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莺歌海---悲惨的南中国海上的大陆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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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落莺歌海 发布: 2009-6-27 00:00 | 作者: 江海波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中国的一纸休渔期公告,却在大海的那边,掀起滔天巨浪。越南不仅在官方高调批评中国的休渔政策,而且越南的渔船继续驶向中国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越南的高调反击,其实在于近海资源的枯竭。但事实上,枯竭的不只是大海那边的近海资源。本期报道想把目光从争执的主权问题上挪开,放在一群真正靠着这片海水生存的人民身上。   莺歌海镇之莺歌嘴,是海南岛西南最突出点,也是北部湾和南海的分界点,镇

日落莺歌海


发布: 2009-6-27 00:00 | 作者: 江海波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中国的一纸休渔期公告,却在大海的那边,掀起滔天巨浪越南不仅在官方高调批评中国的休渔政策,而且越南的渔船继续驶向中国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越南的高调反击,其实在于近海资源的枯竭。但事实上,枯竭的不只是大海那边的近海资源。本期报道想把目光从争执的主权问题上挪开,放在一群真正靠着这片海水生存的人民身上。


莺歌海镇之莺歌嘴,是海南岛西南最突出点,也是北部湾和南海的分界点,镇上的渔民世代以捕鱼为业,但今天,中国的近海海域与周边国家一样,已经处于一种接近枯竭的状态,镇上的渔民与中国的大多数渔民一样,生活日益窘迫。


长期以来,我们对渔民的关注极度缺乏,以至整个群体生活日趋艰辛;而他们对于国家海洋利益的认识,亦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海南大学深入考察过当地历史文化问题的学者张朔人研究发现,海南的渔民曾在国家粮食运输和守卫边疆海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封建社会,蛋民(水居渔民)一直处于贱民的地位,但在海南,其身份、实际事权等诸多方面与其他地方的蛋民明显不同。


过去,渔民梁奇武对西沙、南沙丰饶的海鱼只能“望洋兴叹”。购置了180吨的远洋渔船之后,他感觉未来顿时有了希望,“南沙的鱼都给外国的船只抢去了,我希望政府也能让我们去那里‘守卫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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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和消失的鱼群



1954年一天的午后,中国南方某海域。渔民曾汉隆与弟弟曾汉高等五人在打渔作业时,发现海面上有大量的气泡冒出,“像沸水一样往上冒”。这个发现,后来成就了中国目前探明的最大的海洋油气田。


曾汉隆就是事实上的“发现中国海洋油气第一人”。这位老人至今健在,已有79岁高龄了。老人一辈子生活在海南岛莺歌海镇上,曾短暂地在海上油气钻探队当过钻工,现在与他的儿女们一起生活。


莺歌海镇,因附近有莺歌海盐场而闻名,而后更是因为这片海域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气的发祥地而名声大噪。镇上的百姓,祖祖辈辈以出海捕鱼为业。海洋的馈赠,曾一度使得这个镇非常富裕,但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这个镇上渔民们的幸福日子像美丽的烟花一般消散,归于黯淡,归于平静。时至今日,镇上的大多数渔民依靠举债度日。


小镇西面大海,天气好的时候,莺歌海的日落时分,大海托起一轮红日,一片金色洒满波光绮丽的水面,璀璨而瑰丽;但今天,小镇西面的天空阴霾笼罩,莺歌海的落日,混混沌沌,布满愁云。


“黄金时代”


相传约330多年前,一群渔民泛舟从海口、琼山两地出发,沿海岛西海岸而下,到一个叫“莺歌嘴”的地方定居下来。后来,越来越多的渔民从上述两地移居此地,遂有今日之莺歌海镇。


58岁的老干部吴多勇是镇上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莺歌海人。而据他自己考证,其祖籍应当是福建莆田,他的渔民先祖们从莆田漂流到海口一带定居之后,又继续漂流南下,至此福地不再迁徙。


“我祖父从小抓鱼,二祖父、三祖父也跟着在一起。上世纪30年代,莺歌海的商业非常发达,莺歌海的渔民把鱼运到海口、湛江,换回桐油、麻线、帆布和各种生活用品。抗战以前,那时是莺歌海的鼎兴时期。这些是我听老人家讲的。”吴多勇小的时候,时常听老人们回忆莺歌海的昔日繁华。


