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江解放前夕的政局及和平解放经过

右仆射黄飞翔 收藏 0 1131
导读:解放前,垫江长期遭受军阀割据混战及天灾、苛捐杂税、烟毒和土匪之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地处华蓥山之东,离重庆较近,又扼渝万咽喉,素有川东锁钥之称。所以反动派很注意垫江的风吹草动,除公开的“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外,敌探密布,如军垦处内潜伏着一个“川东特工组”,货物税局局长杨敬业就是个暗藏的大特务,所以当时共产党在垫江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随时都有被抓坐牢杀头的危险。 解放前夕垫江的政局 解放前夕,垫江的政局主要由“刘党”和“科班”两大豪绅封建集团左右,他们之间长期进行争

解放前,垫江长期遭受军阀割据混战及天灾、苛捐杂税、烟毒和土匪之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地处华蓥山之东,离重庆较近,又扼渝万咽喉,素有川东锁钥之称。所以反动派很注意垫江的风吹草动,除公开的“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外,敌探密布,如军垦处内潜伏着一个“川东特工组”,货物税局局长杨敬业就是个暗藏的大特务,所以当时共产党在垫江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随时都有被抓坐牢杀头的危险。


解放前夕垫江的政局

解放前夕,垫江的政局主要由“刘党”和“科班”两大豪绅封建集团左右,他们之间长期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两个集团本质都是鱼肉乡里,荼毒人民。“刘党”是以刘道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胡大斌、向融和、段超群、刘达夫、陈邦泽、陈光隽、陈光华等为首;“科班”是以沈英儒、谭叔愚、程禹门、蒋朝珍、陈继儒、刘琢之、吴正训、余麟章等为首。两个集团都各自拉拢一批乡镇保甲土劣作羽翼,乡以城为靠山,城以乡作爪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人民实行黑暗反动统治。他们之间互相攻击、漫骂乃至暗杀。‘刘党’说‘科班”是土劣,“科班”又骂“刘党”是党痞。他们把持县政多年,实属根深蒂固的地头蛇。外来官员,形同傀儡,倒向了“科班”又得罪了“刘党”,倒向了“刘党”又得罪了“科班”,真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无论谁来垫江作官,总是棍棍棒棒难于搁平,多是在短期内即行离去,谈不上什么建树。据说:当时四川省府把垫江列为难治之县。

四十年代又冒出一个“短帮”,主要成员是一些失业失意的在乡军人,他们组织一批人,成立“在乡军官会”,企图形成第三势力,来与“刘党”、“科班”抗衡,想问鼎县政平分秋色。其主要成员有肖中鼎、唐庄、向先义、刘曲春、汪足三等。但科刘两党对“短帮”均有戒心,认为一旦“短帮”得势,将影响他们的统治。他们对“短帮”是敬而远之,虚与委蛇。“短帮”的成员中又与科刘两党有沾亲带故,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短帮”内部离心离德,同床异梦,不够团结;又因历史较短,所以“短帮”没有形成气候,垫江政局也未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科班”对“刘党”利用沾亲带故的关系,采招降纳叛的手法,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如张汉杰、李畏六、盛炳煌等人,原来都是“刘党”的打手或干将,有的还是“元老”谋士,由于利害关系,都先后叛“刘’投“科”;“刘党”的得力干将胡大斌,因与刘道三争当省参议员,也被“科班”乘机拉了过来。因此“刘党”势力日渐削弱,“科班”势力发展壮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刘党”党魁刘道三品德败坏,不孚众望,比如他在兼任简师校长期间,就乱搞男女关系,甚至用欺骗手段,把一个女生弄去做小老婆,闹得满城风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解放前夕,“科班”在各个方面,已经占了绝对优势,能控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镇政权,又控制了县参议会、地方武装、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等机关。而“刘党”则盘据县党部,控制着特务机关及部分乡政权,掌握有部分武装,又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作后台撑腰,所以他们的潜势力也不可低估。

