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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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 目前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很有必要重做探讨。   自秦汉至清代两千余年的中国为封建社会,这是目前中国史学界的“常识”,它是由郭沫若提出的。但事实上很多史学大师持有不同观点,比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以后的则是“家产官僚制”社会。费正清也认为,用“封建”一词定性中国古代,价值很小。梁漱溟和钱穆也持类似观点,梁漱溟说:“中国自战国以来已从封建制解脱,因而漫然以封建概论一切,是

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

目前经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本身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很有必要重做探讨。

自秦汉至清代两千余年的中国为封建社会,这是目前中国史学界的“常识”,它是由郭沫若提出的。但事实上很多史学大师持有不同观点,比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以后的则是“家产官僚制”社会。费正清也认为,用“封建”一词定性中国古代,价值很小。梁漱溟和钱穆也持类似观点,梁漱溟说:“中国自战国以来已从封建制解脱,因而漫然以封建概论一切,是何足以服人?”钱穆的话是:“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这些大师的论点,都是以详尽的史实为论据,它提示我们,对于“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这个“常识”,我们应再作仔细的考量。

人们常说的“封建社会”,即欧洲历史上的Feudal System。法国大革命之后,Feudal System这一名词被用来综合叙述欧洲中世纪一般的政治及社会特征。那么与Feudal System对应的社会制度主要有哪些特征呢?(一)封邦建国、诸侯林立。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入侵推翻以后,失去了中央政府,法律及秩序崩坏,政治黑暗,小国林立,社会动乱无安全保障。那时当权的是遍布欧洲大地的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所有的属地,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单位,国王只是一个空架子。虽然仍有中央皇室的残型,其实税收之征集与支付,民法刑法之裁判,以及军队的部署,都由地方封建主说了算,因此可以说是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从政治上讲,欧洲的Feudal System的基本精神是分权、分层和分立的。封主和封臣的封建关系,实际上是松散的、含混的、暂时的、多变的、脆弱的,这意味着: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范围的统一的稳固的政治秩序,也没有一个能有效进行统一控制的政治中心;中世纪欧洲多政治中心的并存,导致争斗、武装冲突、暴力事件、大小战争不断。欧洲的中世纪十分漫长,直到14、15世纪,才再一次出现大范围的统一的政治体,当时出现了一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之类,国王在这些国家的范围内,又有了真正的权利。(二)社会等级森严。裂土分茅必须固定,所“封”的区域都成为被封者的家产,通过遗传,永为恒产。全民都处于不平等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次序。在经济上欧洲以庄园制为典型形态,农奴生产、自然经济,封建主对农民维持广泛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伴之以“超经济强制”。由于欧洲的贵族阶层大多是世袭的,因此社会结构僵化,缺乏流动性。为此,欧洲的Feudal System就规定土地不得出卖,如果土地出卖,社会流动性大,社会组织制度就无法维持。可见,欧洲的Feudal System是相对脆弱的。(三)武士精神。Feudal System使得全民都在金字塔的形状之下,本身已具有军事精神,于是武士与地主及政治力量,凝合为一,职业军人就是骑士,也是贵族。

按Feudal System的上述特征,中国只有先秦一段历史可成为封建社会。而自秦以后,中国社会呈现的面貌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可谓正好相反。首先,中国自秦以后即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虽仍有若干封建的因素,但已不成为一种制度。对于为什么中国在历史早期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但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历史是相对有力的。德国的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治水社会”的概念。他认为,东方各国尤其是亚洲,农作物需要灌溉,而灌溉则要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且,比如说中国,在历史的早期,黄河就经常泛滥成灾,庄稼颗粒无收,因此需要治理黄河,赈济灾民。为了有效地兴修水利、防洪赈灾,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进行全民动员。因此,在各种技术条件都不曾具备之际,就形成了庞大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度。

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在长期看来存有许多后遗症。比如,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容易导致“官本位”,社会上有能力的人士都投入官场的角逐,从而不利于商业的繁荣。而且,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其权力中心是在下层,因此有利于形成“契约”的观念,萌发民主的思想;而在中央官僚集权制度下,社会的权力中心处于上层,高高在上的官僚体系看待下层的民众如同牧羊人看待羊群,因此有“牧民”之说,这样的社会里只会有“民本”思想,最理想的君主无非就是牢记“船可载舟,亦可覆舟” 古训的君主,而不会产生民主主义。但是秦汉以后的中国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使得全社会起码在王朝统治的稳定期内,十分和平。而且由于单一权力中心的存在,又长期有意识地抑制豪强,采取各种方式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得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许多王朝都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消灭了西方国家那样的强大贵族阶层,因此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与西方的封建社会相比没有贵族的直接压迫和奴役,具有相对多的人身权利保障和自由,而且没有西方那种广泛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所以,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比欧洲的农奴状况要好得多。

