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去历史的浮尘(某些中国人真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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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抹去历史的浮尘[/B] 发布: 2009-6-20 10:32 | 作者: 谭洪安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1911年11月,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半岛、28岁的美国步兵中尉,第一次踏上了陌生而神秘的中国大地。就在一个月前,一场革命在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心脏地带突然爆发,并彻底改变了它此后的命运。   33年后,即1944年10月21日,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老兵”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倾注半生心力的土地,当时他的头衔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那一天,距中国艰苦的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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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历史的浮尘


发布: 2009-6-20 10:32 | 作者: 谭洪安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1911年11月,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半岛、28岁的美国步兵中尉,第一次踏上了陌生而神秘的中国大地。就在一个月前,一场革命在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心脏地带突然爆发,并彻底改变了它此后的命运。


33年后,即1944年10月21日,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老兵”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倾注半生心力的土地,当时他的头衔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那一天,距中国艰苦的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不到11个月了。


他是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他身后,留下了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唯一以美国军人命名的一条公路和一座博物馆。


我们的故事,就从重庆嘉陵江畔那座博物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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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往事


第一次与史迪威“面对面”,是2009年6月初一个细雨濛濛的午后,已经入夏的重庆,天气难得如此清凉。


手中最新出版的重庆市区交通旅游图上,并没有标出博物馆的位置,还好当轻轨列车驶进佛图关站时,车厢里的广播会提醒说:如果要去参观史迪威博物馆,请在此站下车。


走出车站,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在山城这样的路司空见惯,但四周某种说不清的特殊氛围又提醒着来访者,这里与别处不同。


1942年3月,史迪威也是沿着这条幽静的小道第一次走进那座宅院的。他是第五次来华了,此前,他一共在中国生活工作过13年:先后两度任职于驻华美国公使馆,又在驻天津的美军部队中服役,还一度被国际赈灾委员会借用,担任晋、陕两省的筑路工程师。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身为驻华武官的他马上成立了一个情报组,及时向美国政府报告战争进展。他游历过几乎半个中国,能说流利的汉语,有时用中文写日记,甚至自称“是一个中国人了”。


当时担任蒋介石常住美国代表的宋子文(1942年10月回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把重庆市区制高点鹅岭山脚下自己的公馆,让给了这位美国盟友派驻中国的最高将领。但雄心勃勃的史迪威没在这座背山面江、风景如画的宅院里待多久,随即亲赴缅甸指挥中国军队作战。1942年5月,缅甸战役失败,年近60的他拒绝乘坐派来接他撤往印度的飞机,坚持与部下一起徒步走出缅北丛林,而且经常走在部队的最前头。


此后发生的故事,对中国抗战史感兴趣的人都耳熟能详。退守印度的史迪威训练出一支勇敢善战的中国远征军,经过浴血战斗,在印缅战场上屡次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但是,由于主张在中国战场对日军采取更加积极的进攻战略,大幅改革国民党军队的管理系统以提高战斗力,并认为应该平行援助共产党的抗日部队,令当时的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大为不悦,后者三次要求罗斯福总统将这个“傲慢”的副手调离中国,最后迫使史迪威不得不收拾行装。接到调令前,他因为战功卓著,刚刚晋升为四星上将。


临行前他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他西点军校的校友和印缅战场上的战友孙立人将军,他在信中说:“我一直坚持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将之证实了……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把我当做您和中国的朋友。”


极有军事指挥才华与主见的孙立人,时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在训练和作战中多次与史迪威发生争吵,有一次甚至把他的美国上司关在指挥部门外足足一个下午。但宽宏大量的史迪威对孙十分欣赏,常常委以重任。


另一封信写给朱德,他对比自己年轻三岁的八路军总司令说:“对不能与您和您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也许是长期戎马生涯辛苦操劳,也许是中国战场上壮志未酬而郁郁不乐,离开中国仅仅两年,史迪威因病在旧金山一家陆军医院去世。去世前一天,美国官方根据他的请求授予他一枚步兵战斗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只有在第一线战斗的步兵才能获得。


