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诤诤铁骨砥柱中流

聚庄 收藏 0 296
近期热点 换一换

少有大志 义投瓦岗


隋朝末年,在隋炀帝的暴政统治下,反隋的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当李密领导的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夺取了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威震中原的时候,隋武阳郡(在今河北大名县东)郡丞元宝藏也起兵反隋。为了统一反隋的步伐,无宝藏主动写信与李密联系。李密是隋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大贵族,自幼熟读《汉书》,很有才华,因不满隋的统治而参加了反隋斗争。元宝藏给他的信件,他看了觉得写得很好,写信者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人打听这些信是谁起草的,有人告诉他是魏征,他就立即将魏征请去,让他主管军中的文书。这时魏征已经三十八岁。


魏征,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他生后第二年杨坚就推翻北周建立了隋朝,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他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魏长贤博学多才,作过隋的地方官,但在魏征年幼时就去世了。由于父亲早逝,魏征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他勤奋学习,酷爱读书,希望以后能作一番事业。当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他拿不定主意,不知该采取什么行动,就出家当了道士。元宝藏和他是朋友,元宝藏起义后就把他请出来,动员他参加了起义军,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元宝藏给李密的信件,都是魏征起草的,因此他得到了李密的赏识,成了李密的部下。这时他向李密提过十条建议,但因瓦岗军这时在李密的领导下,正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李密很骄傲自信,并没有被李密采纳。


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夺取了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济贫,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已经将洛阳城包围起来。困守洛阳的隋军,到处调兵遣将,与瓦岗军在洛阳周围反复进行了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这时控制了洛阳大权的隋朝大将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惫之机,进攻瓦岗军。在王世充发动攻势之前,李密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当时魏征的地位低,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认为这次决战很重要,成败关系着瓦岗军的前途,就主动找李密的长史(类似秘书长的官)郑颓说:“李密虽然在前几次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将士伤亡很多,钱财现在也很紧张,对有功的将士不能论功行赏。从这两点看,不可以与王世充打硬仗。最好的办法是,挖沟筑垒,打防御战。双方对峙久了,敌人粮尽,就会不打他而撤兵。这时再乘机追击,必然会取得胜利。”郑颈原来是隋朝的监察御史,投降李密后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就讥笑他说:“你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意见!”魏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转身就走了。


类似魏征的建议,李密的一个将领裴仁基在会上也提出了。他主张乘王世充出兵东下,洛阳必然空虚之机,在分兵阻击王世充东进的同时,以骑兵进击洛阳,迫使王世充回救,必然能两获全胜。但是很多李密的部下,轻敌麻痹,要求速战。李密同意了他们的速战要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偃师城北,列营而不设垒,结果在王世充的火攻与奇袭下,全军溃败,闻名天下的瓦岗军从此而消失了。



败归李唐 再入义军


瓦岗军失败后,李密率余部去长安投降了李渊,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长安。李渊是隋朝的太原留守,他乘隋末战乱之机,起兵太原,不久就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唐朝。


李密投降李渊的时候,还有两万多人的余众。他到了长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封他为邢国公。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冷落,不再受到重视。后来他借李渊让他去洛阳一带招抚自己过去的部众之机,又打出了反对李渊的旗号,结果兵败被杀。魏征随李密到了长安后,因为是李密的部下,当然也不会受到李渊的重用。李密死后,他的一些旧部仍然活动在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徐世勋,有比较大的实力。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报奋勇,愿以自己的老关系,去到太行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附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就任命他为秘书丞(管理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去执行这个任务。


他首先到了黎阳,给徐世勋写了一封信说:“当初李密率瓦岗军起兵反对隋朝的时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几十万人响应,隋朝的半个天下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后来被王世充战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因而投归了李渊。现在经过群雄的纷争,李渊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现在占据的黎阳,是取天下者必争之地,如果不早认清形势,作出打算,就错过机会了。”徐世勐看了魏征的信,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又听说李密已经被杀,就决定投降李渊,但为了表示对李密的忠诚,请求收葬李密的尸体。他的要求李渊答应了。