在吴多勇的印象里,孩提时代的莺歌海,鱼是捕不完吃不尽的,大自然馈赠的美味,他至今说起来还啧啧称道。


“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50年代‘合作社’时期,那时候海里盛产石斑鱼,我记得生产队钓回很多鲨鱼,鲨鱼的鱼翅,每户都能分到一只。那时黄虾、海蛇都很多。海蛇的味道最香了,尤其是海蛇蛋,味道更美。记得1970年,我当渔民的时候,一个钟头就可以抓100多条海蛇,现在几乎没有了。当时的海蛇2块钱一条,现在要200多块钱一斤,一条需要400~500块。”


50年代的莺歌海是非常荣耀的。在那个“合作社”时期,莺歌海镇的干部要经常到省会广州去做经验介绍(时属广东管辖)。“那时人心齐啊,什么都干得热火朝天!”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渔民曾汉隆发现海上有个地方“像沸水一样往上冒泡”,就是这些“小泡泡”,催生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


当时,莺歌海盐场在莺歌海筹建,给莺歌海带来了很多文化生活,经常放苏联电影。有一天晚上,电影里放的是苏联开采海洋石油,海面上冒出很多气泡。“莺二大队”的曾汉隆看了,不以为然地说:“哎呀,我们莺歌海海面上也有气泡的嘛!”这句话被人听到,就叫他带领去看。后来,这个距莺歌海镇1.5公里海面上冒泡的地方,被地质学家命名为“3号气苗”。


改革开放后的10年是莺歌海渔业生产的“黄金时代”。1979~1990年这10多年间,海里有很多红鱼、鲳鱼、西刀鱼等优质鱼种,产量很高。渔民们口袋里的钱总是满满的。


那时,做了10多年赤脚医生的吴多勇已经考上了镇上的干部,需要协助抓计划生育工作。“渔业生产,男的才算劳动力,”他回忆说,“当时我对超生户说‘你不能再生了’。他就问‘罚多少?’‘一千五。’‘好!’说完马上从口袋里拿给你。”


80年代的最后三年,达到了这一时期莺歌海兴旺的顶点。这几年,许许多多的渔民都重新盖起了数层的洋房,道路、中小学、公园等公共设施也迅速建设起来。据称,莺歌海还是海南省首个接通了有线电视和电话的渔民镇。紧接着,镇上就出现了那个年代通常要到县城才有的电影院与歌舞厅。


“黑铁的世纪”


但很快,这种变化就不再持续下去。今天去莺歌海镇,歌舞厅的灯光虽然还在闪烁,那是90年代陈旧的“时尚遗迹”,莺歌海的巨变已于那个时间戛然而止。


莺歌海从“黄金时代”滑向“黑铁的世纪”是以一种不易察觉而又剧烈的方式完成的。技术的进步,减轻了渔民的劳动强度,把渔民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对近海渔业资源的索取。莺歌海在最为繁荣的时候,海水下面的大自然,已经日渐窘迫,没有人注意到一种危机正在加速逼近。


吴多勇用渔船的数量和技术水平的对比证实了渔业生产的发展速度。“70年代,那时的渔网网孔还很大。莺一、莺二两个捕鱼生产大队,每个大队4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有4艘近海渔船,全村有36艘近海渔船,此外还有深海渔船16艘。而到1990年的时候,莺歌海镇的渔船已经达到了500多艘,扩大了10多倍。捕鱼的网以前是人力网,现在都是机械网。以前的网2个人可以抬起来,现在的网6个人都抬不起来了。”


渔船多了,鱼少了。“现在市场上的鲳鱼卖到20元一斤,白鲳鱼更是60~80元一斤,要知道,我小的时候,鲳鱼才卖四毛五一斤。马鲛鱼,以前卖六毛钱一斤,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买一条需要1000多元,这些鱼小时候吃多了,吃厌了,现在要春节才能吃得到,有钱人才舍得吃,”吴多勇说,“以前我们是不用休渔的,休渔是最近10多年来才开始的。近海的资源已经枯竭了。”


2009年2月27日,农业部下发了《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对自1995年就开始实施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除了延长了半个月的休渔时间,还进一步扩大了休渔海域,并进一步限制了捕鱼工具的范围。据统计,休渔调整后,海南省涉及休渔的渔业劳力达4.7万人,比2008年增加一倍多。


农业部官员说,对休渔制度进行调整,主要是遏制过度捕捞势头,养护日益衰竭的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捕捞的可持续发展。


官方认为,目前我国渔业资源衰退和水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渔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困难,捕捞强度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风暴、死亡和妈祖


