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碧蹄馆之战

xuerengui 收藏 5 2853

试谈碧蹄馆之战

一、前言


公元1593年 (明万历二十一年 朝鲜宣祖二十六年 日本文禄二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双方在朝鲜王京(今汉城)以北的碧蹄馆,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史称“碧蹄馆之役”。此次战役的规模,较之此前的平壤、此后的晋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战均有未逮,却由于其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成为中、日、韩三国史学家长久争论的话题。


1593年初,继平壤战役大败小西行长之后,明朝的近四万援朝部队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的指挥下大举南下,日军各地守军望风而走,凤山的大友义统,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纷纷向南撤退,明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内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八道,已有二都(平壤、开城)五道(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镜)的大部分地区重回明、朝一方的掌控之中。


而正于此时爆发的碧蹄馆之役,却使明军一泻千里的攻势戛然而止,李如松主力退回开城,开始倾向于和谈,而日军则借此赢得喘息时间,重新收缩集结兵力,确保了对朝鲜南方的控制。


关于此战,中、日、韩三国都有许多记载。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方史籍有明朝援朝经略宋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随军将领钱世桢所著《征东实纪》、兵部职方主事茅瑞征所著《万历三大征考》,以及明朝史档《明史》、《明神宗实录》。近代研究则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松东征考》、李光涛先生所著之《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关系史》等。朝方的记载,有当时官居李朝领议政兼都体察使(相当于首相)的柳成龙所著《惩毖录》、朝鲜史档《李朝宣祖敬昭实录》,以及申炅《再造藩邦志》、赵庆南《乱中杂录》等裨史。日方资料,则有日本陆军旧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 朝鲜役》、中野等著《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北岛万次著《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曾根俊虎《日本外战史》、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等。


但就是这些来自三国各自的权威资料,对这同一场战役的记述却分歧极大,屡屡出现互相矛盾,彼此抵触的问题,也令后世的学习者们困惑不已。笔者不才,愿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试对三国史料进行一下分析总结,希望能求同存异,达到稍稍理清这一段历史的目的。



二、战前筹计:


时年正月八日,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于平壤大败,一路南逃,十七日撤入王京。其他日军如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亦开始向开城撤退集结。十六日,担负监军的大谷吉继赶赴开城,亲自劝说准备在此与明军决战的西国老将小早川隆景同意撤退,十八日,日军放弃开城,各部相继南下,二十二日进入王京(《日本战史 朝鲜役》)。


二十日,明军先锋李如柏、李宁所部进入被日军放弃的开城。二十三日,李如松率明军主力到达[2],开始救济灾民,安定人心。据朝鲜元帅金命元的奏章:“见本府士民饥馑,发银一百两、米一百石,命张世爵俵散赈救……”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明军也只能从牙缝里挤出这些了,自入朝以来,李氏朝廷所供应的粮草就一直时断时续,混乱的时局和李朝臣僚的玩忽职守,令明军的后勤供应频频中断,《宣祖实录》即录有同年二月大臣李德馨弹劾将领金应瑞的奏章:“启:金应瑞尽率其军输送粮料事已受分付,而今无一石之到,诸将之不用命至于此,极极为痛愤……”。又,“上曰:粮饷措置几何?德馨曰:千里军粮,势必匮乏,而朝廷不为料理,使粮草不继……”


重镇平壤一战即告失守,这消息震惊了所有在朝日军。坐镇王京的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紧急会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等军监三奉行和南撤的诸将领召开军议,商讨迎战事宜。与会日军将领分成笼城和出击两种意见,石田等三奉行主张笼城据守,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武将则坚决要求出城决战,最后出于城内军粮不多,难以长期坚守的考虑[3],出击派的意见在军议中占了上风(北岛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而西国猛将立花宗茂得到隆景“立花家三千士兵足以匹敌他家一万(立花家の3千は他家の1萬に匹敵する)”的赞誉,被委派出任先阵(天野源右卫门《立花朝鲜记》)。


此时集结在王京的日军共计五万余人,编成三部准备出击迎战明军。


前军由小早川隆景率领,编内有:


