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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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法门寺、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吴稼祥 2008-6-23 22:22:47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法门寺是中国的古典寺庙,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分别是瑞典和俄罗斯的首都,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它们通过一出戏,一个绑架案件和一次政权更迭发生了某种联系,

法门寺、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吴稼祥 2008-6-23 22:22:47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法门寺是中国的古典寺庙,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分别是瑞典和俄罗斯的首都,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它们通过一出戏,一个绑架案件和一次政权更迭发生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到人性的脆弱,或者说涉及到一种近似的易患难治的人类精神疾病。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1700余年。它因舍利宝塔而著名,更因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发现地宫宝龛而惊世。不过,对于中国普通人而言,几乎与佛骨同样有名的,是一出以《法门寺》为名的京剧,让这出戏剧几乎家喻户晓的,是剧中一个小人物贾桂的一句经过毛泽东点评的台词:“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有资料说,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说:“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乍一看,这个批示不知从何说起,但如果你了解了一个与他画像有关的逸事,就好理解了。


据说,建国初期,中国在公众场合挂毛泽东画像,也挂马恩列斯画像。现实生活中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但从挂出来的画像看,毛泽东画像的头上空间大,相比之下,似乎斯大林更高大一些。


毛泽东看到画像后笑了,说:“我们有些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京剧《法门寺》里有一个太监贾桂,人家叫他坐着,他说站惯了,不想坐。我的画像,挂出来和外国人一比,总是矮一头。”

有关部门听到后,很快找人重新绘制了他的标准像。从此以后,在中国各地悬挂的毛泽东画像,与马恩列斯画像的尺寸完全一样了。


国外没有贾桂,但有和贾桂一样的基因。1973年8月23日,瑞典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奥尔森(Olsson)和奥洛夫森(Olofsson),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一家最大的银行未果,挟持了4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歹徒放弃逃逸。几个月后,4名被挟持又被释放的银行职员,拒绝在法院指控两名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资金,他们感激歹徒,却敌视警察,因为歹徒在绑架他们期间,对他们没有伤害,还有照顾。更有甚者,人质中一个名叫克丽斯提安(Christian)的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奥尔森,并与他在其服刑期间订了婚。


4名银行职员被劫持后的这种对绑匪的感激、依恋和好感,被西方心理学界和精神分析学界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假如你拥有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暴力,而且你威胁要这样做,结果,你只是打断了他的脊梁骨,并且把他送进医院,甚至给他倒水喝,那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几率超过90%。假如你绑架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人,你所施加的伤害,如果小于你有能力并且威胁要施加的伤害,你极有可能被这个社会的人民拥戴为敬爱领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机理是,受害人把你有能力施加,实际上没有施加的伤害,看成是你施与的恩惠,或者说是你恩准的赦免。这种机理一次性作用,会诱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复作用,则会导致“贾桂综合症”。在“贾桂综合症”的病例里,绑匪变成了“主子”,主子就是永远不释放你的绑匪。他可以让你死,也可以让你活,可以让你活得快活,也可以让你活得生不如死,与随时可以到来的死亡威胁相比,站着,或者跪着,已经是莫大幸福了,岂敢奢望坐下?如果说发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内因,是人性中固有的“贱性”的话,那么,被贾桂处境积累下来的“贱性”就会变成“奴性”。“贱性”与“奴性”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性发作,后者有可能转变成遗传基因。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大不列颠民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贾桂综合症”免疫能力最强的。1945年5月7日德国纳粹宣布投降,两个星期后的5月23日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宣布解散,7月5日举行大选,领导英国和西方国家从纳粹手中拯救了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他本人没有能连任首相,只当了个议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政权更迭。前总统普京当了两任总统,俄国民众对他仍然恋恋不舍,即使违宪,也有不少人希望他做第三任总统。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他的民意支持率竟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84.7%。结果,没有修改宪法,修改的是政治结构,换了一种说法,让普京继续做了总统,虽然称呼变成了“总理”。谁都明白,叫“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其实是总理,叫“总理”的普京依然是总统,不同的是总统与总理权力发生了颠倒。让自己的接班人当选总统,这是一种“禅让民主”;让自己的总理职位代行总统职能,这是一种“当代摄政”。


HBO电影台近日在放一部英国影片,我没有看到片头,故事讲的是一个有魔力的保姆的故事。她的到来让有5个比猴子还不安分的孩子、两个保姆的单亲家庭恢复了秩序,不过,她宣布:当孩子们实际需要她,心里却希望她走的时候,她会留下;当孩子们实际不需要她,心里却希望她留下的时候,她会离开。


英国曾经的保姆丘吉尔当时离开了,俄国今天的保姆普京却留下了。孩子要挽留,保姆不愿走,这是莫斯科的故事,不是伦敦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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