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自诩为治安模范国家的日本乱象丛生。《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大报的编辑部频频遭到右翼分子的暴力威胁,著名政治家山崎拓的宅第竟被右翼分子付之一炬,长崎市市长光天化日遭到暴力袭击。后冷战时代既是日本各种战略思维回旋激荡、人心思变的时代;也是右翼逆流涌动,国家未来走向变数迭出的时代。国内经济的长期萧条,使国民急于找到隧道出口,政治家顺势纷纷打出“平成维新”、“第三次开国”等旗帜,提出了各种改革国策方略。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乃其中影响最大者。然“正常国家论”本身也包含着让人忧虑的灰色区域。


“十年停滞”的愤懑与激变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国民意识和战略思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大国志向抬头、对美对华观念的转变、近代史观回潮等方面。


日本民族文化中追求“有名誉的地位”观念根深蒂固。国家追求国际尊严和地位虽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却以日本为最甚。近代,《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曾称,促使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在于日本国民“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荣誉感”。冷战时期,日本人把经济成就视为民族最荣耀的资本。在20世纪80年代,当“广场协议”签署后,坚挺的日元使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腰缠万贯的日本人手里拿着钱到处抢购。他们大量收购美国国债、企业、土地,许多富豪不惜重金到欧洲各地购买著名的艺术收藏品。日本三菱土地公司甚至花13.7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最大股东——拥有80%股权的控股股东,成为美国具有象征意义的地产主人。美国舆论为之哗然,称之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敲打日本遂成为美国媒体的家常作业。


十几年来,内外环境的转折使得日本国民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主义”和“经济现实主义”在日本社会思潮中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漂移——反对、厌恶、害怕战争的日本人在逐渐减少。尤其是苏联解体之时,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非但没有品味到多少冷战胜利者的喜悦,反而发现自己遇到了新的麻烦。原来欧美各国对日本经济成就的艳羡和夸奖已经变成了贬斥和诋毁。在海湾战争中,日本虽然向多国部队提供的战费金额超过了当年美国援助整个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却仅仅因为没有做“人的贡献”,被美国国会、媒体指责为“只肯掏钱,不肯流血、流汗的家伙”。这种指责和嘲弄,对于长期因经济卓越被国际社会视为“优等生”的日本来说,无疑是对其民族自尊心的严重伤害。一些日本人甚至把此称为“海湾战争之辱”。由此产生的挫折感极大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于十多年后(2002年6月6日),日本杏林大学教授田久保忠卫在国会作证时仍表示:“海湾战争是日本战后受到的最大冲击……战争结束后科威特在《华盛顿邮报》头版上,向各援助国致谢,却没有日本的名字。”因此,海湾战争可以说是日本保守主义者谋求转换国策、调整国家战略目标的起点,也是小泽一郎提出“正常国家论”的远因。


就在日本人为海湾战争问题烦心的时候,国内经济也出现了战后未曾遇到的麻烦。此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仅1991年前后,负债额在1000万亿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在1万家左右。一开始,在经济战中不乏反败为胜经验的日本人尚比较镇静,自信能够很快走出低谷。日本政府也为此用尽了各种调控手段,为刺激经济不惜财政成本,甚至把银行利率降低到零。但百般伎俩却百无一用。日本经济如植物人一般昏睡了十余年之久。这场日本战后历时最久的衰退,使国民自信心也从几年前的高峰跌入低谷,面临空前考验。国内原本规模巨大的银行如阳光下融碎的冰山,相继倒闭或停业。一大批卷入地产、金融投机风潮的普通百姓,转眼间身无分文甚至欠下巨额债务,只能搬出宅第,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内靠面包和凉水度日。曾经在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为企业立下汗马功劳,指望靠“年功序列”进入管理层的中年人,突然发现不但晋级之路变成了断崖,而且面临裁员威胁。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虽使尽手段推销自己,却仍如幕府末年的“浪人”难以找到“主人”(企业)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