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坦荡,敢于说真话、实话因而屡遭磨难黄克诚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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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素以梗直、敢于说真话、实话而著称。他功勋卓著,但磨难重重,历尽坎坷。他因注重实际、因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而屡遭迫害。庐山会议、文化革命,他身陷图圈,惨遭折磨。他常常站在死亡线上,勇敢地面对人生!黄克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几十年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参加革命之初,他就反对湘南暴动中的烧杀政策;后又反对肃反扩大化;抗战初反对死打硬拼;解放战争初期反对在四平死守消耗老骨干;解放后,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意见……他一再被批判为“老右”,然而经过实践检验,这是因为他总是把困难想得多些,而且比较务实而不愿过于浪漫地空想。



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


黄克诚在讨论湘南特委的指示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但是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1930 年6 月红三军团诞生之际。那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着上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二起草的《 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提出了“会攻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酒己合红一、红二军团夺取汉阳、汉口.这个精神一经传达,许多红军将士欢欣鼓舞,热血沸腾。28岁的黄克诚听了“立三路线”的传达之后,心情颇为复杂,拿他自己的话说:“预感到清况不妙,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

7 月,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十分热闹的会议,会上很有些气壮山河的味道。主流不是要不要去攻打城市,而是先攻长沙还是先取武昌的问题。两派意见不相上下,争论非常激烈。在这种气氛下,戴眼睛的黄克诚却发出了第三种声音:“我们现在是绝对不能去攻打大城市的。武昌、长沙都打不得啊!我们现在还不具备那个条件!”文弱的黄克诚一语惊四座。与会者十分不解或十分气愤地看着他,心想: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两派这下子找到了攻击目标。他们把究竟攻打哪座城市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转而共同把攻击的火力对准了黄克诚。有批评的,有指责的,大家基本看法一致,黄克诚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会议关于先攻哪座城市的决议没有形成,倒形成了一项关于处理黄克诚的决议。《 决议》 中写道:“考虑到黄克诚目前的思想状况,已不适应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决定撤销原要其担任纵政治委员的任命,继续留支队工作。”

会后,彭德怀把黄克诚叫去说:“明知道说了不起作用还不如不说。”黄克诚却梗着脖子说:“不起作用也要说。”


1931年初,黄克诚由四师调任红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因黄克诚反对肃反扩大化第二次撤销了他的师政治委员职务,说黄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陈独秀派,并且准备处以死刑,由于彭德怀的保护才幸免于难。


是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他和彭德怀吵了起来:“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为减少损失,带领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还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1935年中央从一军团调来了几个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工作,这几个人走马上任就搞一点小小特殊化,不时聚在一起改善伙食,吃吃喝喝。三军团在彭德怀言传身教下形成的官兵伙食平等的作风第一次被破坏了,大家议论很多。领导只顾自己改善伙食,不管士兵,士兵便偷偷跑到百姓家中拿东西吃,违犯群众纪律。但是,新领导对自己要求不严,对部队却要求极严。认为违纪者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一种表现。轻者受罚,重者处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性格耿直的黄克诚看不下去了,直接找到新领导提出尖锐的意见。他说:“执行纪律应从领导干部做起,你们搞特殊化吃吃喝喝,战士们如何看得惯,发发牢骚也在情理之中。再说他们刚走出草地饥饿难耐,拿老百姓的东西固然不对,但也不能把问题看得那么重,严惩要不得,应以教育为主。”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黄克诚又一次面临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忠言不但未能起到良药苦口的作用,反而引起了领导的不满和反感,认为黄克诚不可靠,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由此推之,这样的人不宜带兵。因此,他们借部队整编之机撤销了黄克诚政治委员职务。在遭到几次批判之后,黄克诚被安排到一个军事裁判所任所长,后来由于为“处理”被抓来的掉队者说了几句公道话,又遭批判,不让他管事,连所长的作用也不让发挥了。一位领导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一些好心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对此,黄克诚表示不平。有人提醒他,只要揭发并划清界限便可解脱。他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庐山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黄克诚被冠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组织的批判审查。

回到北京.斗争不断升级,声势浩大。从几十人开始到两千人的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要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揭批者言词激烈,帽子满天飞。“反党分子”、“不老实”、“顽固分子”、“放毒”等等,重重压着黄克诚的脊梁。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7000人参加的

扩大会议.再次点名批判彭、黄、张、周。同时成立审案组,审查庐山会议决定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克诚家中由保卫部派来一名干部进驻,这一审又是3个年头。1966年黄克诚被流放到山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红卫兵揪斗关押。1967年初.经周恩来的干预,部队从造反派手中将黄克诚夺了回来,由卫戍区看管监护。不久.中央文革把黄克诚投入狱中,由专案组对其专门进行监管审查,不时押送到驻京军事机关轮流批斗。

“文化大革命”十年,黄克诚备受凌辱,吃尽了苦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曲折最辛酸的一段历史。直到粉碎“四人帮”,中央拨乱反正,黄克诚才重见天日。

黄克诚一生因讲真话被多次批判、多次罢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晚年在被罢免20年复出后,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他仍以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坦诚讲出心里的真话。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特别是他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他生前我是这么说,他死了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在林彪条目释文初稿中,曾提到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回信,批评林彪对当时时局的悲观思想。黄老说:“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的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级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当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了一句错话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说话,怕说错了挨斗,这是很不好的。据我了解,像这类的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的问题都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中也可以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在历史上的成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错误的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



本文内容于 2009-6-25 0:27:46 被低开高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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