先阵 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宗茂之弟)三千人

二阵 小早川隆景 八千人

三阵 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广门 五千人

四阵 吉川广家 四千人


后军由宇喜多秀家率领,编内有:


先阵 黑田长政 五千人

二阵 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 五千人

三阵 加藤光泰、前野长康 三千人

四阵 宇喜多秀家 八千人


后备队则由小西行长、大友义统的万余败兵组成,驻守王京。

(《日本战史 朝鲜役》)



入朝明军兵力为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平壤之战时伤亡二千二百八十八名,可用之兵尚有约三万六千余人,但“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4]


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以下,以副总兵都督佥事杨元统领中军,麾下有:参将杨绍先率领宁前等营马兵三百三十九名,标下都司王承恩领蓟镇马兵五百名,辽镇游击葛逢夏领先锋右营马兵一千三百名,保定游击梁心领马兵两千五百名,大同副总兵任自强并游击高异、高策共领马兵五千名,标下游击戚金领车兵一千名,共一万零六百三十九名。


副总兵都督佥事李如柏统领左军,属下包括:副将李宁、游击张应种领辽东正兵、亲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名,宣府游击章接领马兵两千五百名,参将李如梅领义州等营军丁八百四十三名,参将李芳春领马兵一千名,参将骆尚志领南兵六百名,蓟镇都司方时辉领马兵一千名,蓟镇都司王问领车兵一千名,宣府游击周弘谟领马兵两千五百名,共一万零六百三十二名。


副总兵都指挥使张世爵统领右军,下辖本官并游击刘崇正领辽阳营并开原参将营马军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原副总兵祖承训领海州等处马军七百名,原副总兵孙守廉领沈阳等处马军七百零二名,原加衔副总兵查大受领宽佃等处马军五百九十名,蓟镇参将吴惟忠领南兵三千名,标下都司钱世祯领蓟镇马兵一千名,真定游击赵文明领马兵两千一百名,大同游击谷燧领马兵一千名,共一万零六百二十六名。

(《经略复国要编》)



三、前哨战之疑: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得到朝方哨探的一条消息:“倭贼已退,京畿(王京)已空”[5] 。为证实此消息的准确性,李如松当日即遣副总兵查大受率所部五百余骑,以朝鲜防御使高彦伯为向导,南下探查王京虚实。


二十五日晨,当查大受部的前哨到达王京以北的昌陵附近时,突然遭遇一小股日军。据日方记载,这是日军将领加藤光泰和前野长康率领巡查王京周边的物见队,由四十骑武士和一些足轻从者组成,共约一百五十兵力。双方在短促交手之后,数量占劣势的日军被斩首百余级,余部逃回王京报告(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另,《日本战史 朝鲜役》称日军损失为六十余人。


关于这场战斗,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关系史》中记为:“查大受军队在二十七日于高阳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相遭遇,双方展开战斗,明军斩首六百余级,日军败退(《中日关系史》第四章 第五节 明日战争)。”附注中注明此资料援引自《宣祖实录》第三十五、三十六卷。


两相对照之下,发现中日双方的记载不仅战果上有很大差异,日期也差了两天。笔者查阅日方诸史料,无论《日本战史 朝鲜役》、北岛万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等,对加藤光泰败战的日期记载都确定为日历二十四日(即明历二十五日),这些日史著作同时出现如此误记的几率很小,那么,《中日关系史》中会不会记错呢?


