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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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吗?

王子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是辉煌的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30年来,粉碎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赢得了长期的持久和平:抗击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包围、封锁、侵略,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使全国人民过上了长期的和平、安定的生活;高举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旗帜,支持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了和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可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以来,有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反毛、非毛化的浪潮,攻击、诬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什么“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是关起门来搞运动,搞的是运动经济”;“邓小平到联合国开会,住宾馆的外汇都没有,把全国外汇集中起来都不够”,看不到资本主义的进步,还是按马克思、列宁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看不到四小龙的发展”,“没有派高级官员到西方考察过”等等。他们根本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许多诬陷不实之词,长期以来,人云亦云,谎言说一千遍就能成了真理。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可以欺骗于一时,不可能永远被欺骗,现在我就对毛泽东时代是“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这些谎言谈谈我的看法,希望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共同研究。


一、是中国“闭关锁国”还是美国“封锁、禁运”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平等互惠、尊重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早已昭告天下。


1947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指出:“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1134页),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的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1325页)


1949年6月13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1353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发表的建国公告中,向各国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向各国政府发出公函,当天就对仍在我国有大使馆、领事馆的国家送达了公告和公函。开始有一批国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49年底已有25个国家和新中国建交。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五、六十年代,有不少亚州、非州的发展中国家还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先后和我国建交。1972年随着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当年有18个国家和我国建交。从此,全世界除少数几个国家还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我国政府没有对任何愿意和我国往来的国家闭关,也没有锁国。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对我国革命的胜利极为仇视,他们对我国实行军事上入侵、包围,政治上孤立、打击,经济上封锁、禁运、制裁,拒绝和我国往来。1950年6月入侵朝鲜,逼近我国鸭绿江边,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我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我们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


同时,于1950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5月1日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1952年9月,美国又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作为执行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专门机构“中国委员会”,这个机构制定的对中国的禁运项目达500多种。


美国政府禁止和我国的一切往来,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美国政府有严格命令规定,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他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车子相撞时才会见面”,多大的仇恨?时至今日美国仍禁止一些高技术产品对我国出口。


究竟是美帝国主义闭了中国的关,锁了中国的门,妄图通过封锁、禁运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还是毛泽东搞了“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为什么要颠倒黑白,把“闭关锁国”的帽子安到毛泽东头上呢?因为他们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所以要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他们以“老干部”、 “知识精英”自居,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艾奇逊所称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我们要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制裁近30年,禁止和我国往来,交往都不行。我国能引进他们的技术、资金吗?我们能让他们来我国办工业、办商业、办银行,搞土地开发吗?我们能派高级代表团去考察吗?能派留学生吗?能像四小龙那样搞来料加工吗?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曾得到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引进项目、引进技术、聘请专家、派留学生、派工人去学习,搞的很好。后来因为赫鲁晓夫妄图控制我国主权,遭到毛主席的拒绝,决定停止援建项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和美国采取了同样的封锁、制裁办法,给我们增加了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只有硬着头皮顶住,走自己的路。


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独立自主地,建立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立足于提升自主产品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反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错误方针。


二、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光辉的三十年


旧中国100年的外交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统治的历史,是任人宰割的历史,中国人民受尽屈辱和欺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但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必然要联合起来破坏、捣乱。所以维护国际和平,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独立主权,处理好国际关系,确立自己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是国际斗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周总理以高度的外交智慧,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有理、有利、有节,进退自如的外交艺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确立了自己泱泱大国的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称道,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我国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既未“闭关”,也没有“锁国”,可以说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外交是光辉的三十年,胜利的三十年,改变世界的三十年。


(一)坚持“一边倒”改变了世界格局,稳定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有很多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毛主席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这对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是很大的打击,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次日苏联政府决定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毛主席于11月8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这件事给了我们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无疑这是对我国一个重要的国际支持。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访问期间受到苏联领导人的热情接待,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苏联政府宣布废除了同国民党政府所订的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保卫亚州和世界的和平,对我国的安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协定,苏联对我国援建工业项目156项,派遣专家1.8万多人次,仅1957年就有2289人来华。


1953年6月4日又签定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议》这一协议的执行奠定了我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为我国自行制造海军舰艇打下基础。


