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战中的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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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线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话题。它不仅在人类战争史上最为集中地展示了这一战略和策略的特性,而且成为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全面抗衡最终结局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卷入世界性大战漩涡的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两线作战战略或策略的考虑和决策。


20世纪世界大战中的两线作战最为典型的战例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遭遇。德国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受制于与英法俄协约国所形成的东西两条战线的困局而不能自拔,并最终在两线作战的泥潭中走向失败。一战后,军事战略家们在反省和分析一次大战中德国失败的原因时,几乎都谈到了两线作战对德国失败的重大影响。但是,20世纪的人们在警惕一次大战的两线作战教训的同时,又一再触及这一战争中的禁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几乎所有大国都无法回避两线作战的重大抉择,并承受两线作战的洗礼。


从时间顺序来看,最早遭遇到两线作战危险的是苏联。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及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面临着自20年代国内战争以来的最大危险。不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把苏联看作其生存空间的拓展方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苏军为目标加强在满洲的战备,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1933年6月召开的日本陆军重要会议上主张军事战略的目标应限定在苏联一国。日本陆军大臣荒木称:“日本必免不了与苏联发生冲突,所以日本需要用军事手段,占领滨海省、外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希特勒在《第二本书》中要在东方给德国人“在今后一百年中带来足够的生存空间”。随着30年代国际关系的演变,苏联所担心两线作战的威胁越来越强烈。1935年希特勒以扩军备战挑战凡尔赛体系,之后又重新武装莱茵兰地区。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中明确提出“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1936年11月德、日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双方联手把苏联作为他们的敌对目标。日本外相有田在批准这一协定的枢密院会议上称:“今后苏联就得了解,它必须要面对德、日两大强国”。自1938年,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是把战火引向东方。1938年和1939年日本挑起张鼓峰事件和诺蒙坎事件,实际构成了苏联来自日本军事入侵的现实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对于苏联而言,“无论西线还是东线,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欧战爆发后,虽然苏联在波兰战事结束后积极营造所谓的“东方战线”,但是法国的迅速败亡和英国脆弱的抵抗使得德国早在1940年7月就开始部署入侵苏联的军事行动。因此,苏联在没有卷入世界大战之前遭遇了长时间陷于两线作战的困扰。但是,当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苏联的战争时,苏联的东部战线却安然无恙。苏联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并没有出现两线作战的情况,原因之一是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


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中所面临的两线作战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希特勒上台后对外扩张的既定目标是先建立“大德意志”,继而独霸欧陆,最后称霸全球的三步曲。但具体实施的扩张步调却是深受德国与它的对手英法苏等国全面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较量结果的影响。在向外扩张过程中,希特勒一直力求避免两线作战的情况出现。而且希特勒及其将领们从不敢无视一次大战德国两线作战的沉重教训。德国“总体战”理论的设计者鲁登道夫一再告诫德国应当避免同时在两线作战。希特勒则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讲到,日尔曼民族决不应该重犯战前时期四面树敌的错误。可以说,希特勒在欧洲的扩张从1938年至1940年7月期间基本上不敢触动两线作战这个神经。在此期间,希特勒对欧洲的外交政策也都是为了一个宗旨,即如何避免两线作战。无论是希特勒以“不流血的征服”吞并奥地利,还是瓜分和蚕食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当时的英国、法国和苏联等。最终德国借着与苏联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成功躲避了两线作战。这个条约为德国入侵波兰扫清了障碍,而且达到了免除两线作战威胁的目的。正如希特勒本人在消灭波兰后所说,“六七十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自1870年以来,我们一直渴望做到而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今终于实现了。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只须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另一条战线目前安然无事”。当波兰灭亡后,德国继续利用避开两线作战的有利时机,毫无后顾之忧地发动了入侵北欧和西欧的战役。直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在没有战胜英国、西线战事没有平息的情形下,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于是,长时间以来成功避免两线作战的希特勒再次陷于两线作战的泥沼。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也面临着有关“北进”与“南进”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种种抉择。同时,日本所谓的“北进”“南进”战略又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着密切联系。1927年田中首相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提出“迟早我们势将和苏俄作战”。1932年3月12日日本内阁颁布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中确定“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在制定日本的《国防国策大纲》中明确提出消除来自苏联北方的威胁。为了配合北进战略,试探苏联的实力,1938年和1939年日本挑起了张鼓峰事件和诺蒙坎事件。日本的南进主张是由日美长期以来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演化而来。其目的就是迫使美英退出争霸远东的舞台,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召开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日本《基本国策纲要》,会上明确了南北并进的扩军备战方针,即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假想敌国,必须同时扩充陆军和海军。因此,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战略已然形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线是中国的抗日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和中国战场的存在大大影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步骤和战略决策。诺蒙坎事件后,日本统治集团中的“北进”倾向开始减弱,南进倾向日益增强。1940年夏,随着欧洲局势的骤变,近卫内阁第二次确定了武力南进的方针。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没有结束中国战事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不得不同时应对中国和太平洋两个战场。