笔者根据注释线索,翻阅《宣祖实录》第三十五、三十六卷,查得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和领议政柳成龙、右议政俞泓关于此战的奏章。


金命元报称:“(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大受与彦伯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诸将因此益轻敌,贼将闻其前锋为大受所破,悉众而来……”


柳成龙奏章:“是日(二十七日)晓,查总兵与防御使高彦伯驰到昌陵近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


俞泓奏章:“本月二十七日李提督领兵发,行闻查副总、高彦伯同往体探,适逢贼六七百名,斩获四百余级,则贼众无数出来……”


笔者注意到,金、柳、俞在奏报中都没有提及对方头目的姓名,却都提到在明军在刚结束战斗之后,就遭遇了日军大队人马,柳成龙更认为这数百人是日军引明军上钩的诱敌之计,如果这真是加藤光泰巡逻队的话,日军大队人马随后倾巢而出紧跟其后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笔者认为,金、柳、俞奏报中所提及的这支日军,并非加藤巡逻队,而是后文中将要提到的立花宗茂前队十时连久所部,加藤光泰这支百人小队的遭遇在朝鲜三重臣的奏报中并没有提及,《中日关系史》很可能误解了《宣祖实录》中的原档,把这两场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战斗混为一谈了。

四、如松南下兵力考:


二十六日,得到查大受初战报捷的消息后,李如松亦亲率轻骑南下。


关于李如松南下的兵力多少,一直是各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中方学者认为李仅率少量轻骑南下,而日方学者坚持认为应有大部明军相随,如《日本战史 朝鲜役》、《日本外战史》、学研《文禄庆长之役》等资料,虽然都肯定了明军在开城留驻了约半数人马的事实,但均认为仍有二万余人的部队随李如松南下,此外更有《朝鲜军记》、《朝鲜征伐记》、《征韩录》等称李如松率众达十余万之众。亦有人提出支持性分析,指李如松身为全军统帅,身边不可能没有大军主力相随保护。


其实持此种观点的人,实是不了解李如松其人。李如松之父,乃是明朝辽东名将李成梁,李成梁一生征战塞外,惯于只带轻骑偏师出奇制胜,他曾在万历三年至十九年间,多次以少数精骑锐卒出塞,长途奔袭蒙古鞑靼土蛮各部,屡获大胜(《明史 李成梁传》),李如松从小跟随父亲戎马生涯,亦多用此战术,这也包括了致令他败死的最后一战。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松再一次仅率二千轻骑出塞,奔袭鞑靼土蛮炒花部的巢穴,但当他长途行军四百余里赶到目的地——抚顺浑河地区时,却发现数万土蛮健骑正在草原集结,准备进行一场大型的游猎聚会。猝然的遭遇令李如松措手不及,两千骑兵全军覆灭,李本人力战身死,卒年五十岁。


由此可见,李如松从开城仅率少量轻骑南下,虽以常理度之有些奇怪,但就他个人来讲却是带兵习惯使然。


而中朝史料中诸多此战亲历者的叙述记载,在这里更给出了肯定的结论。


《经略复国要编》之《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中转呈了李如松对此战的揭报:“本月二十六日职先遣原任副总兵孙守廉、祖承训、游击李宁等选领精兵三千,前锋哨探王京道路,以便进兵埋伏攻取。去后二十七日,职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选带兵丁二千亲去踏看,至马山馆离王京九十里,留杨元领兵一千继后,职与李如柏、张世爵等领兵一千前行……”


随军将领钱世桢的《征东实纪》则从另一角度提供了当时目击者的旁证:“是时查大受料倭奴必奔,欲功自己出,遂伪报倭奴遁逸者强半,王京可不烦兵下,以故提督公不省,二十六日忽见李宁、孙守廉、祖承训率提督公家丁三千余人披甲乘马而出城关西,诸将皆不与闻,迎问之,各支吾而不令失口,窃怪焉,追见提督公,察其意气云何,公曰:吾当前往探路,诸将各率百人随行可也。沿途解冻淤泥泞滑艰难万状,抵临津江冰涣无舟渡,询乡导浅沙而济,日暮抵乌山,去王京八十余里,诸将既非全军,皆互散无复部伍……二十七日,候令调遣,辰时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未暗,报马驰至云:贼于前军交扑,酣战已久。顷之,提督公率其属而回。”


《宣祖实录》中柳成龙关于此战的奏章:“启曰:二十六日提督由开城府渡临津浅滩驻兵于坡州,二十七日后提督与李都督(如柏)率家丁百余驰向碧蹄,将欲亲自体探于京城,诸军不动……”