就其政治面貌来说,无论从历史上或者当时的情况看,“刘党”是一个最反动的封建政治集团,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他们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中统”、“军统”、“CC分子”,有些人可算是职业特务、反共专家。比如一九四九年七月,蒋介石嫡系罗广文部来垫江清乡,刘道三就会同县长颜觉及特委会秘书王志伟开黑名单,造成大批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遭屠杀。

“科班”本身也是一些地主豪绅的大杂烩,他们是一群既得利益者,也是想维持现状者。但他们毕竟与特务钩挂少,政治色彩不如“刘党”浓厚。从历史上看,他们没有危害过共产党人,有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受迫害,他们还多方设法营救。如一九四七年蓝国农(又名蓝又耕,是六一社社员,党的外围成员)、《桂溪风》负责人易光烈以及一九四八年贾希一(陈昌同志)两次被捕,谭叔愚、胡东帆等人都进行过营救。他们当中有一些比较明智的人,眼看“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也想找条出头之路。依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风大随风,雨大随雨,跟着形势走。

一九四五年,贾希一(即陈昌同志)受中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同志的派遣,带领助手何妨(贾的爱人)和蓝鸿恩同志由岳池转来垫江,先在新民小学、垫江中学教书,后与进步教师肖文仲等集股在峰顶山下大通寺建立了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大通寺合作农场”,从事社会调查,为党搜集情报。贾希一同志具体分析了垫江政局的形势,认为必须利用“科”、“刘”之间矛盾,采取联络“科班”反对“刘党”的策略。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要团结“科班”中的进步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八年冬,陈以文、陈邦文、傅伯雍、陈鼎华、盛国玉等同志被捕后,上级指派钟鼎铭、徐树人等同志来垫开展工作,仍采用了联“科”反“刘”的策略。并通过胡启恒同志的具体安排,抓住“科班”的代表人物开展策反工作。


“科班”主要头目的思想转变情况

我与谭叔愚不但有同宗关系,而且和他的独生子谭自烈(留学美国,现任长沙国防科大教授,中共党员)是两度同学,关系很好。一九四五年重庆市五育中学(当时我任校长)被反动派查封后,我逃回垫江与谭叔愚接近。一九四六年春,因他的关系我去垫江中学教书,在此结识了由董必武同志派遣来垫江搞地下工作的贾希一(即陈昌)同志,并建立了同志式的工作关系,成为亲密的战友。后来我们集资在大通寺办合作农场,建立农村工作据点以掩护工作,我是股东之一。后来谭叔愚介绍我去垫江警察局任总务科长并兼邻(邻水)、竹(大竹)、垫(垫江)三县联防副主任,从此我便与“科班”一伙人拉上了关系。由于谭与沈英儒的关系密切,他们密谋倒“刘”的策略,有时我也在场,并谈了一些意见,我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陈昌同志。

谭自烈在学校读书时,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比较进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也常写信回家规劝其父认清形势,识时务。谭有时将信给我看,我又借机向他介绍老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消除他思想上的一些疑虑,他好学习,手不释卷,接受新事物快,致使他思想上有所转变。

一九四八年三月,谭叔愚去南京出席国大会议,他回来向沈英儒等人说:南京一片混乱,充满失败情绪,大小官员惶惶然如临末日。有的准备去美国,有的打算去香港、台湾,有的准备送家眷返乡,大有金陵王气黯然收,树倒猢狲散之势。又说:刚到南京时,接待的人很多,有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孙科的姨太太,程潜的代表,吃不完的油大,看不完的演出。可是,投票后就没有人管了,有的代表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有的就发牢骚,说怪话。如说:“来时衮衮诸公,去时诸公滚滚”。又有人把国大代表几个字编成打油诗:“国事日非,大而不当,代人受过,表面文章”。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他看来,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所以他在南京参加了“民革”。带回来一张有李济深、宋庆龄、熊克武等民革成员的照片。回重庆后,又出席了川康渝“立委”、“国代联谊会”,会议由熊克武主持,实际是一个策反工作会议。回垫江后就积极找地下党接头,走起义投诚的道路,并要我设法与地下党员贾希一联系。

