作用: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抵制苏联的影响;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坚定的、支持美国的一票。罗斯福曾说:有5亿中国人站在美国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 1942年6月,美国政府在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中美互助协定》中,明确规定在政治上承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向苏联、英国力争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美国反对中国发生内战,因为显然在战时如果发生内战,必然大大削弱抗日力量;即使在战后发生,也将对美国不利,不但使美国失去广大市场和原料基地,还可能造成美苏在中国各支持一方的对峙局面。这是美国极怕看到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基本上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为此,1942年,美国派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俗称“蒋介石的参谋长”)。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调解国共矛盾,并说服蒋介石允许美军派一个小组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视察。1944年10月,因史迪威与蒋介石发生矛盾,美国政府将史迪威召回,改派魏德迈接任其职。他们根据美国政府的意图,除作战指挥上对蒋介石政府提供帮助外,在政治上力促维持国共合作关系。1945年11月27日,美国又派出马歇尔上将来华调停内战。为了调解中国的内部矛盾,美国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并要求蒋介石接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人士入阁。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中说:“一个强盛的、团结的和民主的中国对世界和平极关重要,为了美国和联合国家最重大的利益,中国人民不应该放过任何机会,迅速用和平协商的方法结束内部的不和。”他要求在中国停止冲突,并保证美国不会用军事干涉的方式去影响中国内战。他解释美军驻华北是为了需要解除在华投降的日军武装,并遣散他们返国。杜鲁门敦促:“在中国召开一个包括中国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以期解决中国问题,即不仅要结束内争,并且要使全国团结一致,使各重要党派人士在中国政府里均有公平有效的代表参加工作。”杜鲁门甚至宣称说:“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对待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美国更同情国民党。只是因为有苏联的影响,美国对此又不能没有顾虑。在雅尔塔会议中,美国曾以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状,并且承诺“采取步骤以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为代价,取得苏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因此,美国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极力帮助国民党军而排斥中共的武装力量受降。美国出动大量的运输工具,把国民党的军队运到敌后,而这些地区早已是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正如杜鲁门所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另外,从1945年12月31日至1946年6月14日,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援助达13亿多美元,相当于抗战中租借物资总量的2倍。美国政策的目标是避免中国内战,促进两党和谈,同时又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武力灭共,美国正是其借助力量。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处于不可解决的悖论之中,结果在貌似公允之中步步偏袒国民党,从避战到助战到深深陷入,不能自拔。

苏联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积极援助者,并且是抗日战争初期唯一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损失巨大,希望战后得到补偿,也希望不再发生新的战争。为了争取与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恢复与建设,苏联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周围建立起“缓冲地区”,以便保持有利于自己的态势。针对美国的“遏制”战略,便由战时的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转为“巩固用巨大的代价才赢得的胜利;保障苏维埃国家和其他爱好自由的民族免受反动势力新的侵犯;为保证持久和平创造条件。”在雅尔塔会议中,苏联经过同美国的反复协商,最终从中国得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 苏联对美国和英国介入中国内政感到担忧,于是从反对它们的军队介入中国受降入手,一再提出抗议。1945年12月27日,在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重申:“反对其他外国军队帮助解除在华日军武装,并要求美国同意和苏联商定一个最迟不得超过1946年1月中旬日子,双方从中国撤兵。”最后,苏美两国外长达成协议,同意将自己的军队“尽早撤离中国”。苏联同情中共,对国民党的专制做法和追随美国的做法给予了批评。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对蒋经国说:“如果中国实行自由选举,那么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忍让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除国民党外,其他政党也可以存在。”“在满洲,中国政府应该有自己的政策,而不是别人的政策,这项政策不要追随任何别的国家,也不要听任其他国家支配。”苏联的上述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

不可否认,苏联把战后同美国继续保持合作关系,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1944年春,斯大林对访问苏联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美国在远东应居于领导地位。”但是,苏联同美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等,对自己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受限制。尤其是1945年8月15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确定了战后中苏关系的基调。苏联既然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利益,对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就成为其义务。在此背景下,苏联担心中共动作太大会引起美国的疑虑,会使美国指责苏联暗中支持中共,还担心美国会借此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从而影响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此,苏联在对华政策上放不开手脚,甚至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1945年8月,斯大林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毛泽东去重庆参加谈判。他甚至说:“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斯大林还明确表示,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这种领导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保持下去,因为没有别人像蒋介石那样强有力。他特别提到,没有哪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尽管苏联的战略利益与中共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维持外交承诺,也给中共在许多方面带来被动。为了配合苏联的对华政策,中共对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表示谅解,并且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国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边区和南方的15个游击区,军队9.2万人,有组织的党员约4万人。至1945年9月,解放区发展为19个,面积104.8万平方公里,人口1.255亿,军队127万人,民兵268万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党员已发展到120多万人。中国民主力量也有极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座谈会(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民主进步党派和团体,在政治上都比较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在战前几乎控制着全中国,拥有军队170万人。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在战略防御阶段担负着正面战场抗击日军主力的作战,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将自己部队的大部撤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至1945年7月,国民党陆军总兵力上升到524万余人。国共兵力对比,已由战前的18.88:1下降为4.1:1。随着抗战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把中国建设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严重斗争。