备边司转当时随明军行动的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奏报:“(提督)二十六日自临津下流涉滩以过进次坡州,(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先是提督以粮饷不敷,中分其一半留镇东坡,一半渡江,至是势急,急遣人促召后军,才过公尾(其字上公下尾)岩,前军已罢还矣……”


随军观战的汉城府判尹、知中枢府事李德馨上奏:“二十七日祖承训、查大受、张彦忠、李宁等率三千余兵往碧蹄遇贼相值……查大受请提督来观贼势形止,辰时提督以单骑驰往……”


接待都监转述明军游击陈方招的口述:“启曰:游击陈方招来言,去月二十七日,先送五百军马体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于后……”


依韩国地理志,从开城向东南约25公里为东坡,再5公里为临津江,过江约5公里为坡州,过坡州25公里为碧蹄館,碧蹄館南15公里即为王京。


从各方不同的叙述中,大略可以理出李如松的行动及兵力调拨:二十四日先以朝鲜将领高彦伯为向导,查大受所部五百军马南下哨探,结果遭遇日军加藤物见队,小有斩获。李如松有可能是接到了查大受初胜后“倭奴遁逸者强半,王京可不烦兵下”的报告,遂在未知会众将的情况下,自遣孙守廉、祖承训、李宁率三千人于二十六日晨南下王京,自己亦于当日与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亲信重将率二千家丁随后动身,渡过临津江下营坡州。其余诸将,则是在闻讯后各带少量随从跟上的,人马均留在了开城。二十七日辰时之前,和李如柏、张世爵等仅率数百至千家丁即行赶往碧蹄馆,杨元及其他诸将留驻坡州。江北的东坡留下了一半粮草,应该还有部分兵力守卫。


朝鲜方面出动的兵力,据李德馨上奏:“李苹(所部)在新院近处,都元帅(金命元)率军百余在天兵之后矣。”


此外,《宣祖实录》中另有李德馨的一篇奏章,其中提到明将李宁、张应种曾于当月二十一日率精骑六七千在坡州结阵下营,以为警戒王京方向的前哨。奏章中没有提及这支部队后来的行动,但从钱世桢目击二十六日晨李宁等人率部出开城的记载来看,这支部队应该是被召回了,但也可能留下少量人马在坡州建立前哨警戒营地。


以上,相对于中、朝方面各种能够互为支持的史料记载,日方对明军的人数估计则显然缺乏站得住脚的判断依据。个人认为:日方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也不过是当时日军的侦察情报所得,而限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和双方敌对态势,是很难得到绝对准确的敌方数字的,因此,中、朝方提供的人数理应更为可信。


五、开战:


加藤物见队在距京城数里之外遭遇明军袭击的消息,令王京日军迅速行动了起来。《日本战史 朝鲜役》记载:四万日军当即出城准备迎战,但向北搜索了四、五里,却发现查大受部已然退回坡州,只得无功而返,但从此加强了对王京以北的警戒和巡视,并在弘济院设立前哨阵地,以反制明军仍然不时出没的哨骑骚扰。


关于查大受部退回坡州的行动,中朝史料中未见任何记载,亦未提及查大受二十五日进抵王京附近之后直至二十七日之间的行动。


二十七日丑时(凌晨1~3时)许,由立花家两位家老——十时但马守和森下备中守钓云,以及“骑士铳卒各数十”组成的物见队,在王京以北约12公里的砺石岘附近发现明军大队的踪迹,火急回报本队。于是,枕戈待旦的日军迅速行动起来,立花宗茂军先行,各部跟随其后,相继向砺石岘进发。(《日本战史 朝鲜役》)


当先赶到的立花宗茂迅速占领砺石岘,由于当时大雾弥漫影响了视野,宗茂并未急于进攻,而是一面下令士卒吃早饭,一面开始排兵布阵:先阵小野和泉守镇幸、米多比丹波守镇久七百人,中阵十时连久、内田统续五百人,后阵宗茂与其弟高桥统增二千人。此时十时连久提出,小野镇幸和米多比镇久皆为家中重臣,未防有失不可为先锋,并慨然自任,得宗茂许可争得先锋之位,于早六时开始超越先阵进军。(《立花朝鲜记》、渡边村男《旧柳川藩志》)