漂泊的船

在海边长大的人,几乎每年都要亲眼目睹、亲耳听到一些凄惨的海难悲剧。老渔民吴多勇说,“渔民的生活非常凄苦,以前要是发生什么海难事故,尸体找到的,生产队给一副棺材,找不到的,父母、妻女儿子就在海边哭一个晚上……”


1995年10月20日,因为天气预报错误,莺歌海地区损失严重,死了3个渔民,几十条船被打沉。当时收音机里的预报说台风从越南南部登陆,但没有想到却转过来从莺歌海登陆了。


无论在岸上居住的渔家,还是过去在海上漂泊的蛋家人,他们几乎每年都要耳闻目睹海难事故发生。


从莺歌海镇沿西线海岸南下,在三亚港聚居着一群水上人家——蛋家人。这些渔民经过数十代的漂流,最终在三亚鹿回头山下的港湾里停留下来。这些过去几乎不能上岸居住的水上人,更是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有几次重大的海难,至今还深深的烙在南海社区渔民王学光老人(蛋家人)心中。


上世纪50年代某年的4月~6月左右,一次村里的渔民出海,到亚龙湾的西南边叫白虎头的地方去捕鱼,遇上台风,由于那个地方风比较大,村里的四条船出去,三条船回来,一梁姓人家阖家遇难,非常悲惨!


老人记得,最近一次大的海难发生在大约5~6年前,那年的农历10月22日,遇上台风,停泊在港口的30多条船被打沉海底,损失非常惨重。这些船大部分是香港籍渔船,据称一条船值200万~300万元,新的更是价值1000多万元,损失的总价值上亿元。老人说:“我70多岁了,从记事开始,旧社会到现在,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海难事故。”据说,当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上面的水库开闸放水,“风也来了,水也来了!”


渔民的历史,是一部冒险史,也是一部血泪史。走进任何一个渔家,都有亲人或祖辈葬身大海。吴多勇的二祖父,1977年在海上遇难。当年他已经是74岁的老人,还要下海打渔。所幸尸体后来找到了。


而吴多勇的父亲,吴多勇至今未能与其相见。自吴多勇懂事以来,看到的海难事故有10多起。1968年,吴多勇中学毕业,作为知青“上山下海”做渔民,“妈妈整天晚上睡不着觉,怕我走我父亲的路。”


1957年,吴多勇六岁,父亲出海遭遇台风,历时数载都杳无音信。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料想到,他的父亲竟然还活着。


4年以后,他们一同打渔的3个人中有两个奇迹般地回来了,吴多勇才知道父亲被台风刮到越南西贡去了。


越南人认为他们是“共军”派来的特务,把他们抓了起来。两年后他们被放出监狱,从此一边给别人打工,一边想办法逃回祖国。“他们逃跑被抓过两次后,越南方面说要是第三次逃跑,就要被枪毙,我父亲没敢回来,后来,另外两个人冒险回来了。”吴多勇说。


回来的人说,他们随波逐流,在大海上漂了7天7夜,靠海上下雨的时候仰头用口接一些雨水活下命来。


“我伯父在香港,有一年回到莺歌海,带回来一张我父亲照片。”吴多勇珍藏着这张照片,相片上,三个中国渔民站在越南西贡某建筑物旁的烈日下,光着脚丫。


据说过去历史上,也偶有一些越南渔民被台风刮到海南岛来,这些越南渔民便从此在这个中国最南端的海岛上居住下来。人就像一小粒植物的种子一样,被大自然的造化戏剧化的刮走,在一个未知的地方落地生根。


常去越南边界附近打渔的渔民说,历史上,两国渔民的友好交往要大大多于摩擦。莺歌海一个老船长说,他曾经在越南边界的一些岛屿附近打渔,还经常给越南的军人赠送一些中国的食品或生活用品。越南的军人对他们也非常友好。


越南的生活资料比较匮乏,中国渔民经常拿一些中国的手电筒等物品送给他们,或者与他们做一些“以物易物”式的交换。


但今天,由于两国的近海渔业资源均日趋枯竭,两国渔民过去的那种大自然造化下的友好交往,已经演变成一种冲突,一种对自身生存资源的争夺与捍卫。


妈祖与“龙王爷”


无论是世代居住在岸上的莺歌海渔民,还是过去居住在水上的蛋家人,他们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


海南的渔民历来有崇拜妈祖的传统。据莺歌海的渔民从自己的家谱中考证,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祖籍是福建的,有不少人祖辈就是莆田县过来的,历来崇拜妈祖。


