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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季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团领队梁思永暨全团工作人员欢迎李济视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工地的合影。


从左至右为: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耀(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


这已是70多年前的事了。


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科学发掘之一,“考古十兄弟”就是在这近十年的科学考古中,在李济先生、梁恩永先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才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起他们,即使是在考古界,人们也未必能准确地说全他们的名字了。按当年十兄弟的排序,他们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遗憾的是,对他们的出生年月以及生平,有些已很难查究了。


从1928年起,这“考古十兄弟”先后来到殷墟发掘工地。来的最早的是王湘,1928年殷墟的第一次试掘他就参加了。到1934年10月殷墟的第十次发掘时,十兄弟中的前八位,已先后来到殷墟工地。因朝夕相处,又志趣相投,再加上年龄相仿,于是就按年龄大小“老大”、“老二”地叫起来。他们的出生年份分别是:李景聃,1900年;石璋如,1902年;李光宇,1904年;刘耀(尹达),1906年;尹焕章,1909年;祁延霈,1910年;胡厚宣,1911年;王湘,1912年。到了1935年9月,殷墟第十二次发掘,高去寻、潘悫二位又加入了发掘的队伍,虽然年龄并不排在最后(如高去寻是1910年出生,潘悫出生年月不详。但也应比胡厚宣大),因来得迟,也只好屈居老九、老十。这之后,他们又参加了殷墟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文物西迁,他们才分手。这一分手,他们有的人到死也没有再见过面。


分手后。这“考古十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如刘耀(尹达)、祁延霈、王湘;有的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或中央博物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如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潘悫;有的去了延安又转到中央博物院,如尹焕章(在延安抗大短暂学习)。留在史语所的,后来也劳燕分飞,如李景聃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任职,胡厚宣则于1940年转到齐鲁大学任教。在那战争年代里,有两位逝世,一是祁延霈,1939年病逝于新疆;一是李景聃、1946年病逝于南京。1949年后,他们更是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了大陆。至于学术造诣也各不相同,留在大陆的刘耀(尹达),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副所长、所长,主持着大陆的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工作;胡厚宣成了研究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尹焕章仍然坚持在南京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考古第一线,成就斐然,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去了台湾的石璋如、李光宇、高去寻、潘悫四位,一直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着殷墟考古资料的整理,石璋如、高去寻后来都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考古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现在。 “十兄弟”中只有年龄最小的王湘先生还健在,已98高龄了。


为了纪念逝去的前辈,特为“考古十兄弟”各辑小传如下。


李景聃


李景聃(1900—1946),字纯一,安徽舒城桃溪镇人,其父李紫晟于民国元年创办桃溪高等学堂。李景聃曾就读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考入南开大学,1923年毕业,毕业后准备赴美国深造,但因父积劳成疾,李景聃受家乡父老挽留,接任了父亲的校长之职,主校政6年。1929年春赴沪经商。因其曾修过李济先生的课,深受李济先生器重,经李济先生介绍李景聃于1933年加入史语所,任助理员,并先后参加了殷墟第八、九、十二、十三次发掘。在殷墟发掘的间隙,1934年11月,他主持了安徽寿县古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著有《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他还辗转于瓦埠湖畔和淠河东岸,先后发现和试掘了魏家郢子等12处遗址。1936年冬,他主持了河南商丘永城造律台、黑孤堆、曹桥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写有《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一文。这次发掘查清了出土器物及其排列情况,为研究楚国青铜器找到了标准器。1937年春,他又和郭宝钧共同主持了辉县的考古发掘工作,而且在该县琉璃阁墓地发掘了完整墓葬多处。出土青铜器物多件。


抗战爆发,李先生随史语所迁至昆明。李先生有子女八人,史语所的薪水难以维持一家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离开史语所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合作社襄理,后至弥渡任滇缅铁路财务处总务主任。1942年,又先后在桂林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桂林筹备处第一科科长、在江西大庾新城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十九工程处一等稽核。1943年,因战事而移往福建长汀。李先生虽然离开了史语所,但心中总怀愧疚之情。


抗战八年,中央博物院南京旧址多处遭到破坏,抗战结束后,李景聃先生应李济先生之招,回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设计员,参与修复该院的工作。在修复过程中,他用心经营策划,不惧风雨艰辛。1946年的11月,李先生因积劳成疾,高烧不退,且精神渐失常态,不幸于同年12月10日逝世,享年47岁。


石璋如


石璋如(1902—2006)是十兄弟中年寿最高的一位,他2006年3月1日逝世,享年104岁,被称为“考古人瑞”。


石先生是河南偃师人,1931年在河南大学读大三时,安阳殷墟发掘在当地遭到阻挠,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当地政府交涉,住在河南大学。傅斯年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演讲,石先生亲逢其会,深受影响。河南省为谋求与中央学术合作,遴选学生参与发掘,作为河南大学三年级学生的石璋如被派往安阳参加殷墟的第四次发掘,从此与考古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同时被派去的还有刘耀(尹达)。


1932年石先生从河南大学毕业,入史语所为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留所为助理员,1940年为副研究员,1949年为研究员。去台后,1952年为台湾大学兼任教授,并继续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石先生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安阳殷墟发掘阶段。自1928年至1937年,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石先生参加了殷墟的第四次以后的各次发掘,并主持了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成为继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之后第五位安阳殷墟发掘的主持人。二、“西北史地考察团”阶段。抗战开始,石先生随所西迁。1942年开始与向达等人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宁夏、甘肃一带考古,并至敦煌对敦煌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三、在台初期阶段。去台后,他先后调查及发掘了台北圆山、新竹红毛港、台中营埔、南投大马磷和洞角、台南六甲顶、高雄半屏山、屏东恳丁、台东卑南、花莲、平林及花冈山等遗址,并且在台北圆山及台中水尾溪的若干遗地层中,首先发现并确认了文化堆积的层次,给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层次序列提供了可资比对的标尺,为整个台湾史前年代学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四、整理殷墟资料阶段。61岁后,石先生渐渐退出田野考古,专事整理、研究由大陆带来的安阳殷墟出土的资料。他最大的成就,是依据殷墟地面上及地面下的建筑遗存及墓葬的研究,复原了地上的建筑物,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以探求殷代的营造程式、兵马战车的组织及宗法礼制等,力图重现当时的制度。


因其一生的卓越贡献,石先生于197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在77岁高龄时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石先生的著述,只能用浩如烟海等词语来形容,据史语所网站统计,截至1998年,有专著17部,其中与殷墟有关的达10部;论文100篇,其中与殷墟有关的达五六十篇;另外还有书评6篇。其他杂著24篇。


1998年,石先生著《刘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一文,纪念已经逝世15年的刘耀。他们1937年分手后,一直未能相见,分手61年后,石先生写此文,想必心中定是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