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无法独自拯救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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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是以向发展中国家支援资金和技术,减少世界贫困问题为目标的国际机构。而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样,是具有影响力的经济预测机构。但是,世行22日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负1.7%下调至负2.9%,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在其他机构纷纷上调经济预测的情况下,此举可谓是格格不入,而且成为当天全球股市全面暴跌的一个原因。


世行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经济?本报在汉城新罗酒店独家采访了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林毅夫经历了波澜起伏的人生。1979年,身为台湾陆军大尉的林毅夫在服役期间泅过海峡来到了中国大陆。他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于去年被提升为世行副行长。以下为采访摘要:


问:最近几个月里市场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股价反弹,人们都在谈论初绿萌芽(green shoots)。现在可以不用再担心了吗?


“虽然金融市场出现乐观论,但实体经济的情况不同。很多国家的失业率仍不断上升,设备运转率也在下降。民间领域的投资和消费仍很低迷。也就是说,金融领域和实体领域之间存在差距。因此,要想使初绿萌芽不只是萌芽,而是成为大树、森林,主要国家政府必须继续推行经济扶持政策。讨论‘退出战略(exit strategy)’为时尚早。”


问: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担心通货膨胀。您认为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有多大?


“全球各国的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全运转。因此,如果说现在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应该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那么,人们现在为何担心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政府负债不断增加,货币供给有所减缓。但这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吗?这要看情况,情况不同,结果也不同。也就是说,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增加的资金。”


“如果政府将资金用在生产领域以及去除经济增长瓶颈(bottleneck)的领域,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只要瓶颈消失,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可以吸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另外,如果经济增长,税收也会增加,因此,政府可以利用这些钱偿还政府负债。这样一来,政府就没有必要通过‘通货膨胀税(inflation tax:政府通过诱导通货膨胀来减轻实际负债负担)’来偿还政府负债。”


接着,他开始谈论中国的经验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98年至2002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像现在一样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中国政府当时也推行了放松货币和财政扶持政策。这一政策基调持续了五年。因此,政府负债从GDP的3%提高到36%,货币供给也大量增加。但直到危机过去,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压力。2003年至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8%,而通货膨胀率仅为3%至8%。为什么呢?这是因为1998年至2002年释放的资金被用于扩充中国经济的瓶颈——社会基础设施。中国高速公路的长度在1997年至2002年增加了4倍。”


但他补充说,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当时我的朋友在日本生活了4年,他说自己所住公寓前的道路被重铺了六次。这是旨在扶持经济的典型的凯恩斯式解决方法。当然,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工作岗位并刺激经济,但并不能改善生产效率。所以我们必须寻求超越这种凯恩斯式传统方法的解决方案。”


问:很多人都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救星。中国究竟能否拯救世界经济?


“答案是‘NO’。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但是中国一定会起到推动作用。如果中国经济复苏,同中国贸易往来较多的东亚国家的出口就会增加,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资源富国也会受益。但是,仅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拯救世界经济。要想使全球经济复苏,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等全世界国家共同努力。”


问:当前世界经济中最令人担心的地方是哪里?


“东欧和中欧。这些地区在金融领域同世界经济密切相连,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资本大量外流,他们面临着巨大难关。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政府负债激增,消费和投资不断减少。而且,随着欧盟经济的恶化,对欧盟出口减少,欧盟移民对本国的汇款也减少,遭受着双重甚至三重冲击。另外,和美国经济密切相关的中南美经济也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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