七时,十时队与明军骑兵先头部队发生接触。据《立花朝鲜记》的描述,在日本九州号称“生摩利支天”的猛将十时连久,此时虽已是五十岁的老将,仍然表现得勇猛非凡,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亲斩对手五六人落马,率部将这支据称足有二三千人众的明军击破,其残部向北方的望客岘逃去。


但关于此部明军的具体人数,日本的各种记载却说法不一,《日本战史 朝鲜役》记作二千马军,曾根俊虎《日本外战史》、奥田鲸洋《日韩古迹》则均说仅有数百。


当追击到距离望客岘数町(几百米)距离的时候,忽然遭遇六七千明军增援部队的反击,十时连久以下百余人战死,立花宗茂军陷入苦战(《日本战史 朝鲜役》)。


而据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所说,立花军当时其实是使用了一种“示弱”战术,即以十时连久的五百兵力正面楔入敌阵然后撤退,引诱敌军追击,立花宗茂则率本队主力二千人绕到明军右翼,寻机攻打敌人移动中暴露出的薄弱部位。不料明军的火炮太过猛烈,当十时连久成功完成诱敌任务准备撤出时,负责接应他的小野镇幸却被明军风暴似的大炮轰击所阻,待小野队终于冒着炮火突入与之会合之时,十时连久已死于明将李如梅箭下,与他同时战死的还有其部下百余人。但连久虽死,立花宗茂的本队却借着大雾绕到了明军右侧,趁明军骑兵的追击队形尚松散时,突然发起了攻击,并与正面的小野镇幸相互呼应,从两面交替打击明军的中军。


“宗茂的二千余骑疾驰到(离敌军)仅有3町的地方,一齐呐喊后,从左侧发动攻击,打乱敌军阵形后撤离。(镇幸)八百余骑向顽强抵抗的余势追击,讨得二千余敌(《立花朝鲜记》)。”


作为《立花朝鲜记》著者的天野源右卫门,是亲自参加了这场战斗的立花家武将,他对战斗情形的记述有很高的直观性和参考价值,但就上面这段文字来说,却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杀敌二千的战功连桐野作人等日本学者也都认为是太过夸张的虚报,而对明军火炮的描述也与实情不符:当时明军的火炮器械都留在了开城,在碧蹄馆施放的只是神机箭而已[6] 。




但除开这些,倒也确与朝方史料有吻合之处,柳成龙奏章中提到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或许就是对这一段战事的描述[7] 。而金命元、俞泓奏报中“斩获六百余级”、“适逢贼六七百名斩获四百余级”的战绩,用在这里虽然也显夸大,但也比用在仅有一百五十余人的加藤小队身上要合适的多。此外,申炅《再造藩邦志》中也有一段记载:“黎明贼数百出阵于弥勒院前野,査大受与高彦伯领数百骑进击,斩贼一百三十级。”和日方提供的损失颇为相近。


至于中方此时投入的兵力,笔者认为,日方先后遇到的“二三千马军、六七千增援”,其实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查大受五百前哨和孙守廉、祖承训、李宁的三千后继。而此时的李如松,按照同驻坡州的钱世桢所言:“辰时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应该刚出坡州不久。


据《再造藩邦志》所载,査大受两战告捷,意气风发,“驰禀于提督曰,贼已夺气,愿速进兵。提督与麾下数十人,鞭马而出,三协大将亦与家丁数十,相继驰赴。”如果査大受当时真是如此传报的,那么他很快就要自悔失言,并十万火急地再发出一份内容截然相反的告急文书,因为不仅立花宗茂的本队即刻就要杀到眼前,四万多日军主力也正在通过砺石岘山口,漫山遍野的向他扑来。