徐世勋将李密以国君之礼,葬在黎阳山西南五里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渊自己受到牵连的嫌疑,出于歌颂瓦岗军的心愿,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里,对李密这位农民起义军的将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李密的死,将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确意见,虽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导致了以后的失败,但他对这位战友毫无怨恨之言,而表现出无限的赤诚之心。


魏征劝说徐世勋降唐后,徐世勋就从经济上支持了被窦建德打败的唐将李神通,使他自相州(今河南安阳)能撤退到黎阳,从而保存了实力。后来,魏征又去魏州劝说自己的老朋友元宝藏也归降了李渊。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窦建德领兵南下,攻占了黎阳,这时魏征正在黎阳,成了窦建德的俘虏。窦建德是农民出身的一个起义领袖,他起义后能与士兵共甘苦,所以得到了起义群众的拥护,成为占据河北一带的一支主要的反隋起义军。这时窦建德已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魏征被俘后,他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就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率大军东征洛阳,进攻隋的残余势力王世充。王世充屡战皆败,洛阳形势十分危急。王世充为了摆脱困境,多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起初未加理睬。当王世充眼看就要被李世民所消灭,窦建德认为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对自己的处境不利,因而决定率军南下救洛阳。窦建德率十余万大军,很快就到达成皋(今河南汜水县西北)的东原,他致书李世民,要他退军潼关。


李世民围攻洛阳马上就可功到垂成,他当然不会因为窦建德的威胁,就前功尽弃。他留一部分人继续围攻洛阳,自己率精兵急奔虎牢关,阻击窦建德。由于窦建德刚愎自用,不听取部下正确的意见,与李世民军队在虎牢关采取正面决战的行动,被李世民用骑兵击溃,窦建德本人也被俘获。魏征看来当时也在窦建德的军中,但没有起什么作用。窦建德兵败后,他与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裴矩等人,逃到沈州(今河北永平),在窦建德的部下齐善行的建议下,以余众投降了唐朝。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长安。魏征在李密的瓦岗军中有一年的时间,这次又在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中一年半,前后共在农民起义军中活动了两年多的工夫,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以后一生的政治活动,起了重要的影响。



太子洗马 鸿图未展


魏征到了长安后,因为又当了一段窦建德的部下,当然更不会被重视了。李渊的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


这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斗争已经开始尖锐化。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并不稳。因为他的弟弟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后,就率军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很有势力,在大臣和将士中的威望都很高。这对李建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为李建成招为洗马,就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你应该争取自己率兵去打这一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宣布除刘黑闼外,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加追究。这样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李建成同时也在河北一带安插了亲信,收买了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魏征的建议取得圆满的成果。


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支持他的弟弟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这对魏征来说,是生与死的关头,回答不善,马上就可能被杀头。魏征这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很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的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就谅解了他。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谏议大夫 君臣一体


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就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


这时,李建成虽然被杀,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随者,由于李世民采取了镇压的办法,所以人人自危,都在伺机反叛。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要不计旧仇,对他们处以公心,否则祸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就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李建成在河北一带的部下,魏征都比较熟悉,唐太宗就派他为特使,去河北一带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


魏征在出发时,唐太宗授命他可以遇问题酌情处理的权利。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遇到了两辆去长安的囚车,车中锁着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他们两人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了河北,被逮捕送到长安治罪的。魏征看到这种情景,就同他的副使李相客商量说:“我们动身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了诏令,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了。现在又把李志安和李思行押送长安治罪,其他人谁还再相信皇帝的诏令,而不增加疑虑呢?这样,我们虽然去安抚,人家也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把他们俩放了,不再问罪,那么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也就会归降了。古的时候,大夫出使,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走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利,皇帝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也应该以国士的行动报答皇帝。”李相客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立即下令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唐太宗认为他们做得很对。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征圆满地完成了安抚河北的任务,因而更加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自己支持温彦博的意见不当,就自我批评说:“你说得对,我作错了!”魏征乘机继续发表意见说:“我希望你让我作一个良臣,不要让我作忠臣。”唐太宗不解地问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区别呢?”魏征回答说:“良臣身享美名,,君主得到好的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灭,只是得到了一个空名。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不同。”魏征的这番话,从政治上与唐太宗摊了牌,以进一步消除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表明了自己对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唐太宗被魏征的话打动了,他连连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因此送给他绢五百匹。



