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外国人眼里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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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在序里是这样说的: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在序里是这样说的: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全书很长在这里只节选书中几章,喜欢朋友可以自已找来看看。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一、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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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衷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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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第三篇 在保安/一、苏维埃掌权人物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倾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勤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时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为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作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野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交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象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岁。在第十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色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们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 “主席”——个个人都这们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举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的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毕业生。林彪象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道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些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象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的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因于他在党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化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或回忆到少年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原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四、悬赏二百万元的首级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


它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


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窟、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囤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洞窟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一九〇八年。他的父亲因苛捐杂税而破产,但是林彪还是设法读完了中学,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那里成绩优秀,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留赫尔手下,受到了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他毕业后不久,北伐开始,林彪被提拔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刚二十岁,同年八月,南京发生右派政变后,他率领所属的一团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出现共产党的反对派活动的开始。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没有受伤,身体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负责指挥红军一军团,当时该军团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厉害的一部。主要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的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它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它的歼灭,打败或者被其制胜,而它自己则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据说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然而关于这些著名的“铁军”的事,待我到了前线以后再说。


像红军的许多能干的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来没有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不会说也不会读任何外语。但是他不到三十岁就博得了红军内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这是红军大学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学员。红大一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将“英美对华政策”。我扼要地谈了一下英美的态度,然后同意解答问题。我不久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请我吃的面条根本就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使由H.G.威尔斯先生①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琼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问题: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②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在美国呢?”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如何?”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日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


“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中国还是帮日本?”


“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


“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


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回答这些问题可不简单!而且实际上不止两个小时。从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最后得不出什么结论,暂告结束。


后来我参观了各个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员们谈了话。他们把学校招生条件告诉了我,并且给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简章,有好几千份这样的简章秘密地发到了中国各地。四个分部招收“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献身于民族革命事业的人,不分阶级、社会或政治背景。”年龄限制是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不分性别。”“报考者必须体格健康,不患传染病,”而且——这话有点笼统——“不染一切恶习”。


我发现,在实际上,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四个月。根据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受四个月这样的训练。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失业教员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红军在东征山西省时,山西有六十多个中学毕业生参加了红军。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六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以前当过机工和学徒的人。后来,我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到八个坐卡车来的新学员,他们是从上海和北平来上红军大学的。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报名的有二千多名。当时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因为每个学员都得 “潜越”入境。


红大各分部课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内容可以作为样品以见一斑。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议、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


有些课程有专门的教材。有些是从江西苏区出版机构带来的,据说那里的一个主要印刷厂曾经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课程用的材料是红军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谈的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统计的材料。


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于奇迹,日本从已经处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的广大中国领土上撤出去。


这不是个愉快的前景。有些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认,已有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日本的亡国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怪中国人现在宁死也不愿再未经一战就放弃他们的自由。


至少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本文内容于 6/26/2009 10:38:57 PM 被低开高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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