“科班”的另一个头目沈英儒,他于一九四九年秋专门到重庆观察形势,适逢至诚银行总经理陈仲森(垫江人,民盟成员,由已解放了的上海经香港飞回重庆)。陈对沈说:解放区情况很好,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又说: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保护城市工商业者的财产。他在返垫途中,大致在太平与澄溪之间碰见谭叔愚去重庆看形势,沈就把谭挡了回来,他也积极找地下党联系。


垫江和平解放前的一些情况

时值我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国内战局急转直下,国民政府覆灭已成定局。垫江局势也和全国一样,过去在县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的那些风云人物,深感大局动荡,栗栗危惧,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感到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把妻室儿女送往乡下投亲靠友,有些客籍工作人员纷纷离职回家,钞票无人要,以物易物,局势极端混乱。但是,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造谣诬蔑,说什么共产党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拆散家庭,如洪水猛兽等,致使一部分人不免疑惧。

国民党虽然大势已去,但仍不甘心失败,困兽犹斗,对过去的失意军阀政客,加官进爵,搜罗残兵败将、社会渣滓,招兵买马,负隅顽抗。残余军阀,也想浑水摸鱼,乘机抓点本钱在手,看风使舵,一旦大局有变,以便讨价还价,弄个一官半职。如县中失业在乡军人闵克勤,通过原属王陵基旧部的关系,去成都弄个自卫副总队长名义回垫,把原来县中的几个保警中队,归他统率。不久大竹专署委卢英为自卫团团长。卢又想把闵已弄到手的保警队武装夺过去作为自己的本钱,总之谁都想拥兵自重。卢英以专署的指示为“圣旨”,要求接收闵的武装,而闵克勤又不肯交,形成僵局。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范绍增又委闵克勤为国防部挺进军第七纵队司令。这些新贵人,为了拼凑人枪,又各自加委一批新知故旧和有号召力的亲朋好友,充当这样官那样官。当时垫江县城,真可算是冠盖云集。县人裴宗泽(军阀杨森的侄女婿,重庆大田弯体育场场长),又拿一封杨森给谭叔愚的亲笔信回垫江,许谭叔愚一个师长职位,要谭出面招兵买马,当即被谭拒绝。

曾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县人徐吉星介绍一位医生叫霍松岩的东北人,医术很好,能开肠剖肚,暂借沈英儒新修的红楼(老干局原址)开业,业务很兴旺。后来我们去动员沈英儒干脆把红楼捐献出来办医院,争取当个开明人士。但沈说将来田土靠不住了,城市房产可以保留,未予同意。据悉,解放后霍松岩调大竹县医院去了,现已退休。


策反成功 垫江赢得和平解放

解放前夕,中共垫江特支派胡启恒同志出面作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他采取了联“科”反“刘”的策略。在做“科班”头目的工作时,他又选择了抓谭叔愚这个重点人物。因为他知道谭叔愚与沈英儒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科班”集团中,一切行动都是以沈谭为马首是瞻,只要争取了谭叔愚,基本上就争取了“科班”一伙,也就能稳定垫江的局势,就有可能实现垫江的和平解放。因此,胡启恒同志首先派新青社员皮世德(县府地政科长)、周歧君(警察中队文书)与谭接上关系,接着就亲自面见谭叔愚,并授意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在他家(南街)召开迎接解放的筹备会(即应变会)。届时,启恒同志派了潘本立和龚开基两个新青社员出席了会议。参加那次会议的各界人士很多,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最后由谭叔愚总结拍板,叫闵克勤把乡下的部队全部撤回来保卫垫江县城,走起义投诚的道路。