但《再造》属于裨史,其中所载或有传言,不足尽信。比如这段话里就至少有两处谬误:一是从时间上推算,李如松不太可能是接到査大受的报捷后才从坡州出发的,报捷信使约七时从砺石岘出发,途经60余里山路才能到达坡州,这样李如松接报后再动身总要到八时后,而据钱世桢所言他此时已经出发了;二是三协大将并未全部跟来,留守坡州的中协大将杨元因此成了李如松最后的救命棋子。


不管《立花朝鲜记》等日方军记有多少水份,到上午巳时(9~11时)许,立花军在又付出武者奉行池边永晟战死,百余士兵伤亡的代价后,已经将数量与其大体相等的明军一直逼退到了望客岘以北地区——虽然这里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査大受、祖承训们是被立花军后面不断涌出,仿佛无穷无尽的日军后续部队吓退的——但应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立花军的奋战,日军已经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据《日本外战史》记载,当时战事极为激烈,“宗茂铠上箭如猬毛”,不得不退到西面小丸山上稍事休整,黑田长政军上前接替其奋战,才逼退了明军。双方暂时脱离接触,准备整军再战。


六、午前:


李如松辰时之前即已动身出发前往碧蹄馆,其随行人数,李德馨称“单骑驰往”,柳成龙说是“百余家丁”,金命元先称“单骑驰向碧蹄”后又说是“精骑千余”,李本人则自报“领兵一千”。之所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辜妄猜想:《再造》中“相继驰赴”一句或能解释此问题,即李如松的出行是临时决定的,非常仓促,李如柏、张世爵等将领都是在闻讯后陆续追赶上来的。而李如松之所以会在清晨就仅带少数从人匆匆南行,很可能是在更早些时候收到了査大受发现敌踪的报告——十时、森下物见队能发现明军先头部队,査大受的斥候同样也可能发现了日军。


行至惠阴岭,李如松接连收到了前军先喜后忧的飞报,“提督方行路上,见彦伯军官,详闻贼势,遂驰往碧蹄(《宣祖实录》金命元奏报)”,虽然得知战场形势已经出现了逆转性的剧变,但李如松仍然坚持继续赶往前线,越岭之时,由于道路湿滑,李又急于赶路,不慎马蹶坠落,跌伤左脸,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个不祥之兆。随后追至的李德馨目击了当时的场面:“辰时提督以单骑驰往,臣进往于惠任(阴)岭,令从事官及军官一人先往碧蹄措办支供矣,官军急驰还来,言倭贼无数出来云,臣在军后望见,则贼数十倍天兵,无虑累万,臣大惊驰往,则提督马蹶伤股,良久而起矣。”


据李如松的自述,他于巳时左右赶到战场,见査大受、祖承训等面对不断增多的日军正在犹疑不决,且战且退,当即喝令众军一齐向前,对日军发动了反攻。“至碧蹄馆离王京五十里,闻报我兵与贼对敌,职即督兵驰至,见得各将因贼势众方在迟疑,职当即奋喝将士如敢畏缩不前者斩首,于是官兵齐上与贼砍杀一处,从巳至午……(《经略复国要编》之《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裨史《再造》和《宣祖实录》中金命元的奏报,为其提供了参考佐证:“提督踰惠阴岭,坠马伤面,换乘而前,诸将鼓勇争先,望见贼阵而进,於是提督挥其军为两翼而前……督将士殊死战,从巳至午。” “……遂驰往碧蹄,路上马蹶坠落伤脸,时南浙炮兵俱未及到,只有手下精骑千余。提督即麾已到之兵,进阵于野,与贼对阵……”


但此时,明军在战场兵力劣势却越发明显了。同样在巳时许,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率领的四万日军主力已赶到了望客岘战场。


日军再次进行阵前紧急军议,石田等奉行认为明军新到增援士气必盛,应该撤退以避其锋,于是着黑田长政去劝说前军主将小早川隆景撤军,遭隆景断然拒绝,大谷吉继又亲自前往相劝,隆景面对吉继和众将痛陈利害,指出“此时撤军,彼若追击,我军则进退维谷,今日之战,我军必并力向前。”众将感奋,皆愿一战,于是隆景下令重新布阵,他亲自接替主攻位置,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等随后跟进,另使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广门等五千人从东侧的山上包抄明军左翼,而已经奋战一上午的立花宗茂军则在休整之后,从西侧山上向明军右翼迂回(《日本外战史》)。