“先欧后亚”或“先亚后欧”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选择。美国在作出这样的战略选择时并没有像其它遭遇到两线作战的国家那样有兵临城下的现实危险。这是美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使然。不过,美国在一战后并没有明确的欧亚战略,只是把对世界争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定的所谓“橙色计划”,就是以日本为作战假想敌国。而且美国人对于欧洲的事务并没有清楚的认识。30年代初,世界两大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时,也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盛行之际。无论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还是西班牙内战等国际事变中,美国都奉行中立政策。1937年,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防疫” 演说,告诫美国人民警惕大洋对岸法西斯的危害,美国才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关注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1938年慕尼黑事件后,面对欧洲新的战争危机的因素,美国高度关注欧洲,把德国作为主要的敌人。1939年6月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制定了欧亚两线作战的“彩虹计划”。1940年11月,体现美国“先欧后亚”战略思想的“D计划” 交到了罗斯福总统手中。1941年1月29日美英两国参谋部代表在华盛顿的秘密会议上共同协调全球战略,确定了简称为ABC-1的联合战略计划。该计划提出“如果美国被迫作战”,“德国是轴心国中的首要成员国,因此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本参战,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但是,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先对日宣战。随后不久德意对美国宣战,美国正式跨两大洋形成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条战线。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国一方或联盟为使自己避免两线作战或使敌方陷于两线作战都会在战略上集中优势兵力,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线作战对决中,各主要参战国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上演了集政治计谋、军事谋略、外交谋划和国家实力对抗为一体的大较量。


首先,由于二次大战中经历两线作战的国家各自的综合实力、地缘政治条件和现实处境不同,因此,对待两线作战的态度和手段也不相同。


纳粹德国自一次大战后,格外警惕两线作战局面再次出现。而从1935年之后,希特勒每一次军事行动和侵略扩张的步伐都有可能陷于两线作战。“长时期来,他(希特勒)在追求目标时还是小心从事的”。希特勒在面对众多的征服目标时,充分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利用对手的矛盾各个击破。早在1937年德国就制定了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即把英国和法国作为假想敌国。尽管表面上德国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但不论是向东还是向西,避开两线作战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正如当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所说,“按照官方的说法,俄国是被当作敌人来看待的,但是事实上一切都是针对英国的。同时反对英国、法国和俄国是不对的,而这种做法不应重演了”。在纳粹德国扩张的初期,排除西方国家对德国的军事干预,是希特勒考虑的先决条件。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对捷克斯洛伐克扩张征服的事件中,希特勒不敢直接用武力入侵,也没有提出直接的领土要求。希特勒之所以能够避开以英法为首的西方的发难并避开两线作战,成功实现对奥地利和捷克的“不流血的征服”, 一方面是希特勒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破坏和离间英法与被侵略国之间的关系,“使用外交压力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和其英法盟国的关系,使捷克像奥地利一样在德国威力高压下陷于孤立”;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它充分利用了英法两国推行的绥靖政策。“自1935年希特勒上台以来,英法两国政府对这个危险的独裁者作出的让步多得不可胜数”,二次大战前,德国打着保护日耳曼民族的幌子,打着“凡尔赛条约的受害者”和“反共产主义”等很有迷惑性的旗号,而英法则想通过有限度的妥协、退让来满足德意法西斯对欧洲“生存空间”的要求,以求获得自身的安宁,并将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东方,达到西方所不喜欢的国家两败俱伤的目的。法国战败后,希特勒对欧洲战略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平息与英国的战火,以便腾出手来解决苏联。不过,即使在德国横扫西欧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希特勒依然没有忘记避开两线作战,“我们只有在西方取得自由,才能同俄国对抗”。希特勒的副官贝洛回忆道,同苏联作战时,他(希特勒)要摆脱后顾之忧。然而,英国的战事却因为英国人民的不肯屈服和希特勒骨子里灭亡苏联的狂妄野心,使得希特勒“在对英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也要以一场速决战打垮苏联。”


30年代苏联十分警惕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对日本,苏联积极主张与之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欧洲,全力奉行集体安全政策来制约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扩张。1935年与法国巴图外交相呼应以争取缔结东方公约。在东方公约流产后,苏联于当年与法国和捷克结成双边互助条约。1938年,在德国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扩张时,只有苏联坚持正义立场,发表严正声明,并表示愿意履行承担的义务。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国际形势大为恶化,欧洲局势出现了西方所盼望的祸水东引的局面。对此,苏联虽然提高了警觉,但依然把与英法等西方的和谈放在首位。英、法、苏莫斯科的政治和军事谈判已经是苏联通过集体安全和联盟的方式消除两线作战中来自欧洲法西斯危害的最后机会。为了消除或推迟对苏战争危险,1939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外界发出了明确的试探信号:苏联不会让“惯于要别人为之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拖入冲突”,苏联愿意同一切对苏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同年8月,苏联的对欧政策发生急剧的转变,即从集体安全转为避免首先成为法西斯德国入侵的受害国。尽管,人们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并不相同。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它使希特勒不用害怕两线作战。但是,对苏联而言,高度重视法西斯德国的威胁并防止自身两线作战情况出现的初衷没有改变。当希特勒的铁蹄横扫西欧时,苏联及时调整其外交政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是苏联保障其安全的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它避免了苏联同时对德、日开战。


