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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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1)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将领张维玺离开新郑到郑州,在与挚友范筑先分别后,张维玺赶赴北京与寄居在盟兄许骧云家里的妻儿们团聚。1931年张维玺携家眷迁居天津,先后租房住在法租界兴仁里、安养里、德邻里,在家赋闲。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许多部属均闲居在天津,1932年冯玉祥到天津指示大家组织读书,要求认真学习,增加知识,修身养性,张维玺则与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人一同在李鸣钟开办的谦甡银号内请老师讲解“春秋”、“左


中原大战后的张维玺(1)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将领张维玺离开新郑到郑州,在与挚友范筑先分别后,张维玺赶赴北京与寄居在盟兄许骧云家里的妻儿们团聚。1931年张维玺携家眷迁居天津,先后租房住在法租界兴仁里、安养里、德邻里,在家赋闲。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许多部属均闲居在天津,1932年冯玉祥到天津指示大家组织读书,要求认真学习,增加知识,修身养性,张维玺则与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人一同在李鸣钟开办的谦甡银号内请老师讲解“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书籍。为了充实生活,张维玺经常参加老同事们的聚会,与大家一起谈古论今,阅读时事,此外,还热心慈善事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张维玺与王占元是同乡,1931年张维玺迁居天津后即经常到英租界十四号路(今烟台道)王的住宅去探望,并协助王占元(原湖北督军,山东馆陶县南馆陶镇人)参与天津市组织的慈善活动。王占元曾以王子春名义任天津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他还是河北省各省水灾筹赈分会的会员。1933年夏,鲁西水灾损失惨重,王占元、张维玺等16名在津鲁籍名人,联名以山东旅津同乡水灾急赈会的名义,向天津商会发函催捐,为家乡赈灾出了力。1933年秋 ,张维玺回山东馆陶县(今属河北省),投入家乡建设,修整道路,种植树木,购置土地,扩建楼宅庭院,经过多年的积累,此时南彦寺村的张家已发展成为南馆陶一带闻名的大户。


1934年张维玺由山东返回天津后,王占元将位于英租界五十二号路(今长沙路)“新亚小学校”南侧和在伦敦道(今成都道)张自忠住宅旁边的两处空地转让给了张维玺。1935年张维玺在五十二号路建成一幢三层楼的住宅,并将伦敦道的空地修整成菜园,后又在英租界爱丁堡道(今重庆道)等处购买了房屋数所,张维玺与妻子王仲瑛以及长子张培温、次子张培仁、三子张培恕、四子张培敏、长女张佩环、二女张佩荆,全家人入住五十二号路“张公馆”开始过着隐居生活。


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石敬亭也都住在英租界五十二号路附近,张维玺与他们经常来往,关系密切。1935年4月冯玉祥派泰山研究室主任赖亚力先生到天津,还带来冯玉祥赠给的一大箱书籍,他在法租界四十号路(今和平区花园路)李鸣钟宅内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学和经济学,召集在津的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张自忠、吉鸿昌等听讲。1935年10月冯玉祥离开泰山南下,11月1日抵南京,12月18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在南京期间因受蒋介石、何应钦的排挤,副委员长职位形同虚设,冯只好过着读书赋诗的生活。


