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档案揭秘(1):解放后蒋介石曾派遣特务企图暗杀陈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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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6_23_7628_9507628.jpg[/img] 解放战争时期的陈毅对夺取全国胜利充满必胜信念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6_23_7629_9507629.jpg[/img]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满意的戎装照了 · 1949年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子弹   ·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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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陈毅对夺取全国胜利充满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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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满意的戎装照了





· 1949年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子弹


·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来,才能‘解决’陈毅!”


· 三批刺客接踵而至,陈毅却执意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 我公安机关张开罗网,静候猎物


· 与猎物不期而遇,眼看入网的“鱼儿”又游走了


· 国民党金牌杀手最终落网


· 最后的神秘女特务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兼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5月27日下午2时,6辆黑色的小轿车在上海市政府大楼前嘎然而止,陈毅一行风尘仆仆走入正门,正在这里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肃立,行注目礼,目送新任市长一行进入大楼。


沿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拾阶而上,陈毅径直来到二楼145号房间——“市长办公室”。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已在这里等候接管。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激动人心的讲演,一切都是那样普通平常。这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共同作风——朴实无华,埋头苦干。


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已是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机器工业80%停工,面粉业由于运输不畅,产量只及战前的1/10,占上海工业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没有原料和销路,全部瘫痪。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


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的3万多人,加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看到信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的字样,沉甸甸的,拆开一抖,“档哪”一声,一颗亮晶晶的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桌旁的纸篓。


站在一旁的秘书又将信封和子弹捡了起来。这段时间,公安保卫部门已经三番五次就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害我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作过报告。对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陈毅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反共”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秩序动荡。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排在第一位。


这个阴谋也为我公安部门掌握的可靠情报所证实。



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这批特务立足未稳,即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紧接着,又来了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刺客。这次他们除了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但是很快又全部落入法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两天后又接电告:“刘匪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名,希即布置侦捕。”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在伸向上海、伸向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说到减人,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陈毅上任后,看到当时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经费开支很大,有限的财力难以支撑,同时又影响办公效率。当时从旧政权接下来的人员就有5万多,加上我方接管人员1万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此陈毅决定对政府机构、人员实行精简,并宣布自己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为6人。


负责警卫的保卫部门“抗命不从”。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上海解放后,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重大匪特案件,行凶、爆炸、放火、投毒、打死解放军战士、抢走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像影子一样躲在暗处的杀手。尽管陈毅本人对这些并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民政权捍卫机关的公安保卫部门,却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况且根据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的暗杀陈毅的阴谋已在实施过程中。


然而,陈毅的办事风格是说过的话一定兑现。几天后,他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警卫处长心里却是这样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


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


“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


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此举,是那个时期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的典型体现,这也正是保持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崇高威信的根本所在。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后,仍不甘心,恼羞成怒的毛人凤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亲自点将组成第三批杀手,把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押了上去。


第三次执行暗杀任务的竟是当年陈毅手下的传令兵、喝着红军“乳汁”长大的变节分子刘全德。刘全德何许人也?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他可算个小有名声的人物,除了他被吹嘘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能够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外,还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世经历。


时年36岁的刘全德,江西吉安县人,早在1929年14岁时便离家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头脑灵光,不久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红四军十一师某团传令兵。后来他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过班长、排长,直到升任为特务连连长。他熟悉红军的保卫和情报工作。1933年曾被我党派往上海做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客观地说,他是一个从事谍报工作的老手。


1935年11月,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受党教育多年最懂得变节意味着什么的人,竟“扑哑”跪倒在国民党特务脚下,从此死心塌地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剿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成为深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赏识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先后在军统头目陈恭澎、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别行动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组长。


国民党特务正是利用刘全德对共产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特点,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由他直接指挥或参与暗杀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个之多。例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总台长佘珍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刘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别嘉奖。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由于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了一周之后即被释放。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舟山岛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又投到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特务机关。


为了暗杀陈毅,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刘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强化训练。毛人凤下了死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他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刘全德等一批特务将被派到上海,已为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但要掌握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在上海500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圈定目标方位,却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绝非等闲之辈!形势紧迫,公安部门不能等闲视之。


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扬帆,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收到有关暗杀上海领导人的案件通报,心头如同压着一块巨石。从30年代起,扬帆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活动十分清楚,至今,他对当年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爱国革命志士的情景记忆犹新。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自己的军事对手或是政治对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均施以暗杀了结,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用伎俩。


