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忆录里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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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册第330-340页。正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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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册第330-340页。正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温和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人为代表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会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到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的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覆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覆电,措辞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辞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辞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个"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 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象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反对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 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种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也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及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情已如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不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再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保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

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敢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藉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侍侯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证蒋的安全。

张学良所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在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决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表示蒋先生已应允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是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完全不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辞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也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会没有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决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张杨共共同反蒋,一变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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