以史为镜 编纂史学


李世民当皇帝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么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无数。他召集大臣们在一起围绕着自古以来政治得失的问题,特别是隋炀帝为什么失国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魏征对大乱之后治理好国家,信心百倍。他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唐太宗认为:“善人治理国家也要经过百把年的工夫呢!”魏征不同意,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必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成绩都太晚了。”当时的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在吹牛,唱高调,劝唐太宗不要听他的话。封德彝认为,“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秦朝想用严刑峻法,汉朝又用霸道,想把人心教化过来,都没有成功。魏征想用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话,就把国家治理好,听他的必然败乱国家。”魏征针锋相对地质问封德彝:“如果说自古以来人心一天比一天变得奸诈,那么今天的人都变成鬼了,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魏征认为:“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能否治理和教化。”


魏征认为,隋朝所以很快灭亡,是因为它扰民太多,唐初虽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会却很安定,就是尽量少扰民的结果。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


怎么样变隋末的“动”为唐初的“静”呢?魏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唐太宗进行了整顿和治理。


第一,不为了皇帝个人的享受,而滥用人力和财力。隋末在很短的时间内,凿运河,修东都,筑长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给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唐太宗为了避免大量动用民力,竭力不动或少动工程。贞观四年(630年),为了减轻物资运往长安的费用;决定在洛阳修建宫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这时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认为这是劳民的事。李世民看了很不满意,说难道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他才满意吗!魏征赶紧上书为皇甫德参解释说:“他的上书言辞过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于诽谤。”唐太宗虽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可对皇甫德参,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后来陕西、河南一带因为大雨,淹了很多人家,这时唐太宗又要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上书反对说:“隋朝所以败亡,就是因为皇帝为了个人的享乐,役使天下的百姓为其修建宫观台榭,使得大家无法活下去,才都起来反对他。现在有的宫观台榭,已经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的灭亡,还应当把大的宫殿毁掉,住在小的宫殿里,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舍不得毁掉,就住在现有的宫殿里,不再修建新的宫殿,这是次一等的办法。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满足旧的宫殿,又扩建新的宫殿,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是最下等的办法。”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宫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样的大乱。唐太宗听了,就停止了洛阳宫的修建,把备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灾的地方,帮助农民修了住房。


第二,皇帝不要到处去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隋炀帝是一个好到各地去巡游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员和随从,都给沿途的百姓带来灾害。唐太宗当皇帝后,只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活动。有一次在去洛阳途中,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就劝唐太宗说:“隋炀帝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受,到处让臣民献美食,结果搞得民不聊生。现在因为下面供应得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满意。那样下去,奢侈一万倍,也没有满足的时候。隋末的大乱就又该出现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意见,比较注意节制奢侈浪费。后来,生产恢复了,经济形势好转,这时有的大臣就认为天下太平,鼓励唐太宗去封告泰山。魏征反对说:“皇帝的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到的益处还不多;现在天下虽已太平,但财力还不十分充裕。隋末的战乱还只过去十年,国家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禅,说自己的功业成就,还为时太早。这个时候去进行封禅大典,必然耗费很大,赏赐很多,就是免去人民的租税,也减不轻人民的痛苦。去图虚名,而受实害,封禅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觉得有道理,就决定不去封禅了。