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国民党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是,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从各自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打内战。国内外的这种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日本宣布投降时,国民党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国民党军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上述种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同时,蒋介石仍然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下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内战。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提出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决定派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委员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进一步阐述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8月29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谈判。中共从保护人民基本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国民党企图取消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的阴谋,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原则。同时,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决定撤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含豫北)等8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军队的整编问题和解放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进行洽商。

中共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也作了清醒的估计。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全军,要吸取1927年对蒋介石反革命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指出“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中共中央还根据蒋介石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反复提醒全党全军,绝对不要依靠谈判,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而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基点上。对国民党向解放区的进攻,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回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中共中央指出,全党全军在日本投降后的任务是:“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针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的企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是:(1)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军事战略转变。(2)编组超地方性野战兵团,并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3)调整战略部署,“向北发展,向南防御”。(4)除个别敌伪盘踞的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面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发动内战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得到全世界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应该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但不依赖国际援助,要把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方针,及时而有力地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人民军队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发展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和后来的停战谈判,一再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歼灭国民党军54万余人,从而保卫和扩大解放区,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


内战爆发及战争进程


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从1945年8月起,尽管进行将近一年,但是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决心未能改变。1946年6月26日,它终于撕破和平的面孔,公然发起内战。蒋介石、国民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凭借其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基本企图是:用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即占全部正规军80%的兵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力争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狂妄地宣称:“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蒋介石提出战争初期的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援助。”为实现上述战略目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为达到占领城市和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目的,国民党军统帅部把部队编组为“突击兵团”、“闪击兵团”、“扫荡兵团”、“地方兵团”、“守备兵团”。在战术上,国民党军统帅部要求:实行以连保、完成保甲封锁地带、充实保甲自卫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地方保甲组织战”;以提高士气、瓦解人民解放军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战”或“精神战”;以划定封锁地带、设置封锁线、组织修路队、加强巡逻警戒的“交通战”;以反窃听、反破译、提倡简便通信的“通信战”;以封锁人民解放军粮源、保护自身给养路线的“后勤战”。国民党军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夜战,历来视为畏途,认为是其军事行动的重大威胁。为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要求野战部队:“前进时应作广正面之搜索,每日行程不得过五十华里,下午三时以前必须停止行动,并即行构筑工事,构成火网,以备夜战”。

面对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依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以自卫战粉碎军事进攻、努力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中共中央公开表示:“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迫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中共对内战的这种态度,赢得了国际国内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同时,中共也做了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充分准备。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关内各战略区首长,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关于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决定: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全面出击。当时被概括为“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后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将战略方针确定为:“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其要旨是: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据国共双方的各种作战条件,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时,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创造战机。关于作战原则,中共中央在1946年7月20日的指示中指出:“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关于作战方法,中央军委在1946年9月16日的指示中指出:“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这一指示中,中央军委对战役战术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的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的战略意义在于:在与整体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过程中,必需(也只能)力争在每一战役、战斗中造成局部的优势,逐次消灭和削弱敌人,不断充实、壮大自己。通过这样的长期斗争,才能促进敌我力量对比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最终达到在整体上超过敌人,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它是克敌致胜的法宝,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发展。此外,中共中央还在政治、经济方面,制订了战胜国民党进攻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艰苦奋战,从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仅用4年时间,就消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其中,生俘458万余人,毙伤171万余人,投诚63万余人,起义和接受改编113万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4年中,共损失152万余人,其中牺牲26万余人,负伤104万余人,失踪和被俘约20万人。

美国虽然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却在抗战胜利后偏袒国民党、压制共产党,单方面向国民党提供大量的援助。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不再充当调停者,而是赤裸裸地向国民党政府增加援助、帮助打内战。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鉴于二战期间签订的《租借法案》将于6月30日期满,“但为继续援助国民政府起见,对于中国的租借”,又予以延长。7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第五一二号公法》,授权总统:“随时均可供给中华民国以总统所认为适当的海军服务、训练、设计和技术上的意见;并以出售、交换、租借、赠与或移让(无论有无担保,为交换现金、信贷或其他财产的移让)等方式,或在总统所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下,将下列财产给予中华民国:(1)各种超过美国海军本身需要的舰艇,但根据本法案其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七十一艘;(2)足以容纳根据本法案所处理的任何舰艇的水上船坞;(3)为运用或保养根据本法案处理的舰艇,并为训练此项舰艇的船员所必需的器材。”8月30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战时剩余财产协定》,将美国存放在中国、印度和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剩余物资,折价转让给国民党政府。1947年5月26日,美国政府正式取消关于向中国运军火发放许可证的禁令,允许中方在美国军火市场进行正常商业性采购。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对国民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12月20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航空双边协定》,为经济援助提供方便。根据美国的有关法案或中美协议,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用物资足以装备39个师。主要武器有:飞机936架,舰艇131艘,以及各种枪炮弹药。美国提供的援助,均以美元结算。据美国政府自己供认,从中国抗战胜利至1949年4月,它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总额约达十亿美元的赠予及贷款形式的军事援助。在此同一时期内,另外还批准了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自然,经济援助不可避免地是有间接的军事价值的。”美国还供认:“自从对日战争胜利日以来,美国赠与及贷款的总数几占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50%以上。它在中国政府预算上所占的比率,实在超过了战后美国给予任何西欧国家的。除了这种以赠与及贷款方式的援助以外,美国并曾以大量军用及民用的剩余物资,仅以名义上的价格售予中国政府。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剩余物资,仅仅作价二亿三千二百万美元售与中国政府。此外,美国曾以军事顾问人员协助中国政府,并且‘遗弃’和移交相当数量的军用物资予中国,其数量殊难以美元计值。”内战爆发后,美国军事顾问团先后在魏德迈、卢卡斯、巴大维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部队、制订作战计划。在作战指挥方面,美国军事顾问开始仅“非正式地与秘密地向蒋委员长提供意见”。后来,直接参与指挥到师一级作战部队,有的顾问甚至要求指挥到“至少是直到团级”。

