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从巴基斯坦看民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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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09-06-24 00:25:26 强悍的穆沙拉夫也不得不向家族政治低头。   中评社北京6月23日电(评论员 田文林)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有人张口闭口就是“宪政民主”;而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往往就是一人一票、多党执政、少数服从多数如此等等。然而,仅从投票参政的角度谈民主远远不够。本评论员最近刚从巴基斯坦访学归来,对此有些心得。   事实上,民主的本质是一种选拔方法,比投票本身更重要的,就是究竟哪些人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胜出,他们又是代表哪个阶级进行统治?正如列宁所说:

2009-06-24 00:25:26

强悍的穆沙拉夫也不得不向家族政治低头。

中评社北京6月23日电(评论员 田文林)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因此有人张口闭口就是“宪政民主”;而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往往就是一人一票、多党执政、少数服从多数如此等等。然而,仅从投票参政的角度谈民主远远不够。本评论员最近刚从巴基斯坦访学归来,对此有些心得。

事实上,民主的本质是一种选拔方法,比投票本身更重要的,就是究竟哪些人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胜出,他们又是代表哪个阶级进行统治?正如列宁所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而如果从竞选角度看问题,很容易就会发现,所谓“竞选”实际就是候选人之间的影响力竞赛。这种竞赛说白了,就是拼资源、拼财富、拼势力。没有雄厚的家族势力,没有庞大的金钱支持,一般人根本玩不起竞选的游戏。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巴基斯坦(包括印度)由于当初建国时基本照搬了殖民时期留下的一整套东西,而没有经历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因此这些国家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仍然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家族手中(如巴基斯坦最显赫的布托-扎尔达里家族是信德省的大地主世家,谢里夫家族是旁遮普省最大的工商业主)。有人曾说,掌握该国命运的人(包括家族)不超过20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字塔性的财富分配结构,决定了其政治权力的结构也注定只能是富豪间的游戏。因此,不管这些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制度(巴基斯坦实行总统制,印度实行议会制),选举程序如何规范、热闹,但说到底,它基本是富人的奢侈品。有学者指出,在巴基斯坦,富可敌国的财产、具备家族背景的政党、军队支持三项至关重要,政治人物至少拥有其中两项,才能持续统治。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南亚国家民主选举几十年过去了,但选来选去,始终就是那几个家族的成员。子承父业,女成母业,“孤儿寡母”政治,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明显不合常理,但这里却显得再正常不过。中下层出身的军事将领穆沙拉夫,虽然依靠军队支持流放了谢里夫,并拒绝布托回国,但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影响犹在。一旦其政权面临危机,两大家族便卷土重来。目前当政的扎尔达里总统就是贝.布托的丈夫,过去因收受贿赂而被称为“10%先生”。而他领导的政府上台后,国内形势一片混乱。2009年5月11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但就是这样的人依然能当选总统,掌管国家。

相较而言,出身平民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在政治上展头露脚。一位在巴多年的资深人士曾指出,平民阶层要想在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崭露头角,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西方接受教育,在国外混出名堂,再返回国内;另一条路是参军入伍,并晋升军官。而这两条路又非常艰难:从“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来看,巴基斯坦教育有公立与私立之分,而私立学校教学条件好,并可直接去国外连读,但收费极高,只有足够有钱才上得起。而穷人家孩子上得起的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很差,相当多的是宗教课程,即使念出来,也没什么远大前途。而在军队系统,要想晋升军官,实现“鲤鱼跳龙门”,必须有两名资深军官推荐,因此能迈过这道门槛的,家境基本都不会太差。社会缺乏流动性,国家自然就谈不上活力。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也就很难实现“选贤与能”的初衷了。

在这个世界上,好的民主不容易,而淮橘成枳、徒有其名的坏民主却随处可见。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等)。但由于阿拉伯世界社会发育不充分,使得二战之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上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如1950年法鲁克王朝统治时期,埃及议会(即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前的最后一届议会)319个席位中,大地主占115席。这些地主的财产都不少于100费丹(1费丹等于4200.833平方米)。其中4/5土地超过500费丹。这些权贵阶层作为这种落后而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维护现行统治的合法性。

这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行独断专行之实,为现存的不合理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的合法外衣。对此,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在1957年3月会见一位印度报纸记者时说:“我们在1923到1953年间已经有过一个民主体系。但是这种民主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地主和帕夏统治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这种民主来更方便地服务于封建体系。你已经看到了,封建主把农民召集到一起,并驱赶他们去投票。农民们只是根据他们主人的指令进行投票。”

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需要严格的限定性条件,如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以及社会阶层的偏平化(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等等。而上述第三世界国家当初在建国时,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生产关系革命,实现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带有庇护—附庸(patron-client)色彩的生产关系,使得相对弱小的个人和普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身安全和其他基本需求依附于更富有、更强大的保护人,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甚于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如巴基斯坦的很多农民没有土地,只能租种地主家的土地,结果使农民的人身也日益失去自由,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不独立,自然谈不上政治上的独立。

从更宽意义看,没有社会生产关系革命,到处都是私有财产,结果连国家发展大计深受掣肘,难以快速发展。如巴基斯坦国内自然矿产储量非常丰富,但许多矿产位于私人土地之下,许多大地主以“私有财产神圣不能侵犯”为由,拒绝政府开采。巴基斯坦北部山区曾发现一个储量和品位都极好的金矿,但拥有这座山产权的地主,拒不将其卖给巴基斯坦政府,反而将矿山卖给一家英国公司,并借此取得了英国国籍。

因此,有人津津乐道的、从殖民者和平接手政权的低成本过渡,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印度民主存在的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没有生产关系革命的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种空话,只能沦为注定破产的民粹主义。”这一分析对巴基斯坦政治适用,对发展中国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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