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致力恢复旧道德:三民主义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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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晚年致力恢复旧道德:三民主义有不足


吴佩孚说:孙先生提倡之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若单以主义而论,无一而非适切之主张。若徒唱权利以饵民,而不关心于义务之训练,则作为一个实际政治家,势必至使人民趋利,大局非土崩瓦解不止。枭雄张作霖说及应加‘民德主义’,不为无见。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冯自由将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至今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然有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之不足并阐明为何不足者,难免使人感到意外,这样做的,非皓首穷经的学者或理论家,而是分别出身于土匪与秀才的张作霖与吴佩孚。


张作霖、吴佩孚怎么会评论起三民主义来呢?这须从头说起。1917年7月,孙中山离开上海赴广州开展护法战争,这第一次护法,是反对控制北京政权的皖系军人段祺瑞。次年5月护法失败,孙重返上海,同年10月,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仍掌握参战军)。昨日之敌,今日之友,下台后的孙中山与段祺瑞互倾情愫,居然谈起合作来,由孙、段合作,又扩大成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合作局面。往来奔走于孙中山与奉天(沈阳)张作霖之间的孙派人物有汪精卫、伍朝枢、孙科、叶恭绰等人。1922年6月16日广州陈炯明部发动的兵变,宣告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失败,他返沪以后,在继续“三角反直”的同时,开始谋求新的出路,进行联俄容共的活动。


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第一出大戏,便是在共产国际(实际是俄国人)的敦促下,搞孙、吴(洛阳吴佩孚)合作,所派遣奔走的人是张继、李守常、王法勤、陈中孚、徐绍桢等。洛吴那边出面的,则是李守常的挚友、洛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这实在是一桩吊诡的奇事:孙在进行“三角反直”的同时又搞一套孙直(吴)合作,并从两头得利。在当时情况下,联张、联吴并无保密可言,彼此心照不宣。本文所谈关于张作霖、吴佩孚对三民主义的评论,是从吴佩孚身边幕僚的记述中得知的。


1939年,东京出版了吴佩孚在洛阳时期的顾问、日本人冈野增次郎所著的《吴佩孚》一书。该书记载了1923年1月7日孙中山使者徐绍桢与吴佩孚的长篇对话。当时是“二·七”前夕,孙吴合作已转冷,故吴佩孚在谈话中对孙中山的思想行为颇有批评。从以下择录部分不难看到吴氏的态度:


吴佩孚说:“孙先生提倡之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若单以主义而论,无一而非适切之主张。三民主义,由一面观之,虽为政治之题目,然概括而言,毕竟为权利之主张,若一面念及义务附随权利之真理时,则不可不考虑及于实行义务之训练方法。若徒唱权利以饵民,而不关心于义务之训练,则作为一个实际政治家,势必至使人民趋利,大局非土崩瓦解不止。枭雄张作霖曾对孙中山先生使者汪兆铭解释三民主义之际,漫然说及应加‘民德主义’,不为无见,盖民德乃指彻底之义务观念也。”他还表示:“余信政治上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概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余奉此信条而不渝,故不能与孙先生共同行动。”


(转引自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


事实上,清末民初以来,有关国人道德水准堕落问题已受到知识界的普遍重视。严复提出“新民德”,即道德重建思想。梁启超更倡言“道德革命”。1905年黄遵宪去世前致梁启超函中曾引用西哲斯宾塞的话:“民德不进,弊或屡易其端,而末由杜绝。”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提出“砥砺德行”,即培养高尚道德,转变社会风气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汪精卫等一批人也主张成立“进德会”。张、吴对三民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张作霖穷困出身,识字不多,他提出应在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是出于顾问幕僚的提示,抑或他本人的心得,无法考证。平心而论,这种主张,岂但不为无见,简直是陈义之高妙,迥乎不可及。吴佩孚以秀才从戎,始终不脱文人本色,他写的《满江红》军歌,高扬爱国精神,至今读之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画的梅、竹国画,格调高洁清逸,水平不让专业画师,由这样的人去讲“四民主义”,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其良苦用心,已可概见。


说起吴佩孚,他终身奉行“四不主义”(不出洋、不入阻界、不借外债、不畜私财),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援西入儒”、“返本开新”,在众多的北洋武人中能言此义者,怕只有这位吴大帅。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徐绍桢的报告,有什么表示呢?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相关记录。不过在以后的行动中,孙中山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21年年底,他在桂林军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时曾说:“中国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对驻桂、滇、赣、粤军讲述“军人精神教育”时,也讲智、仁、勇军人精神三要素及理想世界“天下为公”的精义。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尚未结束,孙中山即在国立广东高师(即后来的广东大学)讲三民主义,先后一共讲了十六次。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大讲道德问题,认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地位还不如殖民地,此中最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换言之,“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什么是固有的道德?孙中山认为,“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然后他解释了它们的内涵。这些,实际是过去的“八德”,只是没有用“八德”这个词。他还要求恢复固有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段话”。他还谈到“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924年创办国立广东大学时,他更将《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校训:这个校训,至今仍被海峡两岸的中山大学所遵奉。


孙中山晚年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并非出于偶然。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他这个努力称之为回归传统,可能有点简单化了。实际上是他经人提醒,已认识到三民主义有所不足,在提倡物质文明与心性(精神)文明相待的同时,深感民德主义实为民族兴衰存亡绝续之关键,思有以振兴之。但从历史与现实计,他都无力去突破三民主义框架,只能在这三个主义中的某个主义里去作必要补充。他于是巧妙地在《民族主义》最后一讲中将传统的“八德”推陈出新,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既回答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责难,又批评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学习西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从而将民德主义有机地纳入三民主义之中,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作了完美的阐述。


民德不进,礼义不讲,世风浇薄,廉耻道丧,人类岂不同于禽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固有道德之精粹,应该是国人共同的政治语言。


摘自:《同舟共进》2007年第3期 作者:李吉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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