扬帆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恨之入骨。他将近来发生的暗杀事件情况,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刘全德等特务到上海暗杀陈毅的阴谋,向陈毅和潘汉年副市长作了报告后,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的离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同时召集公安局社会处主任、科长会议,讨论部署侦破工作。


上海解放才5个多月,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嫌洒列岛等大大小小岛屿还为国民党军所占据。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渔民、商人为了糊口,经常驾船到吴淞口上岸销售鱼虾等海产品,再贩运生活日用品回岛,一些特务乘机混入其间,从吴淞口登岸潜入上海;有的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陆。虽然进驻上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戒备措施,但毕竟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


刘全德曾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社会基础,潜沪后易于隐蔽,这对我侦察发现目标是个不利条件。但扬帆认为,刘全德既然要进行特务活动,就离不开他赖以掩护和利用的社会关系,只要工作缜密得当,目标选择准确,就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按照既定侦察方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加强对吴淞口码头的控制;二是对已经掌握的刘全德的关系处,布置专门力量日夜监视守候,等待其自投罗网;三是尽量争取有可能接触刘全德的关系人为我所用,主动出击,发现刘全德的行踪;四是深入调查,发现新的主要线索或刘全德的踪迹,“撒网”控制。



刘全德的确很狡猾。


1949年10月30日,台湾“保密局”特务机关用飞机将他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舟山岛定海,交给在定海的著名土匪头子黄八妹,指示她设法将三人送到上海。


“眼睛,眼睛,到处都是眼睛。”到定海后,刘全德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着他,如芒在背,因此行事小心谨慎。他要黄八妹先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岛,这是一个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岛屿;而后又提出三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走漏风声,要分头行动。他要黄八妹伺机安排、欧两人分别搭乘货船从大洋山岛进入上海,给他另外准备一条船,船上装些糖,何时启程由他决定。黄八妹一一照办。


三人定好到上海碰头的时间、地点后,刘全德只身装扮成“糖商”,乘船悄悄离开大洋山岛,于11月1日深夜到达浙江乍浦附近一个偏僻的海岸登陆,并于次日乘车潜入上海市。狡猾的刘全德经过一番化装后,竟在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作了实地勘察。返回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的行走线路,市长办公室、会议室门号,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方位等都一一用笔标出,尔后深居简出,窥待时机。


我方撤出去的网已经一个星期了,侦察尚无进展。“刘全德到底到了上海没有?他的落脚点在何处?”扬帆感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经报请上级同意,他在碰头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要主动出击!”经过分析,扬帆认为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很可能先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隐蔽下来,而后伺机行动。


刘全德与一位姓陆的曾同在国民党上海市普察局供过职,由于工作关系,刘与陆某常有交往,陆某还认识刘的密友姜冠球,并知他的住处。我侦察人员决定通过陆某到姜冠球处探探情况。侦察人员找到陆某,说明来意后告诉他,如果他能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将给予表彰、奖励。陆某表示愿意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11月8日晚上,陆某在我公安人员安排下,以探望之名来到姜冠球家。陆某原本只想通过姜打听一下刘全德的行踪,不料刚一进门,撞见刘全德坐在会客室内。这一意外相遇使他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喜。刘全德确已潜入上海。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某赶紧上前,故作惊讶,主动打招呼道:“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刘全德见到陆某先是一惊,紧张地从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在断定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时,才稍稍镇定下来,说道:“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找熟人去公安局自首。”


陆某一听这话心里明白,这是对他不信任并怀有戒心。他故意不接刘的话题,做出一副沮丧的神态:“解放后公安局对原警察局的人都留用了,唯独对我不信任,我只好早早辞职,现在家待业。今天到弄内来找老同学,是想请他给介绍做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等饭吃啊。”


刘全德听罢陆的话,不再说什么,他向陆某要了住址、电话,称改日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去。


为了摸清刘全德的去向,陆某随口说了一句:“那好,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出了姜家院门,路上,陆某心里十分矛盾,如果一直跟着刘,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若要把他扭送公安局,自己孤身一人,难是他的对手,惊动了他,更难捕捉。想到这里,陆某只得借口自己朝另一方向走,与刘分手。这条已经看到的“鱼儿”,又从从容容“游”走了。



20分钟后,陆某坐在了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扬帆和侦察组其他人员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刚才的一幕。陆某面有愧色地说:“没能抓住刘全德,没有完成好任务。”扬帆接言道:‘虽然这条‘鱼儿’游走了,但此行也有收获,知道刘全德已潜入上海,这就大大缩小了追踪他的范围。你已尽力了。”


陆某走后,扬帆对在场的同事们说:“既然已经看到了刘全德,而且是在他的旧友家中碰上了他,证明先前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下一步我们的侦察重点还是放在与他相识的人家这个方向!”


