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逃兵在中国赎罪70年 称死后也不回国

凌寒独自开 收藏 13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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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他作为一名日本士兵,参与了侵华战争。6个月后,因为“看不惯军队烧杀抢掠”,他逃跑了。因为回不到家乡,他辗转来到山东济南,并在这里安了家,从此再没离开。剩下的70多年里,他尽全力帮助周围的人,并拒绝了回日本。他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罪——


70多年来,山崎宏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尽管作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参与了6个月。


6月20日,坐在山东济南市一家小诊所里,这个老人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给小孩儿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经101岁了,几年前,听力开始渐渐丧失,到现在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


但在街坊们眼里,他仍然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个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服役,做一个为军马治病的兽医。


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来到中国,随军队转战上海、天津,并在6个月后,挑了个黑夜逃走。他解释,那是“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破坏别人的生活”。关于战争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嘴里打探出这么多。


从眼前身材略微佝偻、步伐缓慢的老人,很难推想当年那个日本陆军士兵的壮实模样。山崎宏老了,并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5年前,他97岁时,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他所说的那个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冈山县,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里出生。1937年,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送一个儿子参军。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山崎宏便穿上军装 ,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来到中国。


6个月后,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决定从天津向东逃亡。在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但在日本老家,亲人们以为他早已阵亡了,为他摆好了灵位,并修好了坟墓。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时,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记者来采访,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从那之后,直到失聪前,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到现在,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


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山崎宏拒绝说:“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


这个习惯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日本人在异乡从年轻变得老迈,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他经历了“文革”,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而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了一张房地产海报,上面印着大大的两个字:“望东”。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


但在山崎宏这里,赎罪仍没有结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这个时常望着东方的人,决定不回去了。因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顾,他“挺满意,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国”。


不过,生前“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想让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这样,在“等死”的日子里,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死了以后还是为人民服务”。


本文内容于 6/24/2009 9:22:47 AM 被凌寒独自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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