第三,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隋炀帝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动。这个教训对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贞观初年,外有强敌,内部又很困难,如果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不当,就可能使已经十分衰败的经济,遭受更大的破坏。所以贞观初年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坚持的原则是,务求内部安定,而不去扩展领土,只要中国强大了,与周围的各种势力就能处理好关系。所以对周围各族的求婚,大多满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处理互相之间的矛盾,不轻易动用武力。当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钵罗为可汗的使者还未还,就又派出了进行马匹交易的使者时,魏征就认为这有点薄义重利,好象唐朝把市马看得比立可汗还重要,即使能得到马,也已经失去了义。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讲德、讲义,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压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马上追回了市马的使者。


魏征强调要“静”而反对“动”,目的是帮助唐太宗巩固已经取得的天下。他认为:“静徭役就少,百姓耕作的时间就多,富裕得就快,富裕了就不会起来造反,君臣就可以长保富贵了。”“动”的统治只看到了眼前的享受,而“静”的统治却想到了长久的统治,可见魏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的眼光要看得远多了。


魏征称唐太宗是一个“很注意研究古今的历史,从中找出治理天下经验”的皇帝。由于唐太宗是一位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皇帝,所以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魏征也以总结历史教训为目的,特别是总结隋亡的教训为出发点,参加进行了一些史学的编纂工作。


唐朝从李渊开始,就很注意前朝历史的编纂。早在武德四年(621年),当全国的统一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李渊就接受了令狐德蔡的建议,下诏撰修梁、陈、齐、周、隋、魏六朝的历史,但因当时修史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未能在武德年间完成。唐太宗即位后,贞观三年重新对修史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除《魏书》不再复修外,唐太宗命礼部侍郎令狐德菜和秘书郎岑文本修《周书》,中书舍人李百药修《北齐书》,著作郎姚思廉修《梁书》和《陈书》,秘书监魏征修《隋书》。由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吏,但因房玄龄是宰相,事情较多,没有工夫过问修史的事,所以唐太宗后来又任命魏征为实际的总监。


魏征在主修《隋书》前,已有王劭写的《隋史》十八卷和王胃的《大业起居注》,但是王劭的书比较散乱,没有一定的体例,而王胃的起居注又在隋末战乱散失很多,不很完整,.所以可供魏征参考使用的资料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个不足,魏征就利用当时还有很多隋朝遗老存在的有利条件,亲自去访问和收集。如孙思邈对以往的历史很了解,对很多事记忆得清楚,魏征就几次访问他,得到了不少可贵的材料。他还很重视私人家传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中也补充了官撰史书的不足。


《隋书》的纪、传都是由当时的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起草的,这两个人都很有学问,对历史也有研究,所以写得都很有水平。再经过魏征的修改审定,力求达到简明和正确。经过这三位高手的撰修审定,《隋书》五十五卷在“二十四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断代史。《隋书》中的序、论,齐、梁、陈书中的总论,都是魏征亲自撰写的。它们都是总结和评论历史得失的短论,集中反映了魏征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进步历史观,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代王朝特别是隋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论著。


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五部史书同时修成,由房玄龄和魏征共同署名,进呈给唐太宗。唐太宗对他们能在六、七年的时间,完成五个朝代历史的编纂工作,十分满意,并各有嘉奖。魏征以总监之功,赏赐特别丰厚,加封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还赐物二千段,


魏征撰修的《隋书》中只有纪和传,而没有志。后来长孙无忌等又奉命补写了十志,共三十卷,收入《隋书》中,补了这一缺陷。



诤诤铁骨 砥柱中流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能听臣下意见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贞观年问,君臣共商国事,互相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政治比较开明,谏诤的风气盛行。其中敢于据理力谏,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


魏征本来并不是唐太宗的亲信,开始时唐太宗对他还存有戒心。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过错,匡正他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计较个人的安危,所以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他的正直,对唐太宗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威力。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可是迟迟没有动身,这时魏征正扫墓归来,听到这件事,就去问唐太宗为什么又不去了。唐太宗说:“的确有过游南山的打算,因为怕你说不是,所以又决定不去了。”


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十七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魏征的谏诤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