其次,中国自隋唐以后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出身寒微的人可以通过十年寒窗博得功名,步入仕途。因此,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底层与上层之间保持了流动性,比欧洲世袭贵族制更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也是上迄文艺复兴下至启蒙运动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赞誉有加的原因。

最后,中国社会的主流传统是重文轻武,与欧洲封建时期的尚武精神截然相反。好男不当兵,武人总是粗人,为主流社会所不齿。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明朝的重文轻武现象做过精彩论述。实际上,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加上科举制度就会逻辑地导致中央重文轻武。

或许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交流的困难,秦汉以后的中国与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就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是越来越不相同的两条路。因此,从历史发生角度和概念的内涵来说,欧洲的Feudal System与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年),并不是能够等同的东西。把它们硬拉在一起,是在同一的名辞下做两套解释,凭空增加了许多的误解和混乱。这种把“写历史的大前提弄错了”的做法,实有必要主动地予以纠正。

当然,在今天要寻找一个可以代替“封建社会”并同时具有像它那样涵义丰富又简明扼要的词汇,恐怕是不容易的;在今日学术思想的发展之下,可能也是不需要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或许可在相应的地方使用“传统社会”或“传统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它着重于农耕畜牧,以和其前面的狩猎采集、它后面的工业社会这样大的阶段相区别;从而把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个“段落”都包括在内。这样,它就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可以应用到世界各个文明,因此可能是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和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与“封建社会”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个命题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很多学者回过头来追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历史,并发现和专门挑出若干“导向”近代社会的线索,再把它们“逻辑”地连贯起来,从而得出一套可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观。进一步地,他们从中国无比丰富的史料中挑选出一部分材料(同时把自认为不相关的丢在一旁),如中国的“商品经济”、“手工工场”及“包买商”制度等等,都成为“萌芽史观”长链上的重要环节;并以为有其一,必有其二、其三,或有其二,必有其一等等,随之建立整个体系。这种反向观察(追溯或逆推)、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及线性因果论的观点,会包含许多的“回溯性差异”和方法上的错误。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自甘为政治人物的一家之言作注脚;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的共同基础是,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

“萌芽史观”的再一个方法问题,估可以称为“if(假如)理论”。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即是“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提法。它不啻是认为,中国的历史,假如再某个关口或事件上“处理得当”,也许早就“行了”。例如有人以为明比清好,或是李自成能坐稳江山,将会如何如何;还有人认为,如果历史上中国没有那么多而密集的人口,便会如何如何;1793年马嘎尔尼来华时倘若与之建立近代外交和贸易关系,又会如何如何。其中一部分,是要改变根本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如庞大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在特意假设出的“史实”之后,和在达到那逻辑的结局之前,还必须有一系列的if才行。它忽略了在假设的第一个if产生变局之后,对应的所有相关方面,都可能发生改变,而且不一定是单向发展,这样怎么能再一步步假设下去?从“萌芽史观”的典型提问,“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而说,它即不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研究斯时斯地的中国,应做如何切实的努力;而是世界上有工业化带头国家并已开始影响中国的事实,在观察上坚持中国仍有一个所谓独立发生的没有外力作用的缓慢的可能发展道路,并为此制造一系列假设。这样的结果,中国的历史便不止是“一部没落史”,更成为假历史、死历史,自置于这样一种写“假历史”的地位,自然就会可悲地与时代、与当代问题和当代建设失去了共鸣和思想联系,不能不与现代的重大问题脱节。

在曾经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还存在一种认为可以不依赖国际环境而在一国之内单独实现工业革命的想法,也有很大的问题。就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来说,它的先进行业(如棉织业)就是依托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间的竞争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后者,英国的工业革命便不可想象。此外,英国乃至欧洲文明都吸取了包括科技和其他知识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若干成果,它的发展成功,并非像“独自”说那样的简单。

在工业革命的问题上,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农业文明大不一样。农业文明是从不同地点发生,然后慢慢推广开来;工业文明的产生却显得条件严苛,它是从一点出发,然后较迅速地推向全球,并把未工业化国家也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的。而且,这种体系一经出现,再谈其他国家“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不再有实际意义。这时各国所面临的,不是什么“独立发生”(因为已有了成功的先例),也不可能是什么“自行进入”(因为有着迅速的国际传播),而只是如何“追随”和“学习”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反复地追问本国“为什么没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或再去谈“如何没有外国影响”云云,既于时事无补,也易把史学引入歧途;而且我们又如何为之凭空设计一整套的耦合机制呢?