解放前,莺歌海有一个很大的妈祖庙,传说非常灵。据说有一天,一艘很大的商船从莺歌海的海面上经过,不幸触礁,船体顿时漏水,情况非常危急。这时,船主赶紧面向妈祖庙的方向跪下来求妈祖保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条很大的西刀鱼游过来,插到船舶漏水洞里,把水给堵住了,船主和一船的货得救了。


这个传说让莺歌海的渔民更是坚信妈祖的神灵。不幸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时候这座庙就被拆掉了。镇上的老人们说,就算那个时期没有拆,文革也是躲不过的。


渔民说:“大海茫茫,脚不着地,一条小船,我们是不能不敬畏神灵的。”渔民从大海中获得丰厚的馈赠,大海也经常会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大自然也有愤怒,人之自我,非常渺小。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相信“龙王爷”的存在。他们确信,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龙王爷的生日”。如果渔民在这一天出海打渔,捕杀了“龙王爷”的“虾兵蟹将”,就会触怒“龙王爷”。


大自然总是不断以悲剧的方式,来证明这个说法是确切的。据说,解放前,东方市的一个小渔村,有一次100多人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出海,不幸碰到风浪,全村的妇女都成了寡妇。


吴多勇还记得:1973年,当时还在打越南战争,那年的四月初八,由于天气预报错误,在海里遇到了风浪。后来深夜凌晨,中国海军通过破译他国海军的天气预报,把正确的天气信息传了过来,莺歌海的渔民才逃过一劫。“在我们把渔网拉上来的一刹那,风就起来了!天气预报原来说热带低压当晚从越南登陆,但转过来从莺歌海这里登陆了。这一次,也是四月初八,所幸没有造成损失。”


三亚市南海港的蛋家人说起“水上人”的悲惨境遇,也难忘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某年农历四月初八,村里一家吴姓人家在海上遇到风暴的故事。由于蛋家人吃、住、行都在船上,那一次,这家人一家几口人无一幸免,全部遇难海上。


茫茫天涯路


莺歌海四兄弟


冯成权四兄弟的生活非常能代表镇上人的生存状态。


镇上的人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渔船。大哥冯成恩没有渔船,但有自己的渔网。镇上许多家庭都跟他一样,靠给船主打工过活,自己的渔网捕回来的鱼归自己,另外还要给船主干活,并跟船主分摊油费等各种开销。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最近几年,出海打渔的收益越来越少,冯成恩一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紧巴巴,淡季的时候,还偶尔需要借一些钱来接济。


二哥冯成武算得上是镇上“小有名气”的捕鱼能手,生活要过得明显宽裕一些。跟镇上不少人家一样,冯成武有自己的渔船,而且早就将捕鱼工具升级为“灯光网”,前些年赚了不少钱。冯成权说,二哥捕鱼的“感觉”非常好,“技术好,运气也好,”日子过得一向都还不错。


但最近一两年,近海的鱼越来越少,可出海的成本却并没有减少,一次可能要花费一两万块,就是灯光网也不能保证有好的收获,一向非常自信的二哥越来越怀疑自己,他现在出海的时候心情开始有些忐忑,他不知道自己这一次出海是否能保住出海的油费。


三哥冯成彬,捕鱼技术“平平”,运气更是“平平”。2001年的一天夜里,冯成彬的船只出海到三亚时,不小心被一艘外地籍大船撞沉海底,至今没有得到赔偿。那条船是以前兄弟几个合起来捕鱼的,后来兄弟们分开奔生计的时候,就折算转给了三哥。


三哥冯成彬更能代表镇上大多数家里有船的渔民的现状。莺歌海的不少渔民,希望通过借债取得“第一桶金”,从此勤劳持家过上幸福生活,但这个希望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浇灭。他们发现,自从借债之后,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2003年,冯成彬把自己的10多万元积蓄和东拼西凑借来的钱,购置了一条价值32万元的新渔船,希望能重振家业。但他没有想到,购置新渔船之后的这些年,近海的渔业资源会以这样的速度枯竭,加上他的捕鱼技术本身就比较一般,以至他至今还有一半的本钱没还上。借来的钱是3分息的“高利贷”,现在每个月的利息就多达3000~4000元,有时还需要从岳父那边借钱过来付息、接济生活。


冯成权说,镇上的渔民大部分都欠有外债。镇上的老干部吴多勇说渔民们欠债的比例高达70%,冯成权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可能高达80%甚至更高。


