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非常地佩服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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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他那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我不晓得吴佩孚当年怎么会得到那么大的名气。当然了,他是能够写点字的人,当年带兵的大都是老粗啦,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说到他作战,那是毫无能力,我真是看不起他。

这个人除了会吹之外,没有别的。第二次奉直战争有一件事情,他手下有个旅长,姓冯,好像叫冯玉荣,叫我们给打败了,这个人就自杀了。那这是一个很有责任的人呵,(结果吴佩孚)他到那儿去,把这个人脑袋给割下挂起来!

这算什么呀,你指挥部下,对部下是这样对待?!人家已经自杀死了,你还割下人家脑袋干什么呀?要杀的话,应该杀你自个儿!

我跟你说,我现在给你解释这个,他这个人真是不会用兵,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奉天实实在在地出了七万人,他光山海关来的二十一万,比我们多三倍,但怎么叫我们给打败了?

你不是军人,我说这话你恐怕不太明白,我们军队里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叫各个击破,他把他的军队就是陆续地增加,明白?来了一个师,叫我们给打完了;再来一师,叫我们给打完了;他继续增加。那这原因,也不光是他指挥军队指挥得不好,他的这个后方的交通呀、运输啊,他海上还运输呢,他把交通指挥得非常混乱,军队运不上来。所以,没等他增援的来,就叫我们给打败了。

[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间为1924年9月。冯玉荣,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

所以,我就说吴佩孚是没用的东西。不但吴佩孚,就连冯玉祥的军队也都如此,冯玉祥的军队很会打仗,比吴佩孚军队还会打,但是不会活用,简单说也是没有军事人才

汪精卫的交往

我对汪精卫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卫

那个时候是所谓三角同盟,总理先派的代表是孙德升,再后来就是派汪精卫和李石曾。我就跟汪精卫谈,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报纸上报(道)你去过大连,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么?

他说真的,他说我吊他有个原因: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庆亲王跟我讲啊,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我这段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来往得很好。

[注]三角同盟,1919年,孙中山与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奉系)联合,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就是因为一件什么事。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

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你那样做,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牺牲我部下来换我的政治生命,换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你别找我张学良。

他就非常生气,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长身份来跟你谈,你给我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

还有呢,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没理他。我跟宋子文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出去上北海玩去了。这事是我不对。

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兴: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俩去玩。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辞职了。那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中央会挽留,他辞职了就走开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闹翻了。

我倒是对这个陈璧君,觉得她了不得。

1935年11月1日,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汪精卫这个人,我之前还对他(印象)不错,后来他当了汉奸了。

汪先生他受了伤了,满脸都是血,在那个柱子边上,就在地上坐着。她看见汪精卫她就过去了,汪精卫就哭了,跟她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

这点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这个女人啊,你想一个女人看见丈夫挨了枪,而她丈夫说我完了,你想她头一句话说什么?那不是做假的,她骂汪精卫,她说你刚强点儿好不好?我忘记她怎么说的了,反正意思是刚强点儿。干革命的还不早晚有这么一手?干革命的早晚就是这个结果!这家伙多厉害?干革命的早晚就这个!

你知道她跟汪精卫的关系么?

当年他俩并不认识,都是国民党,她救汪精卫。她是一个女的国民党,并不认识,汪精卫那天要捐躯刺杀摄政王(1910年)。她就答应汪精卫,她说我给你干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她就答应他,本来两个人不认识,后来汪精卫就和她到一起了。

我不知道汪精卫怕她不,我看着都怕。

墨索里尼小姐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俩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齐亚诺,在中国当公使,后来叫墨索里尼给枪决了。

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儿,到处看看,吃吃饭,就这样。

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是这样子,她有一个秘书,是一个女的,一个意大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这个秘书小姐后来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人呐,简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她说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难过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属于应酬招待,都是一种礼貌上的,人家说了我才知道的,那么这是一段。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后来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专车把我接进去的。到了意大利,后来就待不了了,人家那么客气,对我那样好,所以,后来我就走开了。

我和她没有关系,完全是好朋友。我对她客气得很。

墨索里尼对我很好,我见过墨索里尼几次,我认为墨索里尼说的话也是好话。

我到那儿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带着任务的,他认为我有政治活动。他跟我讲,你到欧洲来是没有用的,现在欧洲自顾不暇呀。中国要想对付日本,意大利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能对付日本的,只有美国,英法都自顾不暇呀。

墨索里尼说得也对。

后来墨索里尼就非常地(发)火,为什么火了呢?我可惜了当时的那些信件,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是一腔没发,同意完全制裁。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们中国这么好,你们还这样对我,非常气!回去大骂我,我说我不负政治上的责任。

蒋介石失败了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到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我跟蒋先生只有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西安事变之前,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糊里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

那特务就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不知道。CC系做得更糟糕,他报告的事情都没有那回事情,那报告的什么玩意儿?花那个钱养这帮人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央就吃这亏吃大了,对哪个省都没好感,原因就是他们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实人家并没那个事儿。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做事儿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所以人啊,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九十岁,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会听。我对你们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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