还有一种“中国绝不可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的观点,曾经兴行一时,也很值得商榷。比如梁漱溟先生曾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梁先生忽略了,世间的事物可能远比人们的想像复杂,而它所采取的因果规律,因主张一种无例外的普遍性规律,而与史实不合。以工业文明的产生而论,事实上,在西欧这一唯一“自行发展”成功的例子中,其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序”,而是反乎传统社会之常的,并具有甚至远非人力所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适逢其时地集合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结构性突变的。因此,任何绝对化的论点,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不妥当的。

就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拥有一些所谓“萌芽”的“现象”(如中国明清时代),并不一定就会发生“资本主义”;有一些地方并无“萌芽”可言(如英国的棉纺织业),却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所以,即令认为“萌芽”或“手工工场”等等的存在理论上是“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有“萌芽”也好,无“萌芽”也罢,对于其国家的工业化来说,都没有多大的关系,更不用说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了。

实际上,传统中国可能既不是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阶段上,也并非只是有一个农业社会的发展前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者间是否存在截然可分的界限,以及何谓“传统”、何谓“现代”,何谓“资本主义”,也都是学界在进一步探讨中的问题。

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汇。近些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学界更倾向于用“现代性”这个词汇来代替“资本主义”。杰姆逊就认为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两个术语在许多语境下是可以替换的。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更多地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最早发生在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迁。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理性和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现代性就是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它反对混乱、差异和矛盾。启蒙的现代性最典型的方式是数学。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计算”和讲求效率;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说,启蒙的基本精神就是思维和数学的统一;鲍曼断言:“几何学是现代精神的原型”。这些都体现了理性(逻各斯)的力量,代表了那种理性化的统一的秩序和总体性追求。用鲍曼的话来说:几何学是现代精神的原型,分类学、分等级、清单、目录和统计学是现代实践的基本策略。现代控制就是这样一种权力,亦即在思想、实践、思想实践和实践思想中进行分割、分类和分配的权力。这就是对理性和秩序的追求。

实际上,韦伯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他说,社会进步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化过程,现代性是一个“除魅”的过程。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文化生活等等)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人类社会的变迁实际上就是社会由世袭制向理性制度的历史转变。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伴随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普遍运用,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一体化、法制化和集权化的国家体制的建立,科层制的普及,以功能、绩效原则为基础的高度分化与流动的各种社会结构的形成,理性至上、个人至上、成功至上、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念的确立等等现代性因素的生成,而这些都不过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不同方面。现代社会的许多特点如专业化、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系统化、控制化等都是社会生活全面“理性化”的条件和结果。

以此为标准,对中国一类文明的历史来说,无论是简单地套用“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衡量,恐怕都是不确切的、或难以说明的。为此,解释中国历史只能另辟蹊径,而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更替论”来笼括。推而广之,在各个文明和民族间,也不应“一把尺子量遍天下”。

不错,中国近几百年的历史里的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或“净走错路”。毋宁说它展现了一种不同的面貌,表现了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并与百余年来现代化的开展有一种正面的接续关系。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的许多优点,如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较多自由,遍布全国的市集和市场制度,以及生产的商品化经营等等,如果与欧洲农业文明的相应制度对比,则无一不显出其经济有效和巨大的优越性。但长期以来,由于对“传统”与“现代化”间关系的误解,这些因素多被视为“封建”、“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而遭致彻底批判。它们真是与现代化截然对立、毫不相容的吗?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实际的而不是虚设的历史贯穿起来,而且把观察的尺度放得足够远大,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传统制度的现代意义。纵观当代中国的改革历史,可以看到,正是这些“传统”因素的复兴和发挥,支撑了今日的农村改革。比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在工商业比较发达,但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发现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商品经济就很发达。所以制度经济学家说,历史是重要的。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的许多当代的重要史实,事实上已经重新把古今历史、把“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这里所需要的,是一种正确的历史态度和历史方法,以便不但能面对历史、也能更好地对待中国地当代问题。可以设想,几百年后,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论,它是内生的还是外发的,都会变得不重要了。因此,假如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发现,以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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