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所谓毛泽东的“三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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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某网友给毛泽东定了三宗罪:第一,消灭真正有骨气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让民族骨子里流着软性的血;第二,大量繁殖人口,为以后所永远困扰的问题;第三,误国误民,发展近30年,76年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及56年和36年(全面抗日前)。   在下委实不敢苟同。   首先,我们看看毛泽东是否“消灭真正有骨气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   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肯定的、否定的、辨证认识的观点都有,各方都搜集了大量素材,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这样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各位可以自行在网上百度之,比较之,鉴别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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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网友给毛泽东定了三宗罪:第一,消灭真正有骨气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让民族骨子里流着软性的血;第二,大量繁殖人口,为以后所永远困扰的问题;第三,误国误民,发展近30年,76年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及56年和36年(全面抗日前)。

在下委实不敢苟同。

首先,我们看看毛泽东是否“消灭真正有骨气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

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肯定的、否定的、辨证认识的观点都有,各方都搜集了大量素材,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这样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各位可以自行在网上百度之,比较之,鉴别之。我们在这里只讨论毛泽东是否要“消灭真正有骨气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这个观点。

只要是对国史略知一二的就知道,提起“真正有骨气的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非梁漱溟莫属了。

1、梁漱溟是建国后少有的敢于和毛泽东当面顶撞、对抗的知识分子,他反对“朝鲜战争”、反对“总路线”、反对“文革”……,而且是当面和毛泽东争执,以至于一次和毛的冲突被写入《毛选》五卷(公然敢于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的知识分子恐怕无出其右了吧);

2、梁漱溟作为“国家级”的批判对象,全党全军共批判之,这个规格应当是可以的吧;

3、梁漱溟作为一个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甚至有点倔强和迂腐的知识分子,是绝不会说违心话、奉承话,更不会说假话的。至于春秋笔法,更非梁漱溟所看得上的。(1974年9月23日,历时半年多对梁漱溟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问何感想,梁漱溟回答:“三军可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那么,梁漱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1976年,梁漱溟回忆起同毛泽东的冲突时说:“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现在看,毛泽东是对的。特别是在对待我个人的问题上,毛泽东襟怀大度、心胸豁达,关心我这样的民主人士,其情、其理感人至深。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真诚的朋友”

不知道这位网友如何看梁漱溟这段话?

事实上,不单是对梁漱溟,对于其他右派,毛泽东也从未授意、暗示或者纵容对于他们进行肉体上的折磨与摧残。相反,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指出:“对右派的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宽大无边当然不好,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后来被总结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在这96人之中,绝大部分仅仅是撤职、行政降级(一般降4、5级)。

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和章乃器等排名在前的“四大右派”处理结果是:

头号右派章伯钧,撤去交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3级(月薪517元)降为7级(副部长级待遇,月薪322元)。维持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原住房四合院不动,保留轿车和司机。

罗隆基,撤去森林工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9级(月薪253元)。仍住乃兹府公馆,但只算司局级待遇,没有专用轿车和司机了。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

储安平,工资被取消,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下放到西山农场。

章乃器,被撤去粮食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10级(月薪218.5元),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工资水平仅为550元。

勿庸讳言。反右运动的确使一大批基层知识分子被赶出书斋,“下放”农村、工厂而过上了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称之为“住牛棚”),还有一部分受到了错误的对待和处理。但是,绝大多数还是按照“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对待的。

某些网友声称,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大量自杀、被杀”,恕在下无知,对于毛时代自杀、被杀的知识分子数量目前尚不清楚,因此,不知道这些网友的结论从何而来。

我所知道的一个数据是:2007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报告显示:在中国,每年有 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而整个反右运动中,全国定性为右派的一共多少人呢?——55万人。(其实反右扩大化,毛的对立面--官僚集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所知道的另一个数据是:整个“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叛处死刑的有10402人(这其中就包括张志新、遇罗克等所谓的“错杀”),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23921人。10402人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每年东莞死的打工者就不止这个数,现在中国每年死在汽车下的人就有14万,深圳市宝安区每天就有6人被车压死,也就是说,那个时代10年真正属于政治的冤魂还不够今天中国有车一族每个月欠下的冤魂多。

所以,我以为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被杀”的人数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夸张和可怕。但是,对于在温室里长大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旦生存环境降低到普通老百姓水准,风花雪月不复之时,他们便如坠深渊,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所带来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肉体上的磨难,这样才使的他们对那段历史有着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才会有那么多当代充满人性关怀的“精英”们的控诉、抱怨、叫屈。

在那些所谓代表人权、代表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们眼里,知识分子情感上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而对于死于安全生产事故的工人、被压榨到最后一滴血汗的民工、居无定所的流浪无业者们来说,他们的死活不过是饭后谈资,写几篇文章,发几声感慨而已,何尝有过感同身受的情感?实际上,他们心目中并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他们永远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要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要高贵,他们的痛苦才是痛苦。而普通大众因为没有话语权,只有默默的忍受。

其次,说说毛泽东时代是不是就是“大量繁殖人口”,是不是“错批1人,多增3亿”

“错批1人,多增3亿”的说法最早源自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此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中国人口增长如此迅猛,原因是50年代马寅初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批判所致。

但是,事实真的就是如此简单吗?倘若我们能全面了解一下50年代末期对马寅初的批判情况,就知道,当时对“新人口论”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所谓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倾向,而不是否定对人口增长必须实施控制的结论。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先生自己就生了8个孩子。

那么,是不是毛泽东对于人口就是放任自流,甚至鼓励生育吗?