巳时下刻,小早川隆景以麾下大將粟屋景雄、井上景贞各领三千人分左右两翼向明军逼近。甫一交战,左翼的粟屋景雄即遭遇了明军神机箭和弓箭的猛烈射击,队伍一时大乱,一部明军骑兵趁机越阵而出,直冲粟屋队,粟屋景雄奋力拒战,渐渐不支,右翼的井上景贞急忙准备上前支援。此时,小早川家的谋士佐世正胜谏言:“敌势猖獗,粟屋队很快就要不支后退,毋宁待敌军追击之时,从山坡上猛然冲下击敌侧翼,则敌军必败。”景贞从之。须臾之间,粟屋队果然败退,明军骑兵追击而来,“恰如海潮涌至”,井上队遂一齐呐喊,冲下山坡,粟屋队亦回身反攻,同明军展开了一场恶战(《日本战史 朝鲜役》)。


近身搏战之中,明军骑兵的装备劣势显露出来,除了神机箭外,明骑兵仅携带了随身配刀,《再造》称“提督所领皆北骑,无火器,只持短刀。贼兵迫前突阵,左右挥击,人马皆靡,无敢当其锋者。”《惩毖录》亦言明骑兵的佩刀不过是“锋不利而钝”的短刀,与日军的武士刀相斗往往“被左右斩击,刀被斩断,人倒马翻,敢立于前者无一人也。”


此外,地形地势也限制了明军骑兵的发挥。从砺石岘至碧蹄馆,皆是崎岖狭窄的河流溪谷地形,略平整处则散布民间水田,极不利于骑兵机动。加之头天晚上天降大雨,地上的冰雪初解,道路泥泞不堪,马匹的速度优势荡然无存,反倒限制了骑兵的行动。[8]


金命元和李德馨的奏报中描述了当时激战的情形与明军窘境:“与贼对阵,先放神机箭,初一交战,贼少却,而以见天兵小,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冲中坚,天兵全无器械甲胄,徒手搏战……”“提督挺身独进,火炮诸具并不输去,只放神机箭,贼则放炮先来,天兵直突搏战,则贼少退,未几,贼左冲右突,一时直前,天兵不得抵敌,一边使诸将领兵结阵,一边使疲卒先退矣……”


一番激战之下,人数和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明军渐渐不支,战线开始向北推移。


据日方《鎌倉党の歴史》记载,在主战场渐占上风的同时,从右路迂回包抄的小早川秀包队却在途中突然遭遇了一员名叫李大孤的明将率领的一万明朝援军的奇袭,陷入一片大乱。混战之中,先锋大将横山景义,家臣桂五左卫门、内海鬼之丞、波罗间乡左卫门、伽罗间弥兵卫、手岛狼之助、汤浅新右卫门、吉田太左卫门等纷纷战死,明军直扑到秀包马前。小早川秀包乃日本西国名将毛利元就之九子,虽年仅25岁,却已在四国、九州多立战功而享有武勇之名,此时亦亲自手持短枪,纵马与扑上来的明军恶战。激斗中,秀包一度被明军拉下马来,几乎被杀,幸亏家臣桂繁次、粟屋源兵卫、白井包俊、荒川善兵卫、井上五左卫门等拼死上前搭救,将秀包抢了回去。


但无论明国还是朝方史料中,均不见有明将“李大孤”的任何记载,而其所率突然从天而降的一万明朝援军,又显得过于离奇。关于明军此战的投入兵力笔者前面已经详细阐述过,在此不复赘言。笔者认为,如果秀包队真曾经遇袭的话,要么是被从正面战场分出的一支明军偏师拦截,要么是遭遇了在李如松出发后陆续跟来的小股部队,而李大孤其人及其所部,不仅不见于中、朝方面的任何史料,日本比较严谨的研究著述中亦未有提及,显然不足为研史者所取信。


