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 年代初期,妓女通过学习改造获得了新生。上海解放整整一年半后,政府才对上海妓女“下手”改造,这是为什么呢?


1951年11月25日晚,在上海,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警方、军方出动大批人力,开始了对妓女的“扫荡”。至第二天上午10时,324个妓院老板被逮捕,这些人,后来被分别判刑、送去劳改。另有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名街头“野鸡”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其余人,都被“解放”了。第二天,上海多家报纸引述了一位叫吴彩凤的妓女的反应,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内部争论:要不要立刻禁娼?




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对妓女实施改造呢?1948年,在革命性变化来临前夕,当局对上海500名妓女的一项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另有约1/4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良”。


1949年5月初,时年36岁的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禁娼。


对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党内争论多次。有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党内外干部却主张要权衡现实,“我们刚进上海,没有准备好,如果马上取消(卖淫),谁给她们饭吃?”即将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良久,说:“那就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于是,在上海,娼妓们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曹漫之回忆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刚刚进入上海,我带进来的干部很有限、一共接管五百多个单位,给我的干部只有28人。我们怎么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呢?”


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若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政府有权扣留他们,妓女也可以控告他们。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就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有当时很少看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没人相信共产党在救她们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据《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则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减少至注册妓女180 名和妓院72家。当然,注册妓女仅仅是卖淫妇女中很小一部分。


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颇有工作经验的妇联干部,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当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开始闹情绪。“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她在回忆录里写道上级要她们住在教养所里,白天黑夜都要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军令如山,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突击扫荡”之前的11月13日,上海警方也发出过“安民告示”,通知全市剩下的妓院应立即关门,上海妇联也在报纸上刊发文章,鼓励妓女们自食其力。但有些人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动真的,“我根本不信‘长三’,‘么二’(妓女等级名称)们能自己干活养自己。”俞欣芝(化名,当年被改造的妓女之一)就是还在观望的人,“你们不是说共产党好吗?那我就等个好共产党娶我吧……”


曹漫之多年后回忆说:“用卡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不肯上车,每个人都管老鸨叫妈妈,叫爸爸的,说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卿卿哇哇。”


当管理干部在劳教所门口列队欢迎用卡车拉来的妓女时,她们发现,这些教育对象满面泪痕、神色阴沉。改造的过程,起步就不顺利。


曹漫之来到劳教所,站在一个高台子上,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没想到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妓女喊,姐姐妹妹、哭!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她们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的来了,给她们盛饭,她们竟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曹后来找了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因为当时不知道共产党会把她们弄到哪里去,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她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可是,就没有一个人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们的。”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或者当酒吧女、按摩女卖淫。曹漫之说,“我们弄了几百人,化装为嫖客。马路上一个电线杆子下面一两个,到处都是。大卡车提前都隐蔽在弄堂里面。”这些被强行逮捕的暗娼,比第一批难对付得多。




不惜代价为妓女们治病




显然,要取得这些妓女的信任,并非一时之功。曹漫之制定了详细的改造计划:首先要为妓女医治性病;然后施以劳动教育,助其新生;嗣后再分具体情况,妥善处理。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志愿军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抽血的人来了,俞又吵又闹,把装血的小瓶也摔了。最后,她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懵了——原来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中,有一半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还有,大多数妓女都有毒瘾。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倘若遇到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直接送到附近医院,一切费用,概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甚至从部队那边调拨过来—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回忆说,治病还好,更可怕的是戒毒,“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会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这可是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改造释放之后的故事




1953年,妇女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的,一般送回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则被分配到上海小工厂里工作;无家可归者,则被送到新疆、甘肃、宁夏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都愿意去西北农场,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新疆缺女人,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在本地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去!”杨洁回忆说。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共安置了1948人。最热闹的是900多位去新疆的,她们都参加了建设兵团。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后来也响应号召去了新疆。不过,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这些特殊的女子,很多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了。


1968年,劳教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有意思的是,1953年,妓女改造一事被记者报道后,社会上一些青年男子竟然还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