谏诤的前提是皇帝能够听得进意见,所以当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时候,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阐述。魏征认为,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为“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他必须通过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对此,唐太宗也是同意的,他认为当皇帝,“要管的事情很多,如果一人独断,不去听取臣下的意见,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唐太宗并不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不会犯错误,他一再向大臣们声明:“皇帝有了过失,大臣们要指出来”,这种看法对一个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唐初形成谏诤局面的前提。一般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强调君尊臣卑,一切由君主说了算,臣子即使看出了错误,也不能反对。魏征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认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没有大臣的齐心协助,也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唐太宗对此也是赞成的,他一再强调:“我与各位大臣,共同治理百姓。”所以他要求大臣们,“支持皇帝正确的东西,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东西,这才是君臣共同治理百姓。”正是在唐太宗的倡导下,魏征才能作到犯颜直谏,也才能出现唐初那种君臣同舟共济,兼听纳谏,广开言路的政治局面。


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规定十八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作法违反了唐朝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鱼,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扑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认为,明明规定十八岁服兵役,现在把十六岁也征来,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唐太宗已经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能征不足年龄的兵的情况下,才同意取消了这个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来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恨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后来,唐太宗更加奢纵,魏征上了著名的《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魏征认为,贞观初年,唐太宗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大兴土木,关心百姓的疾苦,而现在却四处访寻珠宝,放纵嗜欲,追求享乐,还说:“不动用民力,容易养成百姓骄惰,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容易听使唤”;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近君子,远小人,渴求人才,现在却只在表面上恭敬君子,对小人却亲热起来,听信小人的话,随便怀疑和斥退君子;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孜孜不倦地与大臣讨论治国之道,虚心纳谏,下情上达,知道百姓的情况,现在却自负功大,骄傲自满,·不愿再听下边的奏事,不再鼓励大臣们谏诤,而热衷于打猎游乐,故意兴师动众,向四夷问罪,夸耀自己的武功。现在各地发生了旱灾,坏人也在蠢蠢欲动,如果不知错而改正,后果不堪设想。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警告是既及时而又尖锐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但是,这时的唐太宗已经功大而年老,他虽然赞扬和接受了魏征的忠告,但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远远做不到了。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法家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


唐太宗感情容易激动,常因为个人的喜怒面滥行赏罚,他知道自己这种一时的感情冲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提醒大臣们经常不断给他提出。有一次他任命瀛州刺史卢祖尚改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接受任命,后来又反悔了,借口自己身体不适,不愿远去交州。唐太宗派人去劝说,他仍然不愿意去。唐太宗当面动员,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认为他太不识抬举,一怒之下,让人当场就把他杀了。唐太宗过后也很后悔,认为没有按法律办事,处理过分了。有一次他和大臣们在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时,魏征借议论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很残暴,但和人讨论问题时,如果自知理亏,也还能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也是高洋的长处。”唐太宗也借机自悔说:“卢祖尚坚决不服从派遣固然不对,但也构不成死罪,我一时怒而杀了他,看来连高洋都不如了。”


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魏征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要不怕亲贵。要以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贞观初,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还赃款解除职务的处分。他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的老部下,就向唐太宗求情,希望原谅他。唐太宗派人告诉他: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的原因。我送给你一百匹绢,继续作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再贪污了。唐太宗为了照顾自己的老部下,就不顾达律而徇私情了。这显然不利于执行国家的法律。魏征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上书反对说:“因为庞相寿是你的老部下,就不追究他的贪污枉法,而且还加以厚赏,留任原来的官。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贪污的不对。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以此来贪赃枉法,这样就会使廉洁的官害怕,影响不好。”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对庞相寿的处理。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能为国家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劳累成积 与世长辞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得了重病。当时魏征家里没有正厅,唐太宗怕魏征死后发丧不体面,就停止了自己正在修建的一座便殿,把建筑材料拨给魏征,用五天的工夫就给魏征修起了正厅。唐太宗还根据魏征喜好素雅的习惯,给他送去了白色的被褥。魏征的病越来越重了,唐太宗不断地给他送药品和食物,并派专人到他家守护,随时把病情报告唐太宗。