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时代对于人口的控制远不如80年代后那么严格。这和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研判有一定的关系。建国后,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朝鲜战争爆发后,普遍认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而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陈兵百万……,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大战,毛泽东所信奉的人民战争观点肯对会对其人口的认识产生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毛时代从建国到1978年,医院、卫生院的数量增加了18倍,医生从42.5万增加到103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从16.0增加到185.6。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降到千分之7。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人口压力。

但是,能否由此说毛泽东时代就是“大量繁殖人口”吗?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页),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人口问题并非一无所知的。建国后,中央政府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控制人口: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1955年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198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说毛泽东时代“大量繁殖”人口,这个结论是不是武断了?

再次,是不是毛时代“发展近30年,76年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及56年和36年(全面抗日前)”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的结论从何而来。但是,这点同季羡林倒不谋而合,季在1980年代就深情地回忆起他在民国初年的月薪可以购买多数猪肉多少小米,在《往事并不如风》中也反复提到当初生活如何优越云云。

其实,这一点也是反毛者一直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眼中,只看到毛时代的贫穷落后,却看不到当时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只看到改革开放后的物质发达,却看不到毛时代在科技、精神、道德、国防、外交等等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他们眼中,似乎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用官方语言就是“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基础上一夜之间出现的。。

难道毛时代真的如反毛者所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趋贫困、挣扎在生存线上吗?让我们用事实说话吧——建国初期,中国基本上可以称为一个文盲的社会,而毛时代结束时,文盲大国的帽子扔掉了,文盲率极大地降低了;在毛时代开始时,人口的死亡率极高,而毛时代结束时,人口死亡率已经降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毛时代开始时,我们自己能造的东西少的可怜,而毛时代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大国,有了‘两弹一星’,能造万吨轮、大飞机……;在毛时代开始时,普通百姓人家几乎享受不到什么工业品,而到了毛时代结束时,手表自行车等‘四大件’进入到了千家万户;在毛时代开始时,农村见不到工业机械,不知道电为何物,而毛时代结束时,农用机械进入了千村万乡,许多地区开始家家户户通电等等等等。毛时代消灭了嫖娼卖淫吸毒黑社会等旧社会丑恶现象,毛时代人们不用为找不到工作而惶惶不安,毛时代人们生老病死有依靠,毛时代一批批普通劳动人民成了时代的榜样,毛时代留下了大批文艺精品……

马克塞尔顿曾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而在人民身体状况方面:毛时代由于中国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人均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的最新资料,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医疗、教育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却没有使贫困人口受益。特别是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

在经济发展方面: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50年到197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4.2,远高于发达国家和美国。从1964年到1974年这一时期,世界银行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苏联和美国的人均年增长的百分率比较显示中国仍然是最高的:中国是5.2,印度是1.1,巴基斯坦是1.4,孟加拉国是-0.5,苏联是3.8,美国是2.9。

试问,上述这些成就难道就是所谓的“误国误民”吗?

不仅如此,窃以为,判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不是靠一个恩格尔系数就可以衡量出来的,除了看物质生活条件外,还应当看贫富差距(即基尼系数)、幸福指数、发展代价(资源环境保护)、治安状况(安全感)、社会保障、道德水准(公德、官德)、国际地位(自豪感)等等综合条件……

就这些而言,不说同36年相比了,即便同当前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毛时代逊色多少?!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季羡林、章诒和之类“精英”对毛时代的生活水准痛心疾首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描述的生活吧--章家那时住的是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每天下午喝红茶,家中有秘书、司机、保姆、警卫多人,即使被打成右派后,每天早餐依然有牛奶、鸡蛋,每月仍有三百五十元工资,但他们却抱怨工资太低以至无法购买古董名画。(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共和国的首位女司法部长民盟的史良一条毛巾最多用两周,吃鸡要单做成小罐,坐软卧需丈夫周到服侍,参观印度工厂时竟无知地用手去摸被钻头切削下来的钢丝,以至烫伤。

而这群从旧中国的社会知名人士与知识分子过渡到共和国成立后的政界要人后,继续过的是一种比今天的小资还要好上多倍的生活。他们家中有车、有警卫、有秘书,有专业厨师,动不动就去西餐厅吃牛排、喝红酒,收藏名人名画,还经常到国外买香水、得丝巾等纪念品给自己的干女儿。放在建国初期那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大背景下,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第一代的民主党派干部、社会精英们所过的奢华生活。

不才以为,毛泽东考虑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角后,“精英”们的高收入、高待遇自然要受到影响了,生活水平自然也每况愈下了。

其实,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工人、农民这些普通老百姓与知识分子“精英”之间,在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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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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