1949年4月,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1954年赫鲁晓夫向毛主席提出,要中国参加,毛主席回答:“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发展建设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防碍建设的进展。”中国只参加活动,不当会员。1959年为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设长波电台问题,遭到毛主席的拒绝,同时我党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批判,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撕毁合同,停止了援助,撤走专家,逼还贷款,对赫鲁晓夫的霸权主义行径,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打开中美关系,再次改变了世界格局,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毛主席、周总理是十分重视和美国的关系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毛主席曾三次向美方人员提出访问美国,希望和罗斯福总统商谈抗日战争和抗战以后的问题,都被美国拒绝。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曾派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访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以私人身份到北平和毛主席、周总理会面,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一再错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写给杜鲁门的信。毛主席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几篇评论进行了反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美国成了交战国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完全是美国政府的亲蒋反共政策造成的。1955年7月美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我国政府表示同意,从同年8月开始举行,以后改在华沙举行,断断续续谈了15年之久。


从七十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尼克松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放出愿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毛主席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对尼克松政府作出积极的回应。在1971年春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


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重要的一步,这一举动引起了世界轰动,被称为著名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了大球。


接着1971年1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在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会见了尼克松。周总理和尼克松会谈,于2月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突破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为中国打开新的外交局面创造了前提,毛主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利用矛盾,区别对待、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尽力改善和他们的关系。


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对我国有很长的侵略史,1949年我军渡江时,英国军舰曾闯入解放军防区,并开火,解放军予以反击,重创“紫石英”号,击伤增援的军舰三艘。从此,英国的“炮舰政策”在中国走到了尽头。


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我国,1954年6月和我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我国在英国设有中国银行分行等机构,有贸易往来。


法国和美国有矛盾,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接见法国的政界人士,1957年曾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戴高乐上台以后,富尔受戴高乐委托,于1964年1月再次访华和我国商谈建交问题,谈到台湾问题时发生困难,为了照顾法方的困难,我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双方达成三项默契:1.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他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法国也相应撤回他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的中、法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只有中、法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两句话。这样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也照顾了法方的困难。


中、法建交,世界震惊,被西方舆论喻为“外交核爆炸”,受到各国的普遍好评,只有美国强烈反对说:“这是戴高乐在美国的伤口上捅了一刀,而且捅得很深”。中、法两国建交以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其他西方国家,1950年和瑞典、瑞士、丹麦建交;1954年和荷兰、挪威建交,其他国家都在1972年建交。


(四)促进中、日民间交流,以民间促官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1952年4月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政府采取了敌视的政策,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采取了大力发展民间交流,扩大民间往来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5月到1950年10月在日本陆续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联盟”、“中日贸易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团体,这些组织曾派出不少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谈判贸易。1952年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等来中国访问,和我国签定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60年8月周总理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三原则:1.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挠中日两国关系的恢复。1962年9月和11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和自民党议员高崎达之助相继访华,高崎和廖承志签订了《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1964年4月双方就互派执行备忘录贸易代表和互设联络事务所及交换新闻记者交换了会谈纪要。1971年2月双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中国提出中日贸易四项条件,古井喜实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中日贸易虽然一再受到右翼势力的打击,但一直在发展,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贸易总额达10.4亿美元。


为了争取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就将滞留我国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遣返回国。1958年将在抚顺等地关押的日本军人,伪满州国人员共1069人,其中1017人免予起诉,不久归国。52人判决有罪羁押,也于1958年提前释放回国。他们回国后对推动中日友好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3年7月日本九州遭受大水灾,中国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提供1800万日元的巨额捐款,广大日本人民被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所感动,对推动中日人民的友好往来,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给日本极大震动,1972年7月田中角荣新内阁组成,9月下旬即访华,9月29日周总理和田中签署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关系。


(五)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蒋介石集团所窃居。对此,我国政府曾多次进行斗争。


1971年10月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于10月25日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宣布这一结果时,整个会场立即沸腾起来。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有了发言权。


当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会议组团参加。亲自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指示送行规格“宜高一点”,周总理亲自送行。当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会时,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程,纷纷登台发言,对中国代表团热烈祝贺和欢迎。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的地位。


(六)积极促成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解决周边两大热点问题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要努力促成政治会议的召开,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两个亚洲地区的热点问题。决定展开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毛主席在致金日成的电报中说:“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和平协商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对参与国家,开会形式、地点都提出具体意见。得到苏联等国的支持,在联合国提出后遭到美国拒绝。