唐太宗还亲自二次到魏征家探望。第一次,让左右的人都避开,两人单独谈了很久。第二次还带了太子和衡山公主,魏征勉强在床上披着朝服,拖着身子拜见了唐太宗。唐太宗悲伤地安慰他好好养病,流着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意思就是我不发愁别的小事,只担忧国家的兴亡。唐太宗带着衡山公主,是准备把她嫁给魏征的儿子叔玉,这时唐太宗对魏征说:“你再勉强看一眼你的新儿媳吧!”可是,魏征这时已经没有答谢之力了。


当天夜里,唐太宗梦见了魏征,神色和平时一样。可是第二天早晨,魏征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四岁。唐太宗又亲自到魏征家里吊唁,哭得非常悲伤。他还为了表示哀恸,停止上朝五天,让太子在西华堂举哀,并命令文武百官都去参加魏征的丧仪。还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的仪仗队,陪葬在昭陵。


临发丧时,魏征的妻子裴氏上书唐太宗:“魏征生前素来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葬他,仪仗这么隆重,恐怕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改用白木制的车子和白布缝的车帷来送葬。魏征出殡时,唐太宗让晋王去主祭,他自己还亲自书写了碑文,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西去,哭得极为哀痛。


魏征去逝后,从他家里找到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稿,这也可以说得魏征的一份遗嘱。里边认得清的话有:“天下的人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全;任用恶人,国家就要衰亡。对自己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要了解他的优点。要毫不迟疑地去掉恶人,也要毫不猜忌地任用善人,这样国家就可以兴盛了。”唐太宗看了,很受感动。他对大臣们说:“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你们要把魏征的这些话写在记事板上,发现我在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向我进谏。”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照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魏征的死使他失去了一面镜子。他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所以他认为魏征的死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唐太宗对魏征的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相当正确和公正的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给了他那么高的待遇,还在凌烟阁让入画了魏征等二十四个功臣的肖像,他亲自作像赞,不时去看像赋诗,悼痛不已。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种隆誉,遭到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就制造各种流言飞语,贬低魏征,挑拨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杜正伦和侯君集,魏征曾向唐太宗推荐,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而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征死后,他们俩人都因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这时有人借机攻击,说魏征推荐他们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才,而是因为魏征和他们结为同党,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


又有人攻击魏征说,他谏诤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抄录下来,交给了史官起居郎褚遂良,为了自己录之国史,名扬千载,而却宣扬了君主的错误。这与同时的重臣戴胄奏完之后,即毁掉底本,进行保密的作法不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唐太宗听了,更加不高兴。唐太宗不但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写的碑文,而且还停止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为妻的允诺,表示了对魏征的不满。魏征的家族也自此开始衰败下来。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高丽和袜褐联军猛攻辽东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东北)东南的驻跸山,由于李勋等大将率军力战,才没有被攻破。后来,天气冷了,粮食也供应不上,唐太宗被迫率军撤回。唐太宗在班师回来的路上,很后悔这一次军事行动,这时他想起了魏征,就对大家说:“魏征如果还活着,他是不会同意我的这次行动的。”他派人把魏征的家属叫来,问了他家的情况,慰问赏赐了魏征的妻子,并以少宰的礼祭了魏征的坟墓,重新立起推倒的墓碑,恢复了他的声誉和待遇。不过那位答应嫁给魏征儿子的衡山公主,这时已经另嫁他人,无法再改正过来,把她嫁给魏征家了。魏征死后的这一反复,说明在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即使是象唐太宗与魏征这样合作共事了十七年,彼此已经够了解的了,但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死后仍然出现了波折。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曲折和多变。


魏征是以刚直不阿、勇于犯颜进谏而著名的大臣。他与唐太宗君臣之间虽然也产生过误会和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合作得比较好的典型。魏征作为封建社会的名臣,一直受到封建政治家的称赞,把他的思想和行为,作为封建政治家的某种典型和规范,历代都称赞不已。魏征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

转自大众历史.dzlishi.net/LiShiRenWu/SuiTang/SuiTang21.htm

1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