1936年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招收学员,冯玉祥电召张维玺、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到南京与他一同参加陆大的学习,张维玺离津前委托北京的盟兄许骧云关照自己的家人,张离家后,许的妻子刘月英(北京***会知名牧师刘芳的女儿)经常来津与王仲瑛作伴和帮助处理家务,她与张家儿女们也相处得十分融洽,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1936年12月25日张维玺被南京国民政府任为陆军中将。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冯玉祥通电旧部将领,努力“抗战守土”。8月15日,冯受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上海方面战事。因蒋介石搞越级指挥,使冯指挥不灵。9月,冯玉祥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带领旧部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人赴河北桑园设长官部指挥津浦北路战事,到达济南后,冯玉祥对韩复榘说:“你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听政府的命令,对日本人作战就是最正大最光明的道路,千万不可听坏人的话。”。张维玺、石敬亭、过之庄、陈连富以及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闻承烈、庞齐、席掖池、徐惟烈等人住宿在济南津浦宾馆,张维玺的五弟张维翰(中共党员、 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秘书)前来看望,同时打电话请范筑先(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来济南与张维玺等人会面,范筑先到济南后,见到西北军的旧同僚和老朋友们十分高兴,相互亲切问候。一日,范筑先邀请大家座谈当前的抗战形势,座谈中,都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气愤,更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担忧。当张维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他们都十分赞成,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动员民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才能打败敌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冯玉祥北上指挥对日作战,本来韩复榘、宋哲元、冯治安等均为冯的部下,但受人挑拨,中旬冯到达时,宋竟托病赴泰山休养去了,冯治安等也尽量避而不见,韩复榘阳奉阴违故意不予配合,造成冯玉祥非常被动,使他的抓军队的计划落空,10月下旬,冯玉祥满怀怨愤离开战地,张维玺等人跟随冯玉祥一同返回南京。由于北方战事吃紧,张维玺一直挂念着家中老人的安危,在得到冯玉祥的允准后,张维玺回到山东馆陶县老家,经商量决定,张维玺父亲张安然先去河南开封的亲戚王志远(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师长兼三六四旅旅长,曾是张维玺的部下)家中暂住,看情况再去天津英租界的住处安身,如果局势恶化,母亲李氏也赶快离开老家到天津避居。


1937年10月冯玉祥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南京没有实际职务,曾连续给蒋介石写信,就补充兵源、补充军官、解决经费、发动民众 抗日等问题,向他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11月8日,在南京芦席营冯玉祥请老部下张维玺、孙良诚来谈,勉励他们要振奋精神“为推动整个抗日工作,而稍尽个人绵薄”,并向二人赠《纲鉴易知录》和《曾文正公家书》。11月中旬,国民党决定迁都,先迁武汉,后迁四川,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到平汉路南段视察国防工事,张维玺随冯玉祥一行人经徐州、郾城、西平、信阳、孝感等地,视察了各地的国防工事后,于月底到达汉口,张维玺与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跟随冯玉祥同住在武昌黄土坡。冯玉祥在武昌闲居,时常与一些文人和社会名流来往,12月25日为纪念李烈钧云南起义二十二周年,冯玉祥请文化界人士在家中聚餐,客人有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王炳南等,张维玺和孙良诚也参加了聚会。


1937年11月底,河北省完全沦陷,是月,上海失陷,武汉形势吃紧,1938年初,冯玉祥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委任鹿钟麟、孙良诚、张维玺为军长编练三个新军,以加强抗日力量。蒋介石当时点头同意,并批令军政部长何应钦拨给兵员、武器装备和粮饷,但事后却指示何应钦借故拖延,什么也不拨给,故编练新军之事未成,蒋介石仅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游击总指挥,妄图使鹿与华北八路军制造磨擦。


1937年10月间,日军大举南侵。平津沦陷后,日军分四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继占平原、禹城等地。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形势非常严峻。张维玺的母亲李氏因张维翰(张维玺五弟)在聊城抗日打游击战,于是携他的妻子宋氏和女儿欲逃往天津,但半途遭土匪抢劫被迫返回,则又去大名找二十九军宋哲元求助,宋即刻派车并护送她们到开封,但是王家已人去楼空,张安然跟随王志远的家人一同去了四川成都,以后打听得知张维玺在武汉,遂辗转到了汉口,在扬子江饭店找到了张维玺,母子相聚。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进行大屠杀,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武昌,1938年5月中旬,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冯带张维玺等人及护卫人员,乘专列到各地视察。一日,冯玉祥一行人来到河南郏县,这里有一位原西北军十三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他见到冯玉祥和张维玺后十分高兴,热情招待,冯对他说:“一个是对地方上的父老要谦恭,要帮忙;一个是预备地方打游击,抗日保家乡;再就是要抚缉流亡,对伤兵、伤官要送茶送水送饭,对逃难来的要招待安顿。”,赵连连点头说:“我一定这么办。”,冯还拿了明片问候他的老人。据了解,赵凤林在地方上办了许多公益的事情,本地的老百姓都说他为人不错,乐于助人,当赵凤林得知张维玺的母亲及弟媳带着孩子住在武昌,建议张把她们接到郏县居住,以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和免遭奔波之苦,张维玺很以为然,答应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月底,冯玉祥回到武汉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当面汇报。7月中旬,由于日军大轰炸,张维玺等人跟随冯玉祥搬至六合村居住。是月,日军攻陷九江,武汉形势危急。10月上旬,蒋介石派冯玉祥到湖南、贵州、四川各省去检阅补充兵部队。冯趁检阅部队之机会,向运输部门要了一辆专列,张维玺的母亲与其他跟随冯的人员及家属,一同都被带到了长沙。