与此同时,1953年9月苏联政府就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建议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在1954年1月在柏林举行法、英、美、苏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得到英、法两国赞成,美国也不得不改变态度表示同意。决定于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毛主席,党中央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任命周总理为首席代表。经过周总理在会内、会外的活动,会议取得重大的成果,1954年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宣言》,与会国对会议结果都表示满意,只有美国表示不满,没有在宣言上签字。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的身份和平等的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表明新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的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的重大成果。


(七)发展和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毛主席、周总理十分重视发展和亚非拉美国家人民的友谊,支持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毛泽东时代和亚非拉美的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1963—1965年周总理曾三次出访非州,提出中国和非州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各方面给予了非州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得到非州国人民广泛的拥护和好评,许多非州国家领导人多次访华,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71年二十六届联大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76票赞成,其中26票来自非州。


(八)促成万隆会议召开,推动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两个有影响的亚州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54年6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外交方针概括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了声明。


与此同时,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对会议能否召开存有疑虑,在是否邀请我国问题上存在分歧,毛主席、周总理在和尼赫鲁·吴努谈话中表明了我国愿意参加,并促成会议召开的态度,作了耐心的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当邀请我国问题出现分歧时,吴努表示,如果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也不参加,最后会议决定邀请我国参加。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有亚非29国代表参加,我国政府派出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排除了个别国家的分裂活动,争取团结了大多数。4月24日会议圆满结束,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政府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4月23日,周总理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非律宾、泰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得到与会国家的好评,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声明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出色表现,使一些国家改变了对我国的看法,转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开创了新的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大大提高。


(九)维持港、澳现状的战略思考


毛主席早在1947年在延安就在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问题,考虑我国这个大陆国家和海洋的关系问题。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来了解中国局势和未来走向时,毛主席指出“大陆上的领土解放比较好办……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解决或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个地方原来的地位,特别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等于揪住了英国人的一根辫子,等于打开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缺口,为我国从大陆国家跃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根据这样的思考,1949年以前的政策是“维持现状”,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是多么正确的决策。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攻占深圳,未过罗湖桥,香港气氛紧张,我方通过秘密渠道,向港英当局传递了周总理提出的三项条件,主要内容是:1.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2.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港英政府接受了上述条件。


这样我们把港澳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美和西方世界的通道,作为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和西方世界发展贸易,打破西方封锁、禁运的阵地,据统计1948年香港与中国内地贸易为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入超1.5亿港元,1950年香港对中国内地贸易从入超变为出超5亿港元。


我国在港设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银行、华润公司等机构,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广大民族工商业者,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十)举办广交会发展对外贸易


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大量的建设物资需要进口,进口物资需要外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我国于195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以后改名为“广交会”,每年举办春秋两届。


广交会初期主要是港澳、东南亚地区,后来扩张到欧、美、大洋州、非州国家都来参加,到1976年时,当年秋季广交会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有15326人到会,进出口成交达15.89亿美元。在这届广交会上我国展出了数控加工中心,彩色电影电视设备,六十路报低传真机,“世界屋脊西藏”的煤炭等让外国惊叹不已的商品。


广交会对进口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设备、技术、物资,对我国出口物资,换取外汇,对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促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功不可没,至今已办了100届,他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十一)规避汇率风险增加黄金储备


20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美元和黄金脱沟,美国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陈云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1973年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把这些外汇买入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一批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到1974年增加到1280万盎司,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十二)、大批进口化肥打破西方对化肥的垄断

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加快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的计划,需要增加化肥进口,当时日本和欧州都看好和中国做化肥生意,双方私下达成协议,当时世界市场硫化氨每吨是48美元,给中国的折扣限制在每吨5美元之内(43美元),我方断定他们是漫天要价,采取了首先争取从欧洲突破,谈判结果供给中国320万吨硫化氨,名义价格每吨48美元,卖给中国为每吨34美元。


当然,对日本也要争取,因为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和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开始了进口化肥的协商,和日本谈判结果,又从日本进口150万吨硫化氨,价格和欧州一样,也是每吨34美元,仅这两笔交易中国就少花外汇6600万美元。


60年代以来,我国进口化肥逐年增加,1964年40万吨,1965年50万吨,1967增加到94万吨。化肥的大量进口,对粮食的增产,对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三)“四三引进方案”从西方引进大批项目和技术


1972年国家计委拟订了一个引进方案,拟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的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制造技术。这次大批引进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这次引进是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样大的集中外汇支出,主要是通过石油出口和广交会上的出口贸易收入取得的。


这些项目在70年代中期陆续建成投产,他对我国工、农业的发展,对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问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引进项目投产,1978年以后能解决全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吗?