这不禁让人想起与史迪威同时代的麦克阿瑟将军那句名言: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25年后,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乔史迪威及其中国使命》一文中耐人寻味地评论说:“他在中美友好时代度过了他的中国生涯,当时两国人民之间有了广泛的接触,幸运的是,他没有活着看到我们变成了敌人。”


被冷落的博物馆


冒雨从史迪威博物馆出来,笔者赶到嘉陵江对岸繁华喧嚣的观音桥步行街一家咖啡馆,与史迪威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平见面。邓的正式身份是重庆社会科学院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为重庆“陪都”时期的抗战文化。


这位个子不高、两鬓有些花白的学者,回忆了18年前那座博物馆建立前后的风风雨雨。


1990年左右,即那位倔强的美国军人最后一次离开中国近半个世纪后,在中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努力下,修复重庆史迪威旧居一事终于有了眉目。


那会儿旧居原址已成为重庆机电设计院的办公地,旧居上面加建了一层楼,周围还有不少职工宿舍。经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肖秧(1988年8月~1993年4月在任,当时重庆仍为四川省管辖)亲自过问,设计院搬迁及旧居修复工程得以顺利进行。1991年,史迪威将军旧居陈列馆建成对外开放,尽管占地面积不足500平方米,但此后每年接待慕名而来的美国客人仍不下数万人。


2002年6月,重庆市政府斥资1600万元人民币,加上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捐赠的100万美元,对旧居陈列馆进行第二次修缮扩建。2003年3月19日,即史迪威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史迪威博物馆正式挂牌并对公众开放。


笔者在博物馆参观期间,听看门老人介绍,来这里的游客绝大多数是老外,以美国人为主,中国游客反而不多。比如2008年最高峰时一天接待了539位访客,其中只有3位来自北京市政协的内地人。2009年因为金融危机和流感蔓延,海外游客大幅减少,一时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感。


邓平说,史迪威在美国军方和民间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旧居常常是访华美国人必到之地,而在中国普通民众印象中,有关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的那段历史,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变得模糊不清。


他说,其实还有一点内情,即史迪威博物馆建立的初衷,主要用作对外展示和接待,承担中美之间“民间外交”的功能,因而在国内甚至重庆本地,宣传力度不大,近年来这一状况已有所改善。


邓平回忆说,当时还成立了史迪威研究中心,肖秧亲自兼任中心理事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黄华应邀担任名誉理事长,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希欣然成为中心的顾问,资深外交家凌青对中心也非常关心,多次参加其组织的活动。凌出身名门,是晚清著名爱国者林则徐第五世孙,延安时期曾为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负责联络和接待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并常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当翻译,上世纪70年代亲历中美“乒乓外交”,后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史迪威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不辱使命,确实发挥了增进中美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独特桥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动荡,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强硬,中美关系陷入困难时期,作为中美双方改善关系的系列行动之一,1994年10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佩里在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陪同下,亲临史迪威旧居出席纪念活动。此后美国媒体对博物馆的报道增多,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游客数量也显著上升。


2005年9月,适值抗战胜利60周年,重庆的隆重纪念活动由美国使领馆和重庆市人民对外友协主办,史迪威研究中心承办,中美二战老兵、二战研究学者共同出席,史迪威博物馆再次声名远播。


史迪威博物馆大院内矗立着一块石碑,用中英文镌刻的碑文写道:炮声沉寂硝烟远去,唯有历史的友情,我们的记忆,长留天地。


中美两国由半个世纪前的反法西斯盟友,到后来数次战争中兵戎相见,再到今天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世事变化,殊难预料。而那位性格刚毅,率直敢言的军人史迪威,无形中担当了连接两个时代的信使。


重庆上空的“虎”


尽管不能与4万万中国人一同迎接最后胜利,史迪威仍然是幸运的,时隔半个世纪,中国政府和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缅怀他的功绩。但另一位来华援助抗战的美国军人“飞虎将军”陈纳德(Claire Lee-Chennault),身后却留下不少争议。