大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形成共识:既不能让刘全德的阴谋得逞,也不能让他受惊溜掉,立足于智取生擒。侦察组的同志估计刘全德从姜冠球家离去后,极有可能去找一个名叫史晓峰的人。据此推断,公安人员先找到了高某。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高某和史晓峰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同学,刘全德是该校教官。当年刘全德暗杀佘阶时,正是史晓峰掩护他脱离危险,所以刘对史甚为感激,二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高某与史晓峰是多年的旧友加同学,过去常有往来,因此,高某被我公安机关定为第二个打探刘全德行踪的人。高某表示一定尽力。


史晓峰当时在山西南路7号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11月9日中午11时左右,高某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他有几分犹豫,正朝店内张望,恰巧史晓峰从外面回店,见到高某很是亲热。史晓峰要高某上楼一叙,并神秘地对高说:“老兄,我让你见个人。”房门推开,原来是刘全德在史家。


刘全德一见高某进来,不禁一惊,满怀狐疑地问:“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高某心想,既然撞上了,就得想办法将他稳住,尔后找机会离开。“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你!”高某故作惊喜地说,“这些年来您在哪里发财?”边寒暄,边落坐,房门紧闭,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史晓峰叫家人准备酒菜。


高某拿出一张离职证明“诉苦”道:“解放以后我一直失业,两位老兄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此时刘全德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他给高某频频斟酒,目的是想灌醉他,让他酒后吐真言。高某为消除刘全德的怀疑,也就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过三巡,高某已显醉意,刘全德的戒心有所放松。他对高说:“过个三五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再畅饮一次。”


高某一心想着如何尽快脱身,好向公安部门报告。他乘刘、史二人不注意时,将吸剩的半截香烟吞下肚去,满肚的酒菜顿时翻腾起来,只听“哇”的一声,刚吃下去的酒菜呕了一滩,恶气冲鼻。史晓峰喊来家人处理。高某假装醉眼蒙眬,歪在桌旁,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能躺在这里,送我回去··…”刘全德真的相信高某醉了,他打算先让高走,自己立刻转移。


高某在史晓峰搀扶下,歪歪斜斜出了院门。拐过巷口,他的酒全醒了,跨上自行车刚刚踏了几下,看到迎面走来两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忙下车,上前说明原委,最后说了句:“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某迅速来到史晓峰家。


“笃、笃、笃!”高某上前敲门。


“谁!”里面传出问话。


“是……是我。”高某在门外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明显警觉起来。


“我喝……喝……得太多了,这……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先……放在你这。”说得在理。


“吱”的一声,门闪开一条缝,高某顺势用腿一顶,两名解放军战士猛虎扑食般冲了进去。刘全德正躺在床上。也有几分醉意的刘全德以为短时间里不会出事,他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过这次他失算了。在高某的协助下,刘全德未及做出反应,就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压在身下。史晓峰也当场成了俘虏。


刘全德和史晓峰被押到公安局。主犯落网,对我全体侦察人员是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期一网打尽,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决定一鼓作气。侦察员一方面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继续日夜严密布控,以防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突击审讯刘全德。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存有投机心理的刘全德很快交代了潜入上海前后的经过、活动以及其他同行人员的行踪线索。


根据刘犯的口供,公安人员分头出击,迅速将其他5名特务和为他们行动提供方便的14名窝匪一一抓获归案,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已然破产!但有一重要敌特分子劳有花潜逃。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在上海被判处极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但潜逃的女特务成为我公安机关的心中之刺。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劳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不久老板就因为患有心脏病,猝死了!


因为平时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记恨在心,现在有机会便毫不留情的将她从纱厂赶了出来,很快她又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但从未见过面。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边精心准备筹划边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根据上层指示:立刻离开上海,等待刺杀任务!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就被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支部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待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有染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像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与刘全德等合谋刺我国领导人的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至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所涉敌特人员全部落网。


此案再次向世人昭示,凡不择手段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人,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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