熟知莺歌海的人士说,莺歌海以前建房子的大多是渔民,这几年,渔民建房少了,大多数是镇上的干部和生意人。


负债的小镇


近浅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极度枯竭,一度富饶的莺歌海镇似乎日渐走到了“增长的极限”。


莺歌海的故事,似乎是在演绎一个小镇所折射出来的“人类困境”。从莺歌海的渔船的数量、渔网的面积以及捕捞的总量来看,这些因素的运行方式确实更像是一种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这个指数的变幻中,莺歌海一度达到了物资增长的高峰。但同时,这种掠夺式的增长,最终将莺歌海带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轮回。


1981年,美国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其著作《最后的资源》一书中(中文节译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提出了与罗马俱乐部相对立的观点:人类资源的供应是无限的,凭借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能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


西蒙的乐观,事实上在莺歌海同样存在证实的机会。渔民最近数十年的技术升级,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而这个区间内的技术指数膨胀,最终导致近浅海——这个有限区域范围的资源枯竭。但是,一旦渔民能够获得突破性的生产工具——即深远海捕捞渔船,这个紧张关系便可以得到调节,并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


可是,自始至终,这个空间没有在莺歌海被打开。渔民依靠自己打渔的原始积累,最多可以将以前帆船更新为吨位稍大的机动船,但要升级到可以到远海进行捕捞的钢质渔船,存在着难以突破的障碍。


从莺歌海最新添置的6艘钢质渔船的造价来看,每艘总价达210万元,这是一般的渔民家庭所无法承受的。据记者了解,莺歌海的渔民与中国各地的农民一样,都有一种朴素的想法——要建很气派的房子——这会被视为成家立业的一种标志。这种风气,导致农民的借贷信用十分无力。没有银行会认为,农民的住房是可以用来作信用担保的抵押物。


而事实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商业的演变与资源枯竭的交织,导致渔民与“鱼老板”的关系演化成一种“食物链”链接关系。


冯成权说,渔民捕鱼有淡季、有旺季,在淡季,莺歌海的大多数渔民需要靠借钱过日子;旺季的时候,渔民下海买捕鱼工具,也需要借钱。借钱的时候,谈好“有息”的话,就要拼命捕鱼去还利息,谈好“无息”的,就必须把鱼低价卖给借钱给他的鱼老板。“10元钱的鱼,可能卖给债主只有6~7元。”


冯成权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性的销卖”。鱼老板互相串通,基本上控制了莺歌海的鱼价,尤其是对借贷者的收购价。这种情况,与旧社会“渔栏主”对渔民的控制与压榨有诸多类似。


对许许多多的渔民来说,还贷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欠下的债还不上,一年拖一年,越欠越多,而捕捞的鱼却一年比一年少。这种鱼老板与渔民之间的“食物链”控制关系,导致渔民更进一步滑向贫穷的深渊。


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是渔民生活日益艰辛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个表象背后,是镇上社会生态的变化,农业人口的信用缺失,政府对农林牧副渔业的长期投入不足,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异构与这个时代人性的贪婪。


“上岸”的渔民


冯成权自己读完书之后再也没有继承父辈与兄长们的“家业”,他没出海打过一天渔,现在在距家乡1小时车程的三亚市做水电装修包工头。冯成权说,现在莺歌海有一半多人已经离开了家乡,这个世世代代靠打渔为生的古老渔镇,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完全依赖祖传家业谋生了。


5月28日,莺歌海镇成立了一个哈密瓜种植合作社。莺歌海镇镇委书记罗才锋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海洋捕捞是莺歌海的拳头产业,但现在,渔业生产无法吸纳全部劳动人口就业,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搞一些高效社区农业,在离海岸线200米以内的地方种植哈密瓜,让剩余的渔业人口转移出来,进行高效农业生产。


但是,相对镇上近2万人口来说,渔民自己也能感觉到,种植哈密瓜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口实为杯水车薪。更何况,渔民本身的境况改变,必须从渔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自身根源上去入手。


海南的人口呈现一种“汉外黎内”的民族分布,一般来说,环岛的汉族农业人口主要以渔业生产为主。相对内陆以种植业为主的黎民来说,渔民过的是一种比较有优越感的生活。冯成权发现,最近几年,镇上有不少女人开始到外地去给人家种芒果。“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冯成权说,“她们每天只能拿30元钱,除掉伙食,可能只有20来元钱,收入十分微薄。”


过去,莺歌海的男人没有谁会舍得让自己的老婆去做这种辛苦的农活的,渔民的太太的日子非常悠闲。但是,那毕竟是逝去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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