但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战略决战开始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致电国务卿马歇尔所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美国政府放慢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步伐,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国继续履行《援华法案》,每周仍以400万美元的价值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火。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说:“美国对于它继续承认的中国政府管辖区域,不应突然停止援助。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政治协商的结果在内,却还不能确定。所以,我们现在考虑请求国会将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予以一定期限的延长”。1949年4月3日,《援华法案》到期,但尚有5400万美元的款项尚未支付。4月14日,美国国会决定:“授权总统按照他所决定的方式与条件,运用这项经费,对于中国的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予以援助。此外,并且使运用这款项的期限延至1950年2月15日以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拒绝蒋介石的一些请求,企图另找出路。1948年11月12日,杜鲁门总统拒绝蒋介石在11月9日提出的3条请求:即“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1月27日,宣布撤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由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出、得到50余名参议员支持的关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15亿美元援助的提案。在此期间,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已不是理想的工具,对于美国在华利益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希望中途换马,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与此同时,美国直接与李宗仁接触,最终促使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上台。遗憾的是,李宗仁在美国的扶持下,并没有放弃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而蒋介石也没有真正的隐退,最终导致和谈彻底破裂。

苏联关注着中国的局势,反对发生内战。1946年6月30日,苏联《真理报》首次报道了中国爆发内战的消息。7月3日,该报在报道中国局势时,表示出自己的担忧:“中国政治形势变得复杂,社会舆论关注着国共谈判的结果。”开始,苏联十分谨慎,没有作任何评论,只是简单地报道了中国的局势。但是,随着内战的加剧,苏联开始抨击国民党政府。7月5日,《真理报》发表远东问题专家阿瓦林教授的文章说,在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列强中,只有中国的武装部队不但没有复员,而且其数量正在增长中,和平建设迄今为止仅仅是苦难重重的人民群众的梦想。7月2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苏联评论员马尔诺夫的文章说:“中国对于自己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多年作战后,又开始了十年前的情况,就是说,国民党派大军袭击抗日有功的人民革命军和为和平而斗争的进步力量,从而产生了内战。国民党反动派与国内好战分子便是产生中国内战的主要根源。”同时,苏联也坚决谴责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卷入了内战之中”。从1946年9月起,苏联呼吁美国从中国撤军。它指出:“撤退中国境内的美军,执行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反对内战与反对干涉,这是目前中国与国际民主舆论的一致要求。”此后,苏联在广播电台、新闻报刊和各种国际舞台上不断揭露美国、国民党发动中国内战的罪行。由于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加上东方被压迫民族正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使得美国不可能大规模出兵干涉中国,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有利的国际条件。与此同时,苏联从物资上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它利用自己同中国东北相邻的便利条件开展贸易,1947年的总额达9300万卢布,1948年达1.51亿卢布,1949年达2.05亿卢布。苏联还帮助东北恢复和发展铁路、水路交通运输。苏联租借的旅顺、大连,则成为人民解放军生产军服、被装、药品、枪支弹药的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的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苏联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它希望中共“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不要因种种原因使革命半途而废,尤其要警惕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和美国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干涉。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英法苏4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1月10日、1月11日,斯大林连续致电毛泽东,希望由中共向国民党提出谈判条件:“没有外国的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解”;“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的参加”。斯大林估计,中共在提出这两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再进行和谈,国民党政府是不会答应的。这实际上就是逼国民党放弃和谈,中共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不需要苏联进行调解了。1月14日,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代表中共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条谈判条件。此时,美国、英国因不愿意充当调停者而再陷入中国内战,自动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请求。1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接见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转交了苏联政府的复函。它的答复是:“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说的调解人是不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同意接受中共8项条件,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此时,斯大林向中共建议:“不要认为对蒋介石的战争已经结束,而要认真地进行准备,同时要继续警惕帝国主义可能的干涉。”根据斯大林的上述建议,中共一方面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进行积极作战准备,当国民党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签字时,立即发起了渡江战役。历史证明,苏联的上述方针和对中共的建议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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