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大王王亚樵遇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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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男王亚樵


王亚樵,字玉清,号九光,又名王鼎,一八八九年正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石磨乡)。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粗通文墨,耕读传家。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聪颖过人,十七岁时,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嗣后,王亚樵激于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王亚樵召集志同道合者,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事败后,于一九一三年亡命上海,白天做苦工,夜晚露宿街头,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一九一五年,王亚樵晋见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未许。王亚樵日后之行藏举止,由此初见端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亚樵仍坚持一己之见,活跃在上海、南京、安徽、广东、广西、香港等地,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传奇式人物。在国民党政界要人眼中,他是“暗杀党”、“帮匪”;江湖人士羡其效法孟尝门客弹铗而归,麾下举火待食者众多,侠肝义胆,誉之为“上海滩上小孟尝”;上海租界当局警务部门的档案中将他称之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刺客,若干政治谋杀案的主谋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对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具威胁,戴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大患:”


王亚樵致力于暗杀,无论是手段还是目的,都与中国共产党并无共同语言。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是同情的。据王亚樵当年的学生、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华克之回忆:一九三一年底,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红旗日报》被查封,华克之因而向王提议:“九哥,你买个印刷厂送给共产党吧,你就给革命立了盖世之功。”王二话不说,不出三天,筹款万元交华转递,使《红旗日报》得以继续出版。一年后,印刷厂又遭查封,王亚樵再次解囊,赎出被关押的工人并安置好他们的出路。此外,王亚樵还曾为去延安的同志提供路费,出资援请律师帮助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等等。


初试杀人刀


王亚樵首次暗杀行动的对象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徐国梁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徐国梁手下有七千余警察,镇压爱国人士不遗余力,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王亚樵决定拿他开刀。同年十一月十日,王亚樵选派部下李达生,化名李一鸣,伺机将徐国梁刺死。此后,王便离开上海,接受反对直系的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委任,前往湖州担任浙江纵队司令。戴笠当时在他手下任中队长,奉王亚樵为师,按江湖习惯尊其为“九哥”,执礼甚恭。一九二四年十月,卢永祥被齐燮元打败,王亚樵、戴笠同去广东,适黄埔军校招收六期生,王亚樵便把戴笠引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大肆追剿持不同政见者,王亚樵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从此致力于反蒋。


大亨何足道


旧上海尽管帮会林立,但莫不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之鼻息,唯独王亚樵使大亨们伤透了脑筋。蒋介石在上海的支柱之一、杜月笙曾告诫他的党羽,碰到王亚樵那伙人,让他三分为上策。杜大亨何以如此委曲求全?盖因他在同王亚樵的较量中有过教训。


一九一三年,王亚樵亡命上海后,很快便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树立起威信,成为安徽帮首领。他利用帮会收徒弟的方式,扩大势力,拥众数万。帮内的一些亡命徒,还组织了“斧头党”,其他帮会势力莫不忌惮一二。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原由李鸿章开设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总办。赵接手后,马上对招商局进行彻底的人事改组。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字伟侯),名义上仍是董事长,但已大权旁落,徒有其名了。招商局自开设以来的几十年一直为李家独占,岂肯轻易交出权柄。李国杰托人找到王亚樵,请他设法干掉官方委派的赵铁桥。允诺一旦李家收回权柄,即把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的用人权和营业收入归王所有。王表示同意,遂于一九三0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指派徒弟王干庭、牛安如、夏绍恩等人,在十六铺招商局大门口,将赵击毙。


赵铁桥死后,李国杰经多方努力,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夺回招商局大权。于是兑现前诺,把“江安”轮交与王亚樵。“江安”号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张延龄自恃后台强硬,拒不卸命。双方僵持。王亚樵于是派人乘夜将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炸了个大窟窿,以示警告。王亚樵认为,杜、张虽势力雄厚,但妻妾成群、资财连城,断无同人抵死相拼的勇气。事情进展果如王亚樵所料。可是,张延龄仍不肯就范。王亚樵再派往众数百人,手执小斧头,上船逼张延龄交卸。张逃进杜家求助,杜怕招惹王亚樵,着其立即交船,张延龄不得已只好从命。


王亚樵收回“江安”轮后,进一步向杜月笙提出平分上海江、海轮买办职位的要求。杜月笙虽肉痛至极,心犹不甘,但最后还是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


一九三二年,王亚樵因组织“铁血除奸团”谋刺宋子文案发,暂避香港。此时杜月笙的一个在上海浦东私设吗啡制造工厂的门徒,因同职工有矛盾而将该职工毒死。职工家属得知后,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结果也遭暗算。王亚樵闻讯后,寄函杜月笙询问。杜未作复。王再函,杀杜之意流溢字里行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杜接函后马上慌了手脚,多方托人斡旋、疏通。王亚樵因避居香港,行动不便,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这才停止追究。