由于战线的北推,小早川秀包终于得到正面战场粟屋、井上两军的支援而得以脱困,在东面山上重整队伍。经验丰富的老将隆景,已看出明军兵寡战疲的弱点,下令作战移时的粟屋、井上两军休息,自己亲率本队生力军上阵,以保持对明军连续不间断的压力。


明军此时已后退至高阳,李如松亲自上阵督战,但久战之下的士兵已疲惫不堪,遍地泥淖更使得战马举步维艰,李部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

七、午后:


近午时,日军左右翼的部队从山上迂回到位,完成了对明军的三面包围,小早川隆景居中,立花宗茂在左,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在右,同时发起了总攻。“贼众接续愈添,分布沿山遍野,由两山夹空将我兵围住……(《经略复国要编》之《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李如松见情势危急,跃马冲至阵前,“与手下骁将数十人亲自驰射”(《宣祖实录》金命元奏报),但明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随着一阵铁炮的激射,右翼大乱,士气高昂的立花军率先突破防线,李如松及部下已落入了绝境。


危急关头,杨元率领的援军终于赶到,从日军尚未合拢的北面一气杀入,为被困明军打出了一条后退的生路。


时至此时,骁勇的李如松仍不愿言败,依然试图整军反击。


“副将杨元领参军郑文彬等各率亲丁兵马急来接应,砍入重围,贼方稍退,职乘乱奋率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等并中军旗鼓官王希鲁等冒死冲砍,杀贼数众……(《经略复国要编》之《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明将杨元等新锐兵来援,李如松大喜,明军势力回复,又复防战……(《日本战史 朝鲜役》)”


但日军后队源源而至,吉川广家、黑田长政,以及宇喜多军的大将户川达安等纷纷上前夹击,李如松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下令退兵,李本人率家将亲自殿后,且战且走,掩护大军向北方的惠阴岭撤退(《日本战史 朝鲜役》)。


明军既退,日军各部无不趁势掩杀,立花宗茂、井上景贞两军当先冲击明军殿后部队。“臣上惠任(阴)岭,见提督与诸将且战且退,天兵三百余名与倭搏战……”“提督殿后而还,贼三千余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贼遂乘锐乱斫,天兵死者数百……”(《宣祖实录》李德馨殿上奏对、金命元奏报)


李如松身边的护卫越战越少,数十名日本武士已冲近如松马前,危急之时,其亲兵指挥李有昇“以身捍蔽,刃数倭(《再造藩邦志》)”,自己也被小野镇幸和井上景贞夹攻,钩下马乱刃分尸。小野镇幸之弟小野成幸头戴金箔押桃型兜,抢前急击李如松,被李如梅赶来一箭射杀,李如柏、李宁等纷纷返身杀回,接应主将脱险归队。


李有昇其人,正史中无详细记载,《再造藩邦志》为其做小记:有昇,辽东铁岭卫人,勇力绝伦,常随提督,左右不离,至是死焉。


据《旧柳川藩志》记载,除小野成幸外,小野镇幸的副将小串成重、家臣安东常久等亦皆战死于此时。


明军部队交替掩护,越过惠阴岭而去,小野镇幸顾忌明军再有后援出现,下达了立花军停止追击的命令,小早川隆景亦传令收兵,日军打扫战场后撤退,于下午五时许回到王京(《日本战史 朝鲜役》)。


明军于未时下刻(下午3时)退返坡州,次日北渡临津江返东坡,月末撤回开城。《宣祖实录》载:柳成龙、金命元、俞泓、李德馨等随军朝鲜大臣闻知明军欲退,集体赶往李如松大营力阻,李以“此处马草乏绝,后有江水,火炮器械南方炮手亦未易到”为辞,言欲回东坡休兵数日,柳成龙等又跪陈苦求,但李部下副将张世爵等皆力主退驻,如松遂一面温言安抚柳成龙等,一面传令退兵。



6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5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