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以天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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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以天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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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刘仰东


梁漱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观点、作为、举止,甚至照片,都能给人以“特立独行”的印象。他在自我评价时,也把“不肯苟同于人”视为自己历来的两点长处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与众不同?他又为什么与众不同呢?


学术基础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著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梁漱溟,更影响着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最后一个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除了县城西关在逢五逢十两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热闹,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七年有过简略总结。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学者们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这个年龄段。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一生不断思考和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


脱离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ML好呢?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交游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和梁漱溟来往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学生,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崇敬而成为梁漱溟的追随者,这类人不是很多,但彼此关系深,交往时间长;另一类则是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即所谓“各界人物”。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1938年他到延安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缓解国共间的矛盾,不致让抗战力量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力量。发起成立民盟前后,梁漱溟和一些人从不认识到认识,和另一些人的交往由少到多。例如黄炎培,与梁漱溟相识多年,但从前来往不多,组成民盟后,黄是第一任主席,双方有了频繁的交往。两人在重庆同住青年会招待所,又因为同有素食的习惯,吃饭也往往在一起。黄炎培曾戏言:“我们是黄粱一梦啊!”和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等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往日多。


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例如罗隆基和章伯钧,均属于有才干而活跃的人物,但也都有自己的短处,政治上不无野心,梁漱溟对此心里有数,并不赞同,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年他一度拒绝担任民盟秘书长时,除罗隆基之外的所有民盟中常委都来找他谈话,劝说他就任。大家相信他,知道他从事民盟活动没有个人的贪图。他认为,政治见解可以不一致,但不影响大家可以在一起合作。


梁漱溟其实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梁漱溟与人相处,如果发生无法合作的情况,问题往往不在他这边。1923年,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后许多政论都不如这时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界的一线曙光!”而梁漱溟则认为:“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他这样申明自己的看法:“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虽彼此有所不同,但“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对待见解不同的人,他的态度一贯是宽容的,一贯是“和而不同”的;承认有“不同”,但强调的是“和”。


梁漱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梁培宽回忆说,包括在家人面前,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专程来北京拜访梁漱溟。谈话间他问梁:“您对郭沫若怎么看?”他当然希望听到梁漱溟更多的评价,但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是个才子喽。”对黄炎培“外圆内方”的自诩,梁漱溟并不以为然。民盟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组织,当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一年多后,民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由秘密转为公开,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纲领时,黄却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坚持辞去主席一职,并要求为他领导的“职教社”参加民盟保密。后来提到这些事,梁漱溟也只是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外圆内也圆”。


不揭短,不背后议论人,并不意味着梁漱溟处世圆滑,无视原则。对老朋友,对曾经崇敬的前辈,在公开场合,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看法。梁漱溟一生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怀人的文章,在《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我们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章士钊也曾是青年梁漱溟所倾慕的人物,在见到章之前,梁漱溟就感到“彼此精神上,实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他坦言:“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在学术界,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很深。但梁漱溟也批评熊在佛学上“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随后熊在寄给梁的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熊十力晚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花了很大功夫。梁漱溟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儒学不光是著书立说,更要身体力行。他写了很长的文章对熊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冯友兰也一样,“批林批孔”时,冯发表文章后,有学生来信问梁漱溟的看法。他回信说,文章我有,不值一看。梁漱溟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分得很清楚。即使是对老朋友,也绝不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句人人都听说过的并不新鲜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时候不过是当做口号来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来回答本文题目的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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