据上海市档案馆现存档案记载,这年11月,上海英租界警务处以王亚樵涉嫌上海市北地区多起暴力事件而将其等23人逮捕,宋子文闻讯后,托海关主管专程给警务处送去2000大洋,作为对两名有关警探的奖励。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也专门去信警务处,以示感谢:因证据不足,奉行英国法律的租界当局最终还是对王亚樵网开了一面。


谋刺三魁首


行刺宋子文、蒋介石和汪精卫是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王亚樵主谋了在上海北火车站刺宋一案,但因事先侦察不够缜密,竟误将同样戴着巴拿马帽的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乱枪打死。宋案后,王亚樵深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除蒋之心更切。蒋介石上庐山,他们也上庐山。因为戒备森严,身上不能带武器,他们就把手枪拆开,塞进金华火腿,外以盐泥封口,由王妻王亚瑛带上山。后因不能近身,庐山刺蒋未果。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在上海挑起战端,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王亚樵宣布成立抗日义勇军,集合三千人马,开赴太仓战场。后又改为救国决死军,选拔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派水手携水雷炸伤“出云”号军舰。跟随王亚樵多年的司机王阿毛,所驾车辆被日军强行征用,愤恨之中驾车冲下黄浦江,和强行登车的几十名日军同归于尽。淞沪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王亚樵义愤填膺,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要员十余人或死或伤。


一九三三年冬,王亚樵赴福州参加蔡廷锴、李济深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秋,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华克之等爱国青年在王亚樵的支持下,决心刺杀奉行亲日投降政策的蒋介石、汪精卫。十一月一日,华克之等如期发难,蒋介石因未到场,免于一死;汪精卫遭到狙击,连中三枪,身负重伤,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终因旧伤复发而不治身亡。


王亚樵的活动,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严重干扰。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一九三六年的一份报告说:“王亚樵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近几年,一直是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威胁,中央政府曾以十万元悬赏缉拿。”蒋介石惊魂不定,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命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


命赴黄泉路


戴笠清楚,他若交不出王亚樵的脑袋,将无法向蒋介石交待,于是派出大批干员,悬赏十万大洋,海内外到处缉拿王亚樵。


王亚樵的一些旧友部属连遭逮捕,形势险恶。王亚樵不得不由上海取道香港,然后改乘小火轮,转至梧州避险。


梧州位于广西桂江与西江交汇之处,广西李济深当局时与蒋介石集团若即若离,保持半独立的状态。省政府不仅接纳了王亚樵,将其安排在李济深老家梧州龙圩,并按月支付生活费。戴笠鞭长莫及,一时奈何王亚樵不得。


王亚樵住在西江北岸、桂江东岸的一幢小楼里,斯时已派人前往延安与共产党接头,正待回音,期间曾填词一首《念奴娇》,以谴志抒怀: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迄今为止,这是尚可见到的王亚樵唯一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对家国沦丧、兵燹连年的悲愤怆郁之情,浸透字里行间。


王亚樵住在梧州的日子久了不免疏忽。戴笠留停香港,为铲除王亚樵日日处心积虑、寻隙下手。戴笠手下有一个特务陈质平,外号“拉马天使”,是一个引诱、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王亚樵原有个副手名余立奎,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就追随王亚樵担任过抗日义勇军(后改称决死队)的副司令,一九三五年又卷入了对蒋、汪的暗杀行动,案发后不幸在香港被捕。余立奎被捕后,其妾余婉君仍滞留香港,并不时受到王亚樵在经济上的接济。余婉君舞女出身,生性浮浪,为消遣,时常光顾交际场所。不期与陈质平相遇。陈巧言令色,挥金如土,终于讨得欢心,将她引诱过去。戴笠答应她捉到王亚樵后,即将余立奎释放。该妾为情所惑,为利所诱,以十万元大洋的价格,把王亚樵卖给了戴笠,答应在刺王行动中充当内线。于是戴笠命手下特务王鲁翘,在广州特备一艘小汽艇,先后三次试航梧州,以确保万无一失。


九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迁居梧州后,即同特务联系。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王鲁翘偕助手岑家焯,乘汽艇直赴梧州。午后,两人到达目的地,同余女接上头,然后静待日落。当日,余婉君找到王亚樵,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黄昏时分,王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特务原想生擒王亚樵,见势不可能,即改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命绝。特务又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


对于余婉君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说事后余女赴港领赏,只得一万五千大洋,陈质平连面都没露。那女人大骂:“陈质平杀千刀!蓝衣社不讲信义!”另一说称特务们在撤离现场时将余一并击毙,伪造成情杀案的假象,混淆视听,迷惑世人。


一九九一年,王亚樵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一九九七年回乡安葬。后又于一九九八年重修其墓园,再镌其碑碣。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为其盖棺论定。


摘自:《档案春秋》2006年第3期 作者:尤乙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尤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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