笔者参观史迪威博物馆那天是6月7日,两天前正值重庆大轰炸惨案68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5日,侵华日本空军对“陪都”重庆实施连续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导致防空洞内躲避空袭的超过2500名市民因窒息和踩踏而伤亡。1938年至1943年间,侵华日军共出动战机9000多架次空袭重庆,造成人员伤亡2.5万余人。这一切,都因为国民政府羸弱的空军形同虚设,被日军牢牢占据制空权。


就在重庆大轰炸惨案发生后一个月,51岁的美国退伍空军军官陈纳德带领从美国招募到的大约100名退役飞行员,组成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抵达缅甸进行集训。他还通过美国的“租借法案”为中国购入了100架P-40 战斗机。


1941年12月20日,这支后来被称作“飞虎队”的传奇空军首次出击,迎战由越南起飞进犯昆明的10架日军轰炸机,并击落其中的9架。蒋介石夫妇闻讯亲赴昆明,嘉奖陈纳德和他的空中勇士。


据说饱受日军空袭之苦的重庆市民也能不时欣喜地看到,机头上漆着“飞虎队”标志——露着牙齿的鲨鱼头的P-40战斗机在头顶盘旋,重庆终于拥有了防空力量。陈纳德后来曾说,他为能够帮助这座城市解除日本飞机的空中威胁而深感荣幸。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陈纳德恢复现役,成为美陆军航空兵上校,指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1942年3月,史迪威来华,决定由第十四航空队下辖的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取代民间性质的“飞虎队”。同年7月,“飞虎队”正式解散。此后来华作战的一些美军飞行员,为了震慑日军,沿用了“飞虎队”之名,实际上与陈纳德那支志愿军已无直接关系。


但因“飞虎队”一战成名的陈纳德,接下来在中国战场上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国内史学界众说纷纭。


有研究者批评,陈纳德逐步听命于蒋介石,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较劲”中,被蒋用作筹码。1943年夏到1945年春之间,陈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陈纳德航空队)听从蒋介石“保存实力”的授意,在占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未尽全力打击日军。


更严厉的指责是,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10个月的时间里,陈纳德航空队和美国海军把54万国民党军队及数十亿美元物资运送到了内战前线,帮助蒋介石抢夺了百余座城市。


不过也有说法称,1944年七八月间,作最后挣扎的侵华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势,逼近桂林、柳州、衡阳一线,陈纳德不顾守卫桂林地区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非蒋嫡系的事实,命令下属向薛岳部队空投了一批美式武器弹药,自此为蒋记恨,处处刁难,不久便愤而辞职返美。


陈纳德曾感叹:“8年来我唯一的野心就是打败日本,而现在我却被剥夺了参与那最后胜利的权利,在战胜日本后,我热切希望能够在东京湾登上‘密苏里号’战舰,看看日本人正式宣布他们的战败。”


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中美双方政府和军方都没有向他发出任何邀请,而与他关系微妙的老上司史迪威,倒是应邀出席了“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唯一能安慰他的,可能是云南省政府在他离开中国前发来电报:从昆明到巫家坝机场(飞虎队昆明总部所在地)的那条道路,已正式改名为“陈纳德路”。有意思的是,1945年1月,全长1700多公里的“抗日生命线”中印公路通车,3个月前竭力把史迪威赶走的蒋介石亲自宣布,这条公路将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邓平说,陈纳德和“飞虎队”声名显赫,志愿飞行员们的牺牲精神和彪炳战绩备受爱戴,近年重庆也曾有人建议为他们建立纪念馆,遗憾的是当年飞虎队的遗址已经难寻,原设在白市驿战时机场的“飞虎队”重庆总部旧址,因缺乏保护,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只留下两个混凝土浇筑的防空掩体,据当地人称是战时遗物。参观过史迪威博物馆的人都会注意到,该馆对面设有一个飞虎展览馆,不过无论其规格和内部陈设,与前者相比均有明显差距。