1938年11月张维玺跟随冯玉祥继续到湖南、广西、贵州、四川检阅部队。12月冯玉祥、鹿钟麟、张维玺等陆军大学特三期的学员都来到长沙参加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冯玉祥在东茅巷怡园邀请以代校长蒋百里为首的教官和全体同学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大家漫谈一阵,始纷纷告别而散。从1938年11月至年底,张维玺跟随冯玉祥继续检阅部队,先后到达湘潭、零陵、阳朔、柳州、贵阳、遵义、万县、涪陵等地,12月31日返回重庆,住在巴县中学。1939年1月,军事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督练区督练长官,张维玺被军委会任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兼贵州九十九军督练官,张母则携宋氏和她的女儿从重庆跟随张维玺一同遣往贵阳,2月,张安然也从成都移住贵阳。


1937年11月初,国民党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收复邢台、石家庄未果,其主力退到大名,11月14日又向黄河南岸退却。日寇跟踪侵入鲁西北,临清、大名等城镇相继失陷,鲁西北形势骤然危急起来。韩复榘复命令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范筑先在共产党员张维翰、姚第鸿等人的说服下,发表了震动全国的“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皓”电,并在共产党的协助下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至1938年3月范筑先的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5个支队,三路民军,约6万余人,其中第十支队是由中共鲁西特委直接创立的,由张维翰兼任司令,是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1938年5月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发动对叛匪王金甲的讨伐,5月15日凌晨,十支队在张维翰率领下突击将北馆陶包围,王金甲的司令部设在河西马头,城内只有李延年一个队约200多人把守。张维翰派二团团长宋凤岐为谈判代表,李延年一面同意十支队派人进城谈判,一面派人出城求援。张维翰识破了他的缓兵之计,命宋凤岐进城后,见机行事将守城门的士兵击毙,十支队趁机攻进了城,李延年率残部从西城门突围过河逃往马头村。十支队收复了馆陶县城,并在县城内抓捕到馆陶县的大汉奸张向斗,张维翰立即下令将他处决。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回师华北指向敌后战场,自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2月17日馆陶县城北馆陶第二次失陷。日军占领县城后,形势急剧恶化。日伪军开始在县城内建立伪政权,发展伪军,建立据点,实行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县城周围的一些区成为敌占区,一些地主汉奸及土匪武装乘机大肆活动。大汉奸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勾结日寇定于1939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带领日伪军直扑馆陶县南彦寺村,围抄张家大院,并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为父报仇”并悬赏十万块大洋活捉张维翰。张维翰在事发前三个小时得到敌人罪恶行动的消息,急速派人赶去南彦寺村送信,告诉家人要立即逃离,张家闻讯后,匆忙出走,连夜逃出南馆陶,于21日凌晨到了冠县。此时,日伪军正气势汹汹地冲入张家大院,发现扑了个空,疯狂叫嚣要把张家抢光、烧光,随即四处放火,顷刻间,整个张家大院化成一片火海,大火焚烧了两天两夜,将张家大院内外所有的楼宅及财物烧成了一片废墟。