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多,成分复杂,这个决定很快就被民国大竹专署知道了。专员邱仲丕给县长廖鹏飞打来电话,说“垫江反了”,扬言要派一个团来垫江清剿。廖鹏飞、闵克勤都滋生了恐惧情绪,谭叔愚也到西山后槽咳蚂塆陈光文家躲避。胡启恒同志分析了当时情况,认为大竹不可能派兵来,但仍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首先是封锁消息,免得扰乱人心;其次派专人在沙坪关(现沙坪镇)监视大竹方向情况,如真的派部队来了,我们就往卧龙河方向转移,避免与之接触,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过了两三天并无动静,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谭叔愚由咳蚂塆派专人给我(老家)送信来,要我去他隐蔽处相会。因谣闻重庆行辕又要派人来逮捕我,说我在垫江搞局部和平,我也下乡隐蔽起来了。我经过县城,由西寺河、大屋坝、太平绕道去咳蚂塆。我到后,他把与胡启恒接头及在他家开“应变会”的情况给我详细讲了,他非常乐观。接着十二月一日晚,派我进城出席了在农推所由胡启恒同志主持的策反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闵克勤(自卫副总队长)、皮世德(地政科长代表县长廖鹏飞)、刘琢之(县参议员)、陈继儒(建设科长)、余麟章(农推所主任)、谭正品(代表国大代表谭叔愚)等人,陈启栋(农推所技师)负责放哨。会议由胡启恒同志主持。会议对策反工作大体上作了分工,治安由闵克勤负责,主要保护好仓库、桥梁、档案及维持社会秩序;皮世德负责与县长廖鹏飞联系;我负责与谭叔愚、沈英儒及“科班”一伙人联系。散会后,我当晚即赶回咳蚂塆向谭叔愚汇报会议情况。他感到满意。会后两天,知道国民党的部队已撤退完了,公开的特务也逃跑了,谭叔愚和我才返回县城。当时城中市面很平静、很萧条,大部分居民没有走,仍然留在城中,只有少数人下乡投亲靠友了。可见十一月中旬的应变会,对安定人心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下午四点钟左右,解放军镇江支队抵达城郊张家滩(现在的八一桥)。去迎接解放军的,以胡启恒同志为首,有民国垫江县县长廖鹏飞、县参议会议长龙守贤、国大代表谭叔愚、自卫副总队长闵克勤、三青团干事长钟石痴,我也参加了,许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欢迎仪式。解放军入城式上,前面几个穿着便衣的是敢死队,后面大部队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迈着整齐的步伐由南门走向北门广场。在北门广场,人们准备了鞭炮,由于解放军未准许而没有放。解放军入城后,由闵克勤率领部队在体育场(现26队)交枪,晚上在北门广场(今县医院)开庆祝大会,由解放军首长讲话,闵克勤也讲了话。之后还在龙王庙(今桂溪镇三号宿舍对面)演歌剧《白毛女》。整个县城呈现一片欢腾景象。

垫江顺利实现了和平解放,社会治安较好,够条件成立治安委员会(条件差的是成立解放委员会或军事管制委员会),胡启恒同志向解放军首长提名推荐:主任委员李学民(后为徐树人),副主任委员何瑞五,委员有胡启恒、龙守则、皮世德、龚泽普、卢振声等,皮世德负责秘书工作。十二月八日垫江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

十二月十二日《新华日报》及《新民报》对垫江县和平解放和治安委员会的成立等情况都作了报道。

我在这里要补充三点:一是胡启恒同志当时代表党出面策反,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当时国民党部队尚未撤退完毕,在垫江境内还有公开的和暗藏的特务,万一消息泄露,那是有生命危险的。二是在十二月一日晚的策反会议后,闵克勤提出要胡启恒同志与他们住在一起,以便商量事情及处理临时发生的问题。后来决定选择在刘琢之家暂住,并安上专用电话,以便指挥部队,廖鹏飞也经常去了解情况。三是垫江的档案、仓库、桥梁基本上完整无缺的保存了下来,只有国民党县党部的档案被刘道三焚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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