陪都抗战文化:另一次“救亡”


1946年4月,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说:“最短期内即将离开重庆,又不免依依,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


据考证,蒋介石在重庆期间有四处官邸,最重要的一处位于现渝中区中山四路重庆市委大院内,为当年国共谈判的主要场所,蒋介石与毛泽东那张著名的合照即在此拍摄。目前这里除接待重要访客外,不对普通公众开放。笔者有幸因采访之便,匆匆浏览过它的外观。


另一处是沙坪坝的林园,原是1938年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为初到重庆的蒋所修建,蒋为表示敬老让国民党元老林森入住,故称林园,1943年林森去世后收回。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毛泽东曾在此就中国现状和前途有过一番舌战。


南岸区的黄山官邸,是重庆现在唯一对外开放的蒋介石官邸,1941年8月30日,得到情报的日军曾突然空袭此地,正在开会的蒋及时躲避才幸免于难。还有一座位于南泉的小泉官邸,是为了便于兼任校长的蒋视察迁至当地的中央政治学校(即中央政治大学,现台湾政治大学前身)而设立。


重庆作为中国8年抗战的战时首都,既是国民政府军政要人云集的地方,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外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重庆的“抗战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和复杂。以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统战活动为代表的“红岩文化”,官方的舆论宣传和史实研究都很重视,蒋的四大官邸及其逸事,不过让我们有可能从另一角度审视当时的历史。


近年来两岸关系回暖,国共交流频繁,国民党现任高层时时流露出浓浓的“重庆情结”,因为他们不少人与重庆渊源甚深。


据邓平介绍,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就是在重庆上的小学,新党主席宋楚瑜出生在重庆,他名字中的楚系指其故乡湖南,而“瑜”很可能是“渝”的变体,而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父母,就是抗战时期在南泉的中央政治学校求学时相识并结婚的,婚后不久即生下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邓称此“南”应该就是指南泉),10年前两位老人家还专程回南泉旧地重游。


邓平说,重庆作为抗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拥有特殊的历史积淀,实属推动两党交流、国共合作的理想平台。但曾专门做过重庆抗战遗址调查清理工作的他,对那一时期文物保护的现状忧多于喜。


比如位于南山的空军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抗日空军阵亡将士实葬墓地,始建于1938年,是当年国民政府为埋葬和祭奠抗日空军将士而修建的,共埋有242名抗战空军英烈。1949年之后,墓地历经劫难,已成荒冢。今年才由重庆南岸区旅游局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加以修复。


坐落于渝中区两路口的跳伞塔,初建于日机频频空袭的1942年4月,既为培养空军飞行员之用,亦象征着重庆军民“毋惧日寇,抗敌到底”的决心。它是我国及亚洲的第一座跳伞塔,也是亚洲仅存的二战时期的跳伞塔。近几年来,有关这座塔拆除还是迁建,有关各方争论不休,而一般外地游客,即使路过此地,也很难知晓这座通体斑驳的高塔的光荣事迹了。


还有已经成为重庆商业地标的解放碑,原来最早是1941年最后一天建成的7丈7尺高(象征“七七”抗战)的“精神保垒”(意指坚决抗战的精神),后于1946年10月原址重建,命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将其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恐怕连重庆本地的年轻人,都未必能讲得清楚。


邓平说,抗战文物挖掘和保护之所以困难,从大的方面说,与建国后重庆长期定位为重工业城市,忽视文化建设有关,从具体的方面说,则是对抗战陪都遗址的价值认识不足,如红岩文化系列旧址、歌乐山烈士纪念遗迹等,都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而有重要历史意义或国际影响的抗战胜利纪功碑和史迪威旧居等,却仅仅列为市级保护文物。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说过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什么时候我们才不必从庸俗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而能尽量客观理性地看待似乎正在逐渐远去,但其实仍与我们有割舍不断的联系的那段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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