张家三十多口人逃到冠县,因馆陶县日伪军不断四处“扫荡”,汉奸特务们又在追捕张维翰,家人的生活无着且处境十分危险,为了脱离险境,1939年2月底,张维玺的大哥张维清、三弟张维衡、四弟张维藩一同带着家眷跑到天津避难。张家人虽然侥幸逃出虎口,免遭日寇毒手,但从此背井离乡,故土难归,曾经闻名南馆陶的张家大户也就从此消失。


1939年3月中旬,山东馆陶县张家遭到日伪军抢劫、放火,所有的财物、房子全被抢光、烧光的消息传到了贵阳。当张安然闻听数十年来辛苦挣下的家产毁于一旦,顿时气愤填胸,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抢救才唤醒过来,口中不住大骂日本鬼子,……。张维玺与父亲商量后,张安然打算赴津探明家中情况,安排一下今后的生活,1939年4月,张维玺派副官苗秀升(张维玺外甥)护送父亲回到天津。由于住在天津的家口增多,王仲瑛卖掉了伦敦道的菜园,在五十二号路附近的文兴里租赁住房,解决人多房少等问题,同时精打细算,缩减开支,全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国民党军统华北区利用人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敢于斗争的爱国热情,秘密组织了天津“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由曾澈负责领导。该团从天津市各大中学校里发展成员,从事侦查、刺杀汉奸们的行动,由军统派员教授爆破、暗杀技术和搜集情报的知识,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由军统华北区供应。


1938年张维玺的长子张培温(字育文,化名鹏飞)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因经常去附近的民园体育场晨练,结识了同校学生沈栋(“抗团”的重要成员),由他介绍加入了“抗团”,并被带去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附近一座小学校内开会和参加培训,在那里张培温又结识了冯键美(冯治安侄女)、冯运修(齐燮元外甥)、袁汉俊(袁世凯侄孙)等“抗团”成员。张培温会开汽车,经常以打猎或郊游为名,驾驶家中的黑色福特牌轿车,带着“抗团”成员到郊外练习枪法,因此,张培温在“抗团”的行动小组中,多次担任交通和接应任务。


1938年张培温和兄弟们对播放鼓吹日本侵华战争影片的“光陆”、“国泰”电影院实行了定时爆破。1939年1月11日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向汉奸王竹林(伪天津商会会长,被“抗团”暗杀而死)出殡的灵车行列投掷炸弹,当即一人死亡,三人被炸成重伤,王竹林的棺木险些被炸上天。1939年4月9日他乔装司机与“抗团”成员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执行了暗杀汉奸程锡庚(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伪天津海关监督)的行动。“抗团”的暗杀、纵火行动,当时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日军加紧了对英租界的封锁,不断向英方施加压力,要求英租界工部局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抗日分子及“抗团”成员。


1940年因叛徒出卖,国民党军统华北区地下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曾澈等“抗团”主要成员被捕。1940年4月3日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巡捕封锁了“张公馆”将张培温拘捕,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本宪兵队要求引渡,后经刘月英通过天津***会与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谭礼士(R.H.Dennis)进行联系,于4月中旬被保释,张培温旋即离津南下到贵阳找到父亲,告知参加“抗团”之事,并决心参军打日寇,随后离开贵阳去成都报考军校,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步兵科。


由于何应钦用搁置督导长官部的编制和调回军委会,由军政部派督导人员等方法来扼制冯的督导活动,1939年5月以后,冯玉祥便无法执行任务,而督导长官部还未正式成立就被扼杀了。张维玺在贵阳督练九十九军,但这一军的人分住在二百几十处,很难进行督练,每天能集合的人,多则不过三四百人,就这样勉强的训练他们。1941年2月张维玺因患感冒又在训练场受了风寒,头痛发烧病倒在床,延医诊治数日才见好转,但时常感到头晕乏力,经检查患有心脏病,医劝应长期休养,而母亲李氏患有胃病且日益加重,遂辞去督练官职务,带着母亲、弟媳及侄女们迁往四川成都附近的灌县调养。在灌县东关外观凤楼附近,1938年邓哲熙给宋哲元建有一处宅院,共有三院,小楼一座,茅屋数所,辟地十亩为花园,竹篱茅屋,环境幽雅。在此宅居住的除了宋哲元的夫人常淑琴及两个女儿外,尚住有赵新儒、邓哲熙、秦德纯等人,张维玺与家人居住在一所茅屋中。