(十四)人民银行开办外汇贷款,支持出口商品生产

为了支持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支持大批引进项目和进口物资,中国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73年开办了外汇贷款,1973年4月乔培新副行长到天津调研外汇贷款试办情况,认为效果很好,肯定了搞好外汇贷款的重要性。


从1973至1978年的六年间,仅天津市办理发放外汇贷款达2000多万美元。以后发展速度更快,通过外汇贷款支持了出口商品的生产和企业的技术引进。以天津为例,通过外汇贷款,对重要的出口商品海鸥牌手表、飞鸽牌自行车,梅花牌运动衣、白玫瑰牌针织衫裤、长城牌牛羊午餐肉罐头、大桥牌电焊条等32个名优产品都给予了外汇贷款支持,对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外汇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五)向外国学习问题


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十分重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的,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向苏联派出了各行、各业的留学生有1.8万多人,还有很多人是到工厂、企业进行短期的培训学习,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骨干。


我们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东西。1956年讨论毛主席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时,周总理提出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技术,毛主席表示赞成说:“无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要派去。”可惜当时没有条件去。1971年6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800名新生。毛主席在和周总理、姬鹏飞等谈话时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对从资本主义家学习回来的老专家,新中国对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这也可以说明对学习外国的重视。


(十六)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让干部了解世界


《参考消息》早在1931年11月7日于江西瑞金创刊一直是为党政军高级干部阅读。1956年11月毛主席倡议,扩大《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同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党内外干部,计划发行数由原来的2000份增到30-40万份,从1957年3月1日改版发行。


1958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高等院校的学生,让他们经常阅读《参考消息》经常比较敌我两方的宣传。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每个问题都有对立面,这样才能培养他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毛主席在和吴冷西的谈话中指示:“《参考消息》要总结一下,可以再行扩大,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到后来实际扩大到所有干部,订阅数达到80万份,这对干部开扩眼界,了解世界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我国外交工作坚持的原则


从以上所列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时代决不是有些人诬陷的是“僵化”的、“封闭”的“闭关锁国”,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制裁,为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国家的安全,为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斗争中坚持了以下的原则:


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

1949年1月毛主席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最后也是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是我国外交工作最根本原则。”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含糊,妥协退让,在和苏联关系问题上,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毛主席也没有退让,在赫鲁晓夫时期为了国家主权,不惜断绝往来以至一战。对美国更是一直坚持斗争,直到美国承认我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


二是、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

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要坚持原则,而在实际工作中情况是复杂的,有些问题既要看到国家利益又要看到世界和平大局,既要看到眼前利益,又要看到长远利益,既要看到自身利益,又要照顾对方处境。这就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党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和英国、法国建交的作法上都是这方面很好的具体表现。


三是、坚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

1958年8月英国工党领神艾德礼访华时,毛主席接见了他,和他谈到和平共处问题是说;“难道只能和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只需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曾问毛主席:“将来中国成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强国,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您的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的话外之音是认为到那时中国将向外国发动侵略。毛主席告他“中国绝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强加给别的国家,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和欺凌,我们只要求外国不要干涉中国的事情”。


四是、互利互惠,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边国家有些人对我国有恐惧心里,怕中国对他们进行侵略。因此,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是高举和平友好的旗帜,特别要争取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重点加强了和印度、缅甸的关系,周总理访问了印、缅两国。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毛主席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交换意见。毛主席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毛主席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围绕和平共处谈了很多,他说:“国家无论大小,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无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吴努对毛主席的谈话深受感动说:“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从此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泰国等周边国家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五是:支持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要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是破坏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根沅,是战争的根沅。所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霸权主义行径,我们支持朝鲜人民、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非州人民民族解放的斗争,在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广泛的支持。


回望毛泽东时代对外关系的三十年,可以说思想是解放的,对外是开放的,原则是坚定的,策略是灵活的,成就是辉煌的。毛主席、周总理纵观国际风云变幻的战略眼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举重若轻、进退自如的斗争艺术,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认真的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200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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