其次,所谓两线作战问题,除了避免使自己遭遇两线作战的同时,还要迫使对方陷于两线作战。因此有关两线作战的另一层含义是,竭力使交战对方陷于两线作战,包括防止出现针对己方两线同时用兵的国家联盟。1939年英、法、俄三国莫斯科谈判前后,正值欧洲战争爆发前紧张的外交斡旋的时候。显然,两线作战成了他们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和砝码。对于竭力避免两线作战的希特勒而言,就是要尽一切可能破坏国际上主要是英法苏等国组成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这一目标如不能实现,纳粹德国定将陷入灭顶之灾。当时的波兰问题包含了多重意义,一、灭亡波兰本身为德国扫清了日后发动西欧战争的后顾之忧,即包含了在未来西欧战役中避开两线作战;二、让苏联在未来的西欧战争中保持中立,避免出现第一次大战那样的英法俄联盟。可以说德国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是既怕又恨,德军将领曾表示:“如果德国与西方列强交战之外还必须同俄国打仗,就简直没有打赢的机会。”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展开的扑朔迷离的外交角逐中,“希特勒急于促使苏联保持中立”。为此,德国一改过去反共反苏的面目,对苏联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作出重大让步。应该说,德国实现了其预期的破坏英苏关系,使苏联在西欧战事中保持中立的目的。本来入侵波兰前的德国也是它最易于陷于两线作战的时候。一旦形成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也就意味着西方两线作战战略的成功。耐人寻味的是在波兰危机日益紧迫之时,希特勒似乎并不害怕英国和法国发动西线进攻,相反,借着此时的外交活动却求得了从东方获得避免两线作战的条件。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则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与纳粹德国进行的秘密谈判中同样以“两线作战”为幌子,迫使希特勒重新回到慕尼黑谈判轨道上来,继续他的绥靖之梦。其结果,德国与苏联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打碎了西方与苏联结盟的努力,赢得了发动西欧战争的绝好时机。丘吉尔曾颇为惋惜地评述到:“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西方“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纳粹德国便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为发动世界大战扫清障碍的工作。


法国战败后,英国孤军奋战抵抗控制绝大部分欧洲的德国。英帝国总参谋长迪尔说:“我们国家一千多年来正第一次面临遭受入侵的危险”。对英国而言,英国所维持的抗德战线是极其脆弱的。而这时,苏联和美国都不希望卷入欧洲战争中。对此英国除了坚守英伦三岛本土的保卫战,不惜一切代价牢牢咬住纳粹德国外,最想做的是开拓和寻求美国与苏联的支持和合作。1940年美国已经逐渐同英国结成一种日益亲密的伙伴关系。同时,英国力图打开与苏联关系的新局面,希望用两线作战来牵制德国。为此,英国派遣了对苏联有好感的工党左翼领袖克里普斯出任驻苏大使。尽管由于过去的陈见和隔阂,英国的努力成效不大,但是英国仍然不放弃努力。苏德战争爆发前,英国情报处将早就获得的有关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情报转告给苏联。事实上,英国对苏联的参战期待成为希特勒下决心进攻苏联的原因之一。在希特勒看来,英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和美国身上,他认为“如果俄国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就会粉碎”,“如果俄国垮了,对英国来说,美国也就保不住了”。苏德战争爆发当天,丘吉尔掩盖不住内心狂喜,表示“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当时,英国著名工党评论家迈克尔·富勒这样评述到:“1941年6月22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已在预计之中。” 7月12日,英苏签订了《苏联和大不列颠政府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英国与苏联从东西方两边建立抗击德国战线的态势已然形成。


早在1940年欧洲战争进行时,美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就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然而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先欧后亚”战略受到干扰。甚至连丘吉尔也不无担心,“我们意识到一种严重的危险,即美国人可能致力于在太平洋上对日作战,而让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去打德国和意大利”。然而,值得称道的是美国并没有因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改变其初衷。美国在二次大战中能够坚守“欧洲第一”战略或者是“欧攻亚守”战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从美国的根本利益和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坚持德国第一的方针,确实不容易。美国“先欧后亚” 的两线作战战略是在中国、英国和苏联先于美国参加反抗德日意法西斯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美国的参战不仅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起来了,而且还意味着在对法西斯国家实施两线作战打击中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在此之后的战争进程中,美国充分利用了“先欧后亚”的两线作战战略,不仅置德国和日本于两线作战,而且大大调动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在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对美国“先欧后亚”战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美国在亚洲处处被动挨打。相反,美国积极谋求对日本的反击。尤其是在1942年中途岛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后获得了制海权和主动权后,逐渐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1943年下半年,美国利用日益增强的兵力兵器,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至1944年初,盟军在太平洋地区拥有作战舰艇441艘(其中航空母舰28艘)、飞机6676架,美军官兵达160万人,从“逐岛进攻”到“越岛进攻”。正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迫使日本陷于两线作战或多线作战的困境。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成为对德日开展两线作战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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