1941年10月李氏的病情加剧,经检查胃部患有肿瘤,多次去成都诊治,终因医治无效,在灌县病逝。母亲去世后,张维玺非常挂念在天津的父亲,且觉得长久寓居宋宅多有不便,打算迁居成都再设法潜回天津,宋氏则很想回山东老家。1942年9月初,苗秀升从天津赶来急切地说,天津家里出了大事,由于男佣李庆林的告密,张维玺的父亲张安然和妻子王仲瑛被日本宪兵从天津抓走,扣押在济南日本宪兵队作为人质,要挟张维玺到济南听命,否则难保人质的安全。


李庆林,山东馆陶县鸭窝村人,早年参加西北军在石友三部当勤务兵,因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得到石的宠信。1931年8月,石友三部溃散后,带领李庆林和少数随从寄居济南韩复榘篱下,石本想去天津与日本人联系,以图东山再起,韩以“任何地方都没有济南保险”为由,阻其前往。石疑韩有他意,于是派李庆林密请他的参议陈敬斋(陈与日人素有勾结,且与一个名叫小林的日人结为兄弟。)赴济商议。陈为石荐来一个日本特务凑开一,在他的安排下,石友三扮作日本人,由凑开一保护潜赴烟台乘船到了天津。李庆林随石友三到津后,在英租界石友三设立的冀鲁银号做事,1934年,李庆林经石介绍到张维玺宅内当管家。


李庆林生性贪财好色,在他当大管家时,利用造假帐、假单据等欺骗手法贪污钱财,经常去“三不管”、“小白楼”等处妓院进行挥霍,王仲瑛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把他安排去伦敦道看管菜园。李庆林被断了财路后,忿詈不已,仗着他和石友三的关系,好吃懒做,恶习不改。1936年,张维玺离开天津,李庆林更无所顾忌,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弄得菜园里乱七八糟,王仲瑛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1939年3月张家卖掉菜园后,李庆林被安排在宅中做杂役。1939年4月李庆林的堂兄李尚达(馆陶县鸭窝地主刘国政的大管家,曾担任县民团的总团长,被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改编后,担任“筑纵”独立团副团长)暗中与大名汉奸勾结,企图策划部队投靠日伪军,被馆陶县卫河一支队处决,因此李庆林心中对抗日武装充满仇恨。


1941年张宅中发现被盗,丢失了一些古玩、字画等物品,以后又陆续发生了多次失窃之事,但均未查出结果。1942年6月间,王仲瑛突然发现摆放在小客厅里的珍贵古董“唐三彩仕女俑”不翼而飞,遂与家人商议到特别行政区警察局(1942年3月,日军将英租界“移交”给伪天津市公署,改名为“特别行政区”)报案,经警局侦查认为李庆林有重大嫌疑,将其带到警局进行讯问,李庆林拒不承认,羁押半月后,警局以查无实据为由将其释放。李庆林借口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向张家索要五百块大洋作补偿,被王仲瑛拒绝并将他辞退。


李庆林愤然离津回山东,跑到济南日本宪兵队告密,检举天津张家的家庭成员——张维玺(国民党陆军中将)、张培温(张维玺之子,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 张维翰(张维玺五弟,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司令)是重要抗日分子。1942年8月,日本宪兵队将张安然和王仲瑛抓捕到济南宪兵司令部进行审讯,后将二人押解山东(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大桥熊雄少将),囚禁在济南林祥街90号“林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组”)作人质,胁